第一类：可以说是消极的，以我个人为例，我民国六年回国，当时立定志愿不干政治，至少二十年不干政治。虽然真的过了廿一年才干政治，但是不到二十年我却常常谈政治，先后我参加或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和《新月》等政治性的杂志。因为忍不住不谈政治，也可以说不能不问政治，个人不问政治，政治却时时要影响个人，于是不得不问政治。
我只是学弥尔（J.S.Mill）。这是一位十九世纪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还可以说是大思想家。中国有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就是他划时代的巨著。这是一个天才；三岁能用希腊文作诗，五岁能通拉丁文。由于家庭教育好，使他受教育的时期缩短了二十五年。弥尔先生有肺病，但是他活到六十多岁，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参加实际政治，但他一直在自己的本位上写政治论文、批评实际政治，他的著作给英国政治以很深的影响。而如今有人称他为自由党“精神上的父亲”，工党“精神上的祖父”。弥尔这种批评政治，讨论政治的精神，我们可以学习，也是我们所能做的！这是指个人方面。
此外，团体方面英国有个费边学会（Fabian society）。费边是缓慢的意思。费边学会可以译做绥进学会。他们研究社会主义，反对激进的政治主张，时常讨论、研究，出了许多小册子。结果费边学会成为英国工党真正的前身，他们的研究结果成为工党政治理论的基础。
今天我们的许多团体，像公能学会、市民治促进会，就可以学一学费边学会，就能做研究政治讨论政治的工作。
第二类我们能做的可以学美国的“扒粪主义”。“扒粪主义”起于二十世纪初年，美国有一些新闻记者感到许多大小城市都有所谓“BOSS”，我们可译为“老板”。这种人并不是大资本家，大政客，只是凭着权术、手段，经过多少年的活动，把持着这个城市的一切恶势力。所谓“扒粪运动”，就是有计划，有知识的，对恶势力常作战。根据调查的事实，来攻击恶势力，结果得以很大的效果。
我们要有扒粪的精神，不要单是喊打倒贪污，究竟贪污的证据在那里？我们可以调查，研究。在天津的人可以调查天津的机关，可以查账，没有一种假账是查不出来的。这种事，个人能做，团体也能做。
（三）步骤问题 (5)
第三大类能够做的，我也举一个例来说明：一九四四年美国有个C.I.O.P.A.C.的组织，就是美国有名的两大劳工组织之一的“工业组织联合”（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的缩写。一九四四年正是美国人民最黯淡愁苦的一年，对德战争还十分紧张，对日战争也没有结束。罗斯福总统第三任已经期满，大选快了，按惯例，总统连任三次已经空前，连任四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大局危急，人民希望他连任，这有什么办法？再两年以前（1942年）国会改选的时候，美国的有资格投票的人有八千万，但是实际投票的只有三千多万人，人民对选举不发生兴趣。国家大局交给谁来主持呢？这时C.I.O.P.A.C.做了两件事情，一是鼓吹人民参加选举，踊跃投票，一是做候选人调查。他们认为好的人，把他过去的言论，行为，事业成就，调查清楚，然后公布出来，让选民有明白的认识。对他们认为坏的候选人，也把他过去的行为过失，荒谬言论，搜集起来公布给大众。这两种工作似乎很简单，但这工作教育了美国人民。当时许多自由主义的教授、专家都来参加这个工作。其结果，不仅是使C.I.O.P.A.C.本身的组织加强，同时使一九四四年选举投票的人数增加到五千多万人。许多老的议员都落选，议会里添了许多新人物。这是这个P.A.C.努力的结果。这种工作，我们目前就亟须做，这种是我们能做什么的第三类的答案。
以上所谈的三大类来讲，第一是消极的研究、讨论，来影响政治，个人、团体都能够做。第二是要不怕臭，努力扒粪，调查，揭发，总会使政治日渐清明。第三是以团体的力量做大规模的调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动了选举，积极促进了政治。
