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的历史悠久，不仅用语言文字可以说明，历史文物虽是麒麟之一毛，虬龙之片甲，却是铁证。市博物馆副馆长何志国先生、市文化局文物科科长文齐国先生、市文馆所副所长赵义元先生撰写的资料，提供了绵阳市的现存文物情况。现刊于此以飨读者。
第一节 古老的边堆山人类遗址
考古新发现表明，早在距今约五千年的原始社会，绵阳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就有人类生活、繁衍了。1989年，绵阳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了绵阳新皂乡边堆山新石器时期遗址，再现了绵阳先民们的生活面貌。边堆山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现已发掘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2至3米，重要遗迹有石灰窑等。出土文物标本数万件，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和建筑红烧土块等。陶器以各种式样夹粗石英砂的花边口沿平底器为主要特色。有夹砂红、灰陶、泥质红和磨光黑皮陶系。器形有罐、缽、豆、纺轮等，仅纺轮就有5种式样；陶器装饰绳纹、点纹、附加堆纹、戳印纹等纹饰20余种。石器分磨制、打制、打磨结合三种，有斧、锛、凿、刀、箭头、矛等。骨器有鱼钩等。边堆山遗址生动地再现了四川盆地内原始社会面貌。陶器火候高，制件比较细致，显示了较高水平的制陶术；石器加工也比较精致，有些石斧锋利的刃部甚至能划破皮肤；先民们已掌握在石器上面钻孔的技术，其中一件玲珑小巧的鸡心状饰物莹润光洁，磨制精美，体现了较高水平的石器加工技术和原始审美观念。大量工具和生活器物表明，当时人们已进入农业定居兼渔猎的生活。
绵阳边堆山遗址是川北乃至四川盆地内首次正式发掘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五千年，填补了四川这一时期的空白。虽然川东大溪文化年代较早，但主要向鄂西发展。四川盆地内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遗址是广汉三星堆遗址，其最早年代距今也有4000多年。多数学者认为，绵阳边堆山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某种渊源关系。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边堆山部分遗存相似。因此，边堆山遗址对探索"巴蜀文化"的起源，乃至寻求四川盆地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边堆山新石器时期遗址内涵丰富，其崭新的文化面貌独具特色，在四川的原始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四川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
第二节 巴蜀时期的兵器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前221年），四川境内主要有两个奴隶制国家，一个是以今成都为中心的蜀国，另一个是以今重庆为中心的巴国。由于巴蜀两支民族毗邻，互相影响，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巴蜀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绵阳涪江沿岸出土了一批"巴蜀式"铜兵器，有戈剑、矛、钺等。巴蜀式铜兵器别具一格的地方色彩是：戈援狭长，后部有一较大的穿，援与内的连接呈弧形；剑扁茎无格，形似柳叶，俗称"柳叶剑"；矛短叶长；钺形状很像四川农民过去常用的皮烟袋，俗称"烟荷包式"钺。上述几种兵器与中原地区同类兵器的形状有明显的区别。较为奇特的是，这种兵器上铸有许多稀奇古怪的符号，有手心、花蒂、鸟、人头、水滴类图案，是有别于其他图形像汉字符号的图案。学者们对此认识不一，有的认为是原始氏族巫术符号，有的认为是介于文字和符号之间的"巴蜀图语"，迄今人们未能解开这个秘密。
第三节 汉 墓
刘邦建立汉朝，实现了政治的高度统一和经济的繁荣，社会安定，为生产力发展进供了可靠保证。汉代是绵阳空前发展的时期，丰富多彩的汉文化写下了绵阳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1992年至1993年，绵阳永兴镇二砖厂施工时发现西汉木椁墓两座。这两座墓形制巨大，出土文物数百件，其中一些精品在全省乃至全国均属罕见，具有重要价值。
一号墓出土陶俑20余件，这批西汉陶俑身高35至44厘米，均为泥质灰陶模制。头饰分两种，一种缠平帻巾，另一种则梳长发，垂至后背，收尾处挽成垂髻。面部安详，皆为立姿，穿右衽长袍，曳地，仅露二足尖、袖手。身上尚存朱绘痕迹，头发则由黑漆涂绘。西汉陶俑艺术价值较高，其体形修长，比例协调，神态流露出一种贤淑、文静的气度，使人不免联想到，它产生于西汉统治者笃行黄老无为之术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的土壤。
二号墓出土最重要的文物是我国最早的人体经脉漆雕，堪称一绝。这件人体漆雕高28.1厘米，光头，作裸体直立状，双手置于身体两侧。它以木作胎，体表遍髹黑漆。引人注目的是体表纵向分布的红色线为人体经脉。人体正面从头顶，经过胸腹部至脚两条线；背面则有三根线条，两根从头顶经过背部至脚，一根从头顶至股缝；两臂各有三根线条，从指尖，经过手臂至颈部，与头部连接，形成网络。线条虽多，但行径有序，其分布与《黄帝内经》记载的十二经脉大致相符。《黄帝内经·灵枢·经脉篇》言："经脉流行，环周不休。""如环无端，......终而复始。"这个特征与人体经脉漆雕上的经脉分布比较相似。
人体经脉漆雕在绵阳出土并非偶然。《后汉书·郭玉传》："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尝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病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涪翁将医技传于程高，程高再传郭玉，郭玉后成为东汉和帝时著名的御医。涪翁生卒年代不详，从其再传弟子郭玉所处年代推测，他可能是西汉晚期或两汉之际人，与人体经脉漆雕所制年代相差不远。由此可见，汉代涪县一带可能是中医经脉学酝酿产生的重要地区之一。《黄帝内经》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部经脉佚书，均是经脉学形成过程中的早期著作，其年代可上溯至春秋战国，但是它们只是文字记载，绵阳出土的人体经脉漆雕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件有关经脉的实物，它为中医经脉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最早的直观、形象的研究资料。
