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失眠
张晓风
他落榜了！一千二百年前。榜纸那么大那么长，然而，就是没有他的名字，单单容不下他的名字“张继”两个字。
考中的人，姓名一笔一画写在榜单上，天下皆知。奇怪的是，在他的感觉里，考不上才是天下皆知。这件事，令他羞愧沮丧。
离开京城吧！议好了价，他踏上小舟。本来预期的情节不是这样的，本来也许有插花游街、马蹄轻疾的风流，有衣锦还乡袍笏加身的荣耀。然而，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股，琼林宴上却并没有他的一角席次。
船行似风。
江枫渔火，在岸上举着冷冷的爝焰。这天黄昏，船，来到了苏州。但这美丽的古城，对张继而言，也无非是另一个触动愁情的地方。
如果说白天有什么该做的事，对一个读书人而言，就是读书吧！夜晚呢？夜晚应该睡觉以便养足精神第二天再度。然而，今夜是一个忧伤的夜晚。今夜，在异乡、在江畔，在秋冷雁高的季节，允许一个落魄士子放肆他的忧伤。江水，可以无限度收纳古今往来一切不顺遂之人的泪水。
这样的夜晚，残酷地坐着，亲自听自己的心正在被什么东西啮噬而一分一分消失的声音，而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如劲风中的残灯，所有的力气都花在抗拒上了，油快尽了，微火每一刹那都可能熄灭。然而，可恨的是，终其一生，它都不曾华美灿烂过啊！
江山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唯有他，张继，醒着。夜愈深，愈清醒，清醒如败叶余落的枯树，似梁燕飞去的空巢。
起先，是睡眠排拒了他。（也罢，这后半生，不是处处都在遭排拒吗？）尔后，是他在赌气，好，无眠就无眠，长夜独醒，就干脆彻底来为自己验伤，有何不可？
月亮西斜了，一副兴意阑珊的样子。有鸟啼，粗嘎嘶哑，是乌鸦，那月亮被它一声声叫得更黯淡了。江岸上，想已霜结千草，夜空里，星子亦如清霜，一粒粒零落凄绝。
在须角，在眉梢，他感觉，似乎也森然生凉，那阴阴不怀好意的凉气啊，正等待凝成早秋的霜花，来贴缀他惨淡少年的容颜。
江上渔火三二，他们在干什么？在捕鱼吧？或者，虾？他们也会有撒空网的时候吗？世路艰辛啊！即使潇洒的捕鱼人，也不免投身在风波里吧？
然而，能辛苦工作，也是一种幸福吧！今夜，月自光其光，霜自冷其冷，安心的人在安眠，工作的人去工作。只有他张继，是没有权利去工作，也没有福气去睡眠的一个……
钟声响了，这奇怪的深夜的寒山寺钟声。一般庙宇，都是暮鼓晨钟，寒山寺敲“夜半钟”，用以警世。钟声贴着水面传来，在别人，那声音只是睡梦中模糊的底衬音乐，在他，却一记一记都撞在心坎上，正中要害。钟声那么魅力，但钟自己到底是痛还是不痛呢？
既然无眠，他推枕而起，摸黑写下了“枫桥夜泊”四字。然后，就把其余二十八个字照抄下来。我说“照抄”，是因为那二十八个字在他心底已像白墙上的黑字一样分明凸显：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感谢上帝，如果没有落第的张继，诗的历史上便少了一首好诗，我们的某一种心情，就没有人来为我们一语道破。
一千二百年过去了，那张长长的榜单上（就是那张张继挤不进去的那张金榜）曾经出现过的状元是谁？哈！管他是谁，真正被记得的名字是“落第者张继”。有人会记得那一届状元披红游街的胜景吗？不！我们只记得秋夜的客船上那个失意的人，以及他那场不朽的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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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时的成功不代表永久成功，而一时的失败也不一定是永远的失败。有时候，成功与失败之间就有着奇妙的置换，往往失败后边接踵而来的正是成功。
张继曾经失败了，但是他的失败却成就了流芳百世的成功。评价一个人的成败，应该在于他是否实现了自我价值，而不是只看肤浅的输赢。
◆挑战者的绝唱
--斯科特上尉致英国公众的信
斯科特
此次灾难的原因并不在于组织工作不当，而在于一切冒险事业都可能遭遇到的厄运。
一、由于1911年3月间丧失马匹运输力量，使我不得不推迟预定的出发日期，并将最低限度的运输物资又加以缩减。
二、在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受到了气候的阻滞，尤其是南纬83度旷日持久的大风。
三、冰川下游的软雪也减慢了行进的速度。
我们顽强地同这些不利条件搏斗，战胜了困难，但是大大消耗了粮食储备量。
有关粮食补给、被服以及各处储藏库（挖在冰川内壁、分布在到南极往返七百里的漫长路程中）的各个细节都计算得十分周密。先遣队原本可以平安返回冰川，而且粮食还会有余。但是令人万分惊讶的是，全队公认体格最壮的埃德加·埃文斯竟然中途出乎意外地病倒了。
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比尔德摩冰川并不难通过，但在我们的归途中，却没有遇上一天真正的好天气。这一点，再加上一个卧病的伙伴，就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忧虑。
我在别处提到过，我们曾穿过一个极为崎岖的冰区，埃德加·埃文斯的脑子在这儿受到了震荡，他就此病逝，撇下我们这个信心大大削弱了的队伍。气候又反常，寒冷季节提前到来了。