这三条路都是有成绩的，都可以训练我们，促进我们达到两种目的：一种是“公”，一种是“能”。做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可以得到“公”、“能”的好社会，“公”、“能”的好政府。
对立法院的寄望
院长，副院长，各位委员：
诸位今天这样的招待我，真是我莫大的荣幸。多年来我在国外跑来跑去，受立法机关的招待只有两次，一次是我任驻美大使的时候，新泽西州（New Jersey）州长爱迪生先生（J.Edison）——大发明家爱迪生的儿子，邀我在新泽西州的两院联合会讲话。第二次是一九四九年，我到美国路经檀香山的时候，夏威夷议会邀我在上下两院分别讲话。夏威夷虽还不算是美国正式的一州，但议会也是民选的。我国和日本在夏威夷都有很多侨民。很有趣的夏威夷上院议长是日籍的美国公民，下院议长是中国籍的美国公民。那时正是我们国家多难的时候，我个人能够先后受到这两个地方的立法机关的招待，并跟他们讲话，实是一件荣幸的事。而今天我们中华民国的立法院给我以这样盛大的招待，更是我莫大的荣幸，我非常感谢，我觉得不敢当。请诸位接受我最诚恳的谢意。立法院的同仁中有很多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志、老同学。有这机会见面，我也很高兴。
刚才院长给我出了两个题目，要我报告国外情形，又要我谈谈国外的立法机关。我很惭愧，觉得这两个题目对于我都太大。
行宪立法院成立了四年多。在座有许多是制宪的国大旧同仁，我们回溯历史，当还记得制宪时的困难情形。中华民国宪法就是那时制定的。说到宪法我觉得我们的宪法有许多地方与世界的宪法很不相同，有一些规定是别的宪法所没有的。譬如在立法机关之外有国民大会这个重要组织，别国宪法里很少有这样的规定，同时，立法院监察院也不完全和西欧英美系统的两院议会相同，并且我们的立法院是没有法子解散的，立法院可以倒阁（行政院），而内阁不能解散立法院，这也是我国宪法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条文。我不懂宪法学，没有学过政治，以我外行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立法院的地位是最特殊的，是最高的立法机关，在宪法的保障之下没有法子被解散。
刚才院长说立法院只有四年多的历史，好像是自谦幼稚。以我这个虽参加制宪国大，但没有学过宪法学，没有学过政治的人的观察，觉得这四年来大家已经创立了中华民国立法机构的好传统。这个传统，有些是宪法所规定的，有些是诸位在议会的规则里创制的。其中有几件也是很特殊的，例如委员有五分之一的人数出席便可以开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尤其在这几年国家危难，大陆整个崩溃的时候，大家奔走离散，以五分之一为开会的法定人数，是很有道理的。恐怕当初订这条规定时并没有想到将来会发生作用。这是一种很好的“遗风”，值得将来保留的。
关于这一点，许多朋友们谈到英国议会的开会人数，英国下院有六百余议员，以前只要有三四个议员到会便可以开会，后来改为有三十至四十人到会便可以开会。我们立法院规定有总数五分之一的委员出席便可以开会，是很聪明有远见的。还有一条规定，我当初是很不赞成的，在行宪的那一年，我从北方到南方，立法院的朋友告诉我立法院的表决是规定无记名的，我听了以后，觉得这是值得严重考虑的。议会的代表是代表区域选民或代表职业团体，对于议案的表决，应该有对区域选民对职业团体负责任的表决方式，如点名的方式。国外议会对于普通议案的表决，是由议长用口头表决（Viva Voce），赞成的说“是”，不赞成的说“否”，然后由议长宣布：多数通过，或多数不通过。至于重要议案则只要一个人提议要点名，议长便要采用点名方式表决。
当初立法院定无记名投票这条规定，我所以不赞成，因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代表全国各区域各职业团体，代表人民，代表各党各派，会议时对一个议决案，意见不一定一致，记名表决，可以看出那个党，或者那些人的意见，有个负责的表示；有了无记名表决的规定，恐怕将来养成不负责的现象，使一个党，对他们的党员无法控制了，人民也没有办法来追问他所选出的代表对于某个法案是赞成，还是反对，负了什么责任。我这个意思，曾明确地和政府以及立法院的朋友谈过，无记名表决的规定，是世界各国议会最特别的一条。但是这一条经过立法院几年来的运用，使我最近的思想，少许有了一点转变。最初中华民国立法院定这一条也许觉得不很合理，但由于诸位先生以公道态度来运用它，也许在世界各国议会中，可以保留了一种特殊的传统，特殊的遗风。因为在今天的中华民国没有对立的党，只有一个大党在立法院占绝大多数，在这个时期这一条对少数人也许是一个保障。我从前的看法错误了。诸位先生在实验中，采取了这一条规则，由于这条规则的运用，也许能做成功中华民国立法院优良的起点。