永兴一二号墓规模与著名的马王堆一号墓相当，后者墓主是西汉初期诸侯长沙王国相驮侯的妻子。永兴一号墓出土一成套陶编钟、编磬和漆列鼎，显示其具有较高的墓葬级别；永兴二号墓出土银镂玉衣残片，根据汉制，具有诸侯王的级别，方可随葬银镂玉衣。据此，虽然两座墓早期被盗，根据墓制和仅存的遗物推断，它们的墓主可能是汉朝宗室的某诸侯王及其家族。
在绵阳发现东汉崖墓上千座，分布极广。经调查，发掘的有河边乡、杨家镇、何家山等重要崖墓群，出土了铜马、摇钱树佛像和说唱俑等珍贵文物，它们是东汉艺术的代表。
铜马出土于何家山二号墓。该马高1.34米，长1.15米。昂首、竖耳、翘尾，呈行状。该马头、颈、腰、腿分别铸造成九部分，各部连接处有子母口，拼合后由铆钉连接。马体壁浇铸极薄，工艺细致。该马造型准确、简练，刻画生动、传神。它虽然被牵马人手执缰绳控制成行走姿态，但是，我们从那怒绽的面部肌肉、高扬的尾巴，以及欲扬的四蹄可以看出，它似乎正在急不可耐地咆哮嘶鸣，欲图挣脱羁绊，扬蹄飞奔，驰骋千里。这件表面上处于静态的铜马，所蕴藏的力量和气势，显示了汉代艺术强大的生命力。该马的另一特征是无与伦比的巨大体形。
70年代，甘肃武威出土一件东汉铜奔马，即著名的"马踏飞燕"（或称"马超龙雀"），其艺术精湛，已成为一绝，被确定为中国旅游的标志。不过，"马踏飞燕"高度仅30余厘米。就连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鎏金铜马车，单马也不过92厘米高。近年来，有人报道了一件流失在英国的东汉铜马，身高1.27米，长1米，并得出"这件奔马是国内已经发现的最大的一匹东汉时期的青铜马"的结论。其实，这件身材高大的铜马，仍比绵阳铜马矮7厘米，短15厘米。就目前公开发表的资料来看，绵阳出土的铜马是全国最大的铜马，亦堪称一绝。1990年，全国举办第七届亚运会时，同时举行全国首届文物精华展览，就专门邀请绵阳铜马参展。
我国最早的铜佛像发现于何家山一号墓，堪称一绝。该墓出土的摇钱树干铸有形制相同的佛像，单像高6.5厘米，头后有横椭圆形项光，头顶为肉髻，穿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相。该像具有明显的佛教特征。一般认为，佛教于西汉晚期从印度传入中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云："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晚期，佛教在中国流行。二千年来佛教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各个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是经著名的"丝绸之路"，即从今印度，经今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到我国新疆等西北地区，进入中原地区，再传入其他地区。我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佛教图像资料都是东汉晚期，为数不多，主要分布于四川、山东、江苏、新疆、内蒙古等地，全国仅发现十多处，而四川则占半数以上。四川地区的佛教不可能由中原传入。
因为中原地区迄今未发现东汉佛教题材的文物；再者，四川与中原、西北、东南地区相距数千里之遥，古代信息传递较慢，很难想象，与上述地区同时的四川东汉晚期佛像会从这些地区传入。四川地区东汉佛教应当是从印度经缅甸、云南传入。早在西汉时期，四川与印度已有交往。《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元狩三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今阿富汗）归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史记》又说："或闻邛西可二城有身毒国，......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按照汉朝人的观念，从长安经四川、滇缅到印度，要比从长安经"丝绸之路"到印度的路程，至少近一半以上。因此，东汉时期，佛教从滇道传入四川地区之说是能够成立的。作为中国最早的青铜佛像，绵阳摇钱树佛像受到了国内外佛教史专家的高度重视，笔者于1993年11月应日本龙谷大学邀请，赴日本京都参加"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中日学术讨论会。会上，绵阳佛像引人注目地出现在会议招贴之中，不少日本佛教史专家在论文中都提到了绵阳佛像。
绵阳出土的说唱俑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堪称一绝。1992年，绵阳园艺乡出土说唱俑，带平顶冠，坐姿，左手夹鼓，右手执槌，面呈微笑。1986年6月，绵阳河边乡出土说唱俑，立姿，头系巾，裸上身，以肚作鼓，双手击之伸舌，作笑容可掬状。1988年，绵阳吴家乡出土说唱俑，立姿，缩头，右手抚头顶，左手拍肚，其肚突出，伸舌耸鼻，挤眉弄眼，十分滑稽。这类说唱俑共同特点是，皆裸上身，面带笑容，神态滑稽，作击鼓或以肚代鼓敲击状，形态逼真，生动自然。人物题材明显系采自劳动人民阶层，那赤裸上身，光脚和前额长而深的皱纹，都是历经艰辛，饱经风霜的见证；那满面的笑容和滑稽的神态，正是对乐天的人生观和充满智慧、幽默的展示。东汉说唱俑采用夸张的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完美、传神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手法是继秦俑写实风格之后的一个重要变化，它开创中国古代艺术追求"神韵"和"意境"最高艺术境界的先河。因此，绵阳东汉说唱俑不仅在中国雕塑史，而且在中国艺术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美学家王朝闻专程来绵阳观摩东汉说唱俑，他赞不绝口，爱不释手，久久不忍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