可是，上述各节跟在前面大冰障处等待我们的惊人意外事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我依旧认为我们归途的准备工作是做得十分充足的，至于在一年的这个季节遇到这种气候和道路状况，则恐怕是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在南纬85度86度的高峰上，气候是零下20度，零下30度。而在南纬82度、高度低于10000英尺的大冰障处，白天气温经常低到零下30度，夜间到零下47度，并且在白天行进时不断有顶头风。显而易见，这种逆境是突如其来的，而我们的不妄之灾毫无疑问是这种突如其来的严峻气候造成的（这种气候何以出现则似乎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原因）。我不相信世界上曾有人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这样一个月时光。尽管气候如此恶劣，我们本来还可以脱险的。可是我们第二个伙伴奥茨上尉不幸又病倒了，加以沿途各储藏库的燃料有所短缺（我至今还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最后一个原因是，离我们期望得到最后一次补给的那个储藏库还有十一英里之处，我们又遇到一场暴风雪。
世界上绝对不会再有比我们最后这个打击更不幸的遭遇了。我们来到离我们所熟悉的“一吨营”只有十一英里的地方时，剩下的只有煮最后一顿饭的燃料和两天的粮食。
四天来我们无法离开帐篷--狂风在我们四周怒吼。我们身体虚弱，写字很困难。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对这次探险毫无悔意，因为它显示出英国人能吃苦耐劳，互相帮助，并一如既往那样，能以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去面对死亡。我们明明知道有风险，但还是顶着风险干；是情况发生了逆转，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怨天尤人，只有顺从天命；但还是决心尽力而为，至死方休。然而，既然我们是为了祖国的光荣而自愿献身于这项事业，我在这里向我们的同胞呼吁，要求大家对我们的遗孤加以适当照顾。
如果我们能够活下来，我本想把我的伙伴们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事迹讲给大家听。它一定会深深打动每一个英国人的心。如今不得不让这些潦草的札记和我们的尸体来讲这些事迹了。但是，毫无疑问，像我们这样一个伟大而富有的国家是一定会对我们的遗孤适当照顾的，一定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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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南极探险家斯科特写这封绝笔书信时很冷静、镇定、理智、不畏不惧、无怨无哀，做好了从容平静地等待死神光临的心理准备。在最后的一刻，这些面对死亡的英雄依然没有让“人”这一崇高的形象受到丝毫玷污。
英雄这一崇高的称呼并不天生跟成功者联系在一起，有的时候，失败倒反会让一个崇高的身影更加崇高。
◆竺可桢：“浙大保姆”
张 伟
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气象学家，曾任浙江大学校长。
在任校长之前和之后，竺可桢一直是以气象学者为人所知。因此，1936年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被视为他人生路上一次意外的拐弯，而且“一出手，就如此漂亮”。
这位校长，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
这正如竺可桢在就任声明中所言。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结果，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净”，也有人认为，这得益于他作为科学家所强调的“只问是非”的科学精神。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就任校长时，他曾提出“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
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荷枪实弹，竺可桢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
到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
书评家马勇曾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
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而当时的竺可桢，总是以高尚的道德鼓舞学生。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起这位老校长说过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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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等教育曾有过一段后世难以企及的辉煌，这段荣耀和许多响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蔡元培、蒋梦麟、罗家伦、胡适之、梅贻琦……竺可桢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大学校长。他们既是各自专业领域内的行家里手，又是优秀的管理者，更是富有超凡魅力的活生生的人。
他们的成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