张院长要我介绍一点外国的议会制度，我简单说一点最不合理的外国议会制度。就英国议会来说，它是各国议会之母，为议会的老祖宗，下院六百多位议员，而议席上铺着红毯子的凳子，只有四百个座位，最多只能容三分之二的议员。虽然在二次大战中，议会被炸，修建以后做了新的凳子，但是英国人很守旧，仍然是那么多座位。座位不足人数。当开会的时候，最初只要有三四个人就可开会，后来规定到二十人，三十人，现在规定十分之一也只要六十人就可开会。许多议员都常在国会的餐馆休息，听到表决的铃声的时候大家才进会场，赞成的站在一边，不赞成的站在另一边，分队表决。表决完了，又回休息室休息。他们的传统遗风没有过半数的规定，实行了几百年，还影响到别的国家放弃过半数开会制度。像中华民国立法院采用五分之一的法定开会人数，倒可以树立一种好的遗风。
还有一个最不合理的制度，就是美国参议院会议通则的一条规定，即讨论不能中止。这个规定与众议院规定不同，因为参议院议员是由各州选出的，每州二名，最初十三州只有二十六个议员，都是各州孚人望的元老，坐在两张桌子旁边面谈，在大家讨论到没有话说时，大家心悦诚服，再来表决。所以有这个规定，这本来是客气的意思。可是这种传统，后来变成对参议员的重要保障。他们一个案子，只要有少数一二个人反对，他要阻止案子通过，只要取得发言权，就可以无限制的说下去。说了三五个钟点，疲倦的时候还可以让给别人发言，略作休息再来继续发言。这样拖延下去，甚至拖延几日之久，拖到会议闭会的时候案子不能通过，无形的延搁起来。这种捣乱（Fili bustering）办法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就曾看到威斯康辛州参议员拉？佛莱特（La Fallet）等以九个人反对一个案子，应用这个办法阻止了一个议案的通过。那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参议员中一些爱好和平的，反对威尔逊总统参战，所以用这一条规则来反对他，到后来政府运用参议院的多数，才好不容易把案子通过。
当时大家觉得这条规则殊无道理，对于会议的进行有障碍，但是还有保障少数的作用，结果只对这条作一个修正，规定有十六位议员的提议，经全体议员三分之二的赞成通过，才可以限制讨论，限制每一位议员的发言时间不得超过一点钟。计算一下参议院的九十六位议员，每人发言一点钟，需要九十六点钟，讨论一个问题，如果经九十六点钟的讨论，要有四天四夜，除了每天的休息时间之外，最少得要八九天的讨论，才能说完。他们这种规定，虽然不合理，可是现在实行了一百六七十年，还没有办法把它废止，其原因就是能在特殊情形下，发生某种保障少数的作用。
当我还在美国作学生的时候，时常看到参议院有人反对某一个议案发表许多演说，今天说了，明天再说，明天说不完，后天又说，我就想过，为什么不能定一个法律把它停止呢？等到我老了一点，年纪大一点，人情世故也懂了一点，才觉得这个规定好像也有它的道理，所以觉得有许多东西我还是知道得太少。我很抱歉，因为这几年我在国外不大到各国国会去看他们开会，没有多少研究，但是过去也稍许研究过各种国会的制度。比方分组委员会的组织，各区域代表人数，以及选举年限等，觉得许多地方是值得参考的。我个人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贵院同仁能够有机会参加世界性立法机关的组织，轮流参加各种会议，至少每年能有几个人出去看看许多国家的国会组织，可以得到许多暗示，也许他们有许多方法比我们好。譬如贵院的委员会分组制度，似乎值得重新考虑，委员会太大，而且主席只是召集人，不是固定的主席，讨论专门一点的法案，往往不容易得到结论，等于一个全院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