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美国媒体为何“集体失语”
背后故事
2007年，我采访并通过新华社通稿刊发了名为《经济观察：千名美经济学家向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大声说“不”》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但让我诧异的是，对于这样一条重要新闻，美国的主流媒体保持了“集体的沉默”。
其中的原因，自然有很多，但最基本的一条，在我看来，就是这些经济学家在为中国说话。这与美国媒体的主流价值观相左，它们自然选择了忽略。如果换做千名美国经济学家谴责中国保护主义，你看美国媒体会怎么报道？
我这也不是全盘否认美国媒体的客观性。在涉华问题上，从美国报纸、杂志评论上，其实也可以看到一些为中国辩护的声音，但相对于压倒性的指责中国的声音，这种辩护之声显得太微弱了。
当然，如果往深里追究，美国媒体这么报道，也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缘故。中国毕竟是与美国和西方制度很不一样的国度，对这样的国度，美国人总难免会戴上有色眼镜来观察。
正文
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新闻领域，获得重大事件的独家新闻，往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里面既需要平时的积累、关键时候的执著，可能也需要一点运气，有的时候，也和比较微妙的新闻环境息息相关。
我在2007年采访并刊发的文章《经济观察：千名美经济学家向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大声说“不”》可能就是一个例子。这是条涉华新闻，但反映的却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的声音——1028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合签名请愿，强烈要求美国议员遵循自由贸易精神，抵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千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请愿，反对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这其中每一个词语，都是极有分量的新闻关键词，蕴含着丰富的新闻信息。尤其在当前美国对华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会人民币法案接连不断的情况下，这样反映美国主流社会声音的新闻是反击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武器。
果然，这条新闻刊发后，立刻引起美国保守派人士的强烈关注。美国保守派学者威廉姆·R.霍金斯（William R.Hawkins）在一篇反驳文章中开头就写道：“北京国营的新华社非常快速地报道了增长俱乐部在中国问题上的最新游说活动……‘超过1000多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合签名敦促国会不要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条新华社于8月3日发自华盛顿的新闻如是说。”
说实话，在有朋友最开始向我透露这一信息时，我还不是特别相信——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反对对华制裁，这不假，但1000多个经济学家联合签名反对制裁中国，这听上去好像不大可能。因为至少最近十来年，美国经济学家们就一个问题发表联名信表示看法，往往是几十个人，多的几百个，现在突然1000多个，显然不合常理。
但新闻之所以被认为重大，往往就在于其突破简单直线思维。尽管带着狐疑，我还是立刻前往发起联名信的华盛顿一个著名社团——增长俱乐部——了解情况。当时这里正举办了一个小型记者会，可能记者们不感兴趣或也一样不相信，只有几个记者前来，其中大部分可能还都是来自于社区媒体。
但事情却是千真万确：1028名经济学家已在联名信上签名，强烈要求反对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机会难得，新闻重大，这样的新闻材料对反击当前美国国会的反华逆流显然有积极而特殊的作用。我立刻抓住机会，经过联系，采访了俱乐部总裁帕特·图米和多位签名的知名经济学家，并详细了解这次签名活动的来龙去脉。
图米解释说，这次签名活动效仿的是1930年1028名经济学家上书事件。当时美国国会也在推动一项增加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法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遭到经济学家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如果该法案付诸实施，将使各国展开贸易战，这对各国经济来说都是灾难。
为施加压力，1028经济学家联合签名请愿，要求国会和时任总统的胡佛拒绝这一法案。但国会和总统没有接受经济学家的意见，结果引发股市暴跌，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美国经济的大萧条。
图米感慨地说，现在新一波的国会对华批评声浪，很不幸地显示出“国会患上了糟糕的健忘症”，而经济学家必须对这股回潮的贸易保护主义逆流大声说“不”。作为效仿，增长俱乐部联系了1000多名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立场有异，观点不同，但在自由贸易这一点上是完全赞成的，因此都欣然签名，很快就凑成了一份有1028个名字的名单。
