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伦
20世纪末，恰在温江鱼凫古城遗址发掘后不久，本人曾写过两篇谈论鱼凫及鱼凫世的小文，不过那两篇小文所谈内容倒一点都未涉及温江鱼凫城遗址。很快又十多年过去啦，在这个问题上自认还有一点心得，乘在温江召开鱼凫古城专题学术会议的良机，斗胆抛出，以请教方家。
历史文献中有关古蜀历史的记载说古蜀历史上先后有五个蜀王，他们是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并说他们各自存在了数百岁。今天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历史上没有任何人会活上数百岁。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五个王事实上是代指五个朝代，每个朝代延续了几十数百年不等，虽先后有多位王在位，但在提到各朝代时，总以其最具代表性的王（极可能是第一位王）作为其代称。与文献记载相关的是一些地方特别是成都平原还留下了一些传说中的蜀王活动有关的遗迹，如郫县有望丛祠，双流有瞿上，茂县有蚕陵，温江有鱼凫城等。至于他们究竟是不是蜀王活动过的遗存，过去却无从得到科学的考证。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温江鱼凫城的发掘，证实了这里确实有个距今4000多年的城址，这让大家兴奋不已。但是好像大家很慎重，很少有人把鱼凫城的考古发现和鱼凫世直接联系起来，大概是它的时代与大家一般所推断的古蜀五王的时代有几百甚至上千年的距离的缘故吧。
先抛开该遗存和鱼凫世有无关系的讨论，我觉得包括该遗存在内的成都平原一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考古发现，应该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文献的一些记载。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蜀王是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大家一直以来是把这个排列作为各王出现的早晚依次的顺序来看待的。
不过，在三星堆遗址这个大家公认的古蜀文明的都城内发现的两个祭祀坑中出土了金、铜、玉、陶等共数千件器物，是我们认识古蜀文明最重要的标志。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量之丰富，大大超出所有专家的意料。要全面且深入地破解这些信息，不知还得花上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今天已可看到它既透出一些与文献相印证的信息，也折射出若干和文献记载不一致的信息。从大的方面来说，所谓一致的地方就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古蜀国确非子虚乌有，而且历史文献记载蜀王名多与鸟相关也在两个祭祀坑中找到丰富的证据，而不一致的地方，就蜀王名称而言，是关于蚕丛的历史文献理解和坑中出土实物形象的大相径庭。就蜀王世系来说，也许个别蜀王的顺序，与文献记载小有出入。
比较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内出土器物，虽说坑的形状、方向一样，器物埋葬方式、顺序也高度一致，从种类上来说都是陶、铜、玉、金、骨、牙类，器形也大同小异。但认真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一号坑出了一件中国青铜时代最重的金器——发掘者命名为金杖的器物，而二号坑则出了一件最大的青铜面具。金杖上的鱼、鸟、箭组合图案，大多数专家认为应释读为鱼凫，也就是与扬雄《蜀王本纪》里提到的蜀王之一的鱼凫王有关或就是鱼凫王的形象。我也赞同这一看法。二号坑最大的面具造型所表现的人物是谁，倒是有多种看法，我倾向很多学者认同的，它反映的还是扬雄《蜀王本纪》中的蚕丛王的形象。一号坑的所有出土物却都看不到二号坑内出土的蚕丛形面具形象的蛛丝马迹。发掘者根据地层层位和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得出一号坑比二号坑时代至少要早数十年的判断。如果这一认识大致不错的话，那就跟着得思考由此而带来的问题：蚕丛究竟是不是古蜀国最早的蜀王？如果是，为啥在最早的一号坑中没出现蚕丛形象的实物呢？如果不是，那最早的蜀王会是谁呢？我以为当考古实物证据和文献记载相冲突时，应当采信考古证据。这样的话最早的蜀王，自然就该考虑是鱼凫了。
首先我们要说文献记载的局限，《蜀王本纪》作者，汉代扬雄距古蜀国的时代已有约两千年，扬雄主要是根据两千年间的传说而编成此书，若是没有考古发现，作为唯一的证据我们只能信扬雄的。现在，有了考古证据，我们就要有分析地采信了。我们知道，古文献中有关传说时代或早期历史中王的世系排谱弄错是发生过的。如大家赞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中对商王世系谱中把个别先王的顺序弄错（父子顺序颠倒），是甲骨文发现后并对其研究才从根本上予以纠正过来。据研究古埃及史的专家说，从埃及考古发现的象形文字的记载中发现古埃及的文献中对埃及的国王谱系的记载也有个别顺序搞错了的。
当然，有这些例子，我们充其量只能说《蜀王本纪》里的蜀王世系未必绝对没错，但也不敢就肯定一定有错。刚才说的一号坑早于二号坑以及两坑某些埋葬物的不同，只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而已。但我想可能还有些证据来佐证这一想法。
古蜀先民应是以鸟为图腾。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能辨出与鸟相关的蜀王有鱼凫、柏灌、蚕丛，但是，还有个现象，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两个坑外，三星堆及其他古蜀文明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与蜀王形象有关的文物。三星堆遗址二、三、四期中都发掘出一些陶鸟头形器把，而各期都出现的陶鸟头形器把中都有鱼鹰即金杖上的鱼凫的形象，特别要指出的是比三星堆一号坑晚了几百年，在相当三星堆遗址四期或晚于四期的金沙遗址中出土文物最丰富级别也最高的那堆器物堆中的一根金冠带上也刻有和三星堆一号坑几乎一样的鱼凫图案，差别只是较后者简略和粗率而已。还有，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式铜兵器上，偶尔也能