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意见，多半在早年就固定下来， 以后再学新知， 欢欣鼓舞，但一有机会，还是会回去。
这一篇是闲谈，没有专门的话题。
有个朋友知道我在写和旧史沾点儿边的专栏，便误以为我真懂历史，问道：明末流民造反，天下流血，或可以明政残暴、仇恨山积来解释；唐政没那么糟糕，为什么唐末暴动的杀戮也那么惨呢？我哪里答得出，只好含混地说，也许各代都是那么乱杀的，只是有的记录多些，有的缺记了。
人感知世界，最重要的手段是视觉和触觉（我国人也可能认为味觉最重要，另议），即所谓看得见摸得着。看不见摸不着，容易被忽略，如人的感情。有句话叫“闹情绪”，一个“闹”字，似乎在说对方耍小孩子脾气，买根冰棍哄一哄，或竟不用哄，过一会儿就好了。不妨想象情绪是发光的，一旦激荡出来，绝不会平白消失。那我们站在高处，就可以看见这个城市的情绪地图，什么地方亮，什么地方暗，哪里的情绪是粉色，哪里又是黄色的—情绪是会变化的，不满会积为愤怒，愤怒不得出路，会变成仇恨。仇恨是什么颜色的呢？假设是蓝色的，崇祯皇帝登到高处，看见天下一片蓝，当知不妙，改而更张，也未可知，不过那时多半已经晚了。仇恨不像愤怒那样有一个要求，仇恨是种状态，是对任何事情愤怒的状态。崇祯这时候无论做什么，都没人满意，也许他为自己计，正该一如其旧，因为如果他在愤怒中倒台，肯定要被骂为昏君，而在无明确目标的仇恨中亡国，大家忙着厮打，倒不大冲着他来了。
我的那位朋友，在读明代几位最杰出的遗民的文章。他说，这几位，头脑都是极出色的，对于旧政的弊病，批评起来头头是道，为什么一旦试图“立万世法”，就又绕回去了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一个故事，不妨说给你听。
那是一件真事，曾登在二十多年前的报纸上。有一家人，把农药洒到了面口袋上，舍不得扔，将粘到农药的上层面粉掸掉，用剩下的“好面”做了一锅馒头。这一来全家进了医院，当家的男人死了。农妇哀定后，想馒头用面多，故有危险，如用来包饺子，想必无事。吃饺子后，全家又进了医院，死了一个女儿。农妇再也不敢吃这面粉了，便拿它喂牛。不用说，又把牛毒死了。
这个故事又悲惨，又好笑。与其批评农妇的愚蠢，不如哀怜她的贫困。思想的贫困也是如此，再杰出的头脑，也没办法超出经验（包括为自己所知的他人经验），凭空想出什么来。古代每一次改朝易代，都发生一回大规模的“反思”，但想来说去，必至毒死牛而后已，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的朋友欣然道，现在好了，有全人类的经验可供使用，若是起王、顾、黄诸人于地下，想必是极出色的导师。我说也许吧，不过使用别人的经验，不会那么顺畅，你说的几位，王夫之、顾炎武会如何则难说，黄宗羲就未必喜欢，说不定他会纠缠于体用之辨呢。朋友说，我不同意你的话，人见到好的，便知其为好的，这一点连咱们平凡的人都能做到，何况那些聪明绝顶的人？我摇头说，要是那么容易，早就好了。前一阵子纪念辛亥百年，出了好多文章和书，我也跟着读了一点，读到一些激烈的人，没过几年，一转而为另一种主张，开始讲国情，辨时化，不知是今是昨非，还是今非昨是。我便想，人的意见，多半在早年就固定下来，以后再学新知，欢欣鼓舞，但一有机会，还是会回去；有的人言高论深，令人佩服，偶尔在一件小事上，说出的话吓你一跳，借用鲁迅打过的一个比方，皮袍下露出一个小衣角，便可知马褂始终贴身穿着，迟早要回到本色上。
朋友道，你这议论未免太苛，人固然不能尽弃早年所学，但去旧更新，例子很多，岂能一概而论？我说，是的，我只是想起了一点事情，故有此论，其实择善而行，执中以论，原不必以新旧为念，只是人要清楚自己到底在主张什么，竟是意外地困难，这在我自己身上发生过，所以知道。朋友说，说起这个，我想到一个故事，讲给你听。
我的朋友说，有位教师，一直把“免”字读成兔子的“兔”。这天讲拼音课，遇到“免”字，向学生拼道：“摸—烟—兔。”
是的，还是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