知名经济学家、里根政府时期经济政策主要制定者之一的约翰·拉特利奇博士也是签名者之一。他对我说，他很赞成这样的事情，因此“毫不犹豫”地签了名。此外，他还将请愿信转发给了20—30个经济界的朋友，他们也毫不犹豫地签了名。
毋庸置疑，在这些签名者中，有许多是一贯对华友好或本身就在华有利益的经济学家，但很多完全是出于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支持。我对从增长俱乐部得到的名单进行仔细查对，发现其中还有4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分别是芬恩·基德兰德、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托马斯·谢林和弗农·史密斯。此外，还有不少曾担任过美国政府的部长、议员等要职的重量级人士。
在利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找到一两个或者几十个为中国辩护的经济学家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1000多名经济学家站在一起，反击国会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这至少在中美建交近30年来是第一次，在美国社会也是77年来的第二次。
这样的新闻，既是经济领域也是涉华领域的一件大事。果不其然，我的中英文稿件刊发后，国内媒体纷纷刊用。这篇新闻稿也随即被新华社总编室评为表扬稿。《参考消息》编辑部也来函要我跟进继续作深入报道，一些国内财经媒体也从该消息得到启发，联系增长俱乐部作后续报道。
这条新闻稿的成功，其中有朋友的帮助，有自己的多次采访，有顺利的一面，也有反复求证的曲折和艰难，确实来之不易。作为新华社的记者，稿件既要注重准确性，也要有时效性，还要注重独家采访性。在我预想当中，准确性因为得到了面对面的求证，毋庸置疑；时效性也应该能在世界各大通讯社里排第一，因为其他通讯社都没有记者进行类似采访。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条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的重大新闻，而且是关于现在最热的中美问题的新闻，世界其他大新闻单位，比如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者如《金融时报》、彭博通讯社等财经媒体单位都未曾有报道。我的这条报道竟然还成了全球各大媒体间的独家新闻。
拉特利奇博士后来也对我坦言，他也只看到了《中国日报》的相关报道，但该报道显然又是取自我刊发的新华社英文稿。他评价说，稿件报道得不错，但让他感到诧异和遗憾的，似乎只有新华社发了稿，世界其他大媒体竟“集体忽略”了这条新闻。
在当前中美经济关系复杂且不利于中方的情况下，获得这样一条独家新闻并向世界刊发，这是一个新闻人的自豪；但美国和世界其他主流媒体的“集体失语”，也让我反思。
这当中存在多种可能性。
第一，其他一些媒体记者确实漏掉了这条新闻。由于关注点不同或其他事情干扰，一些财经记者可能忽略了这一事件。因为就在当天，我还参加了美国一些主张与中国友好的议员提交多个加强美中关系议案的记者会，一些到场采访的财经媒体记者，并未随后出现在增长俱乐部的新闻发布现场。
新闻是一个易碎品，今天的新闻只能是明天的历史。这些记者随后可能也发现了这条新闻，但由于其已失去时效性，因此只能放弃。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不随后跟进作补充或深入报道呢？
第二，存在一些内部利益之争。拉特利奇博士对我说，在1930年的签名事件中，经济学家曾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这次他们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广告，因此，《纽约时报》可能会感到不满，拒绝加以报道。另外，也可能因为这条新闻新华社已先予以报道，美国媒体决定不再跟进。
从这种“新闻竞争规避”角度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我窃以为，美国主流新闻界还不至于为这点门户之见而放弃新闻原则。毕竟这是1000多个经济学家的联合签名，其中有4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是一条小新闻。更何况，联名信关注的是现在最热的美中贸易问题，相关的文章在美国各大媒体铺天盖地，记者不可能放弃这样的新闻。
第三，最可能的，就是故意沉默。因为就我所知，个别美国同行其实也知晓这个新闻事件，但最终却未付诸报道。是这条新闻缺乏新闻点吗？显然不是。是这条新闻不适合报道吗？可能确实有这一点，因为这一新闻事件显然是为中国辩护。拉特利奇博士就说，在当前批评中国成为时尚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对于这样的声音，美国主流媒体也似乎在有意回避。尽管在美国媒体上，仍可以同时看到批评中国和为中国辩护的声音，但这种平衡有时是很微妙的。通常批评中国的报道浓墨重彩，为中国辩护的新闻则轻描淡写，或者前者往往占据重要版面，后者则刊登于不起眼的角落。
这种沉默，可能是一线记者的沉默，也可能是后方主编的沉默，或许这是彼此间业已形成的一种默契。但这种奇怪的“集体失语”，凸显了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作为报道对象的微妙定位，这既是目前对华批评报道甚嚣尘上的一个缩影，也可能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本文发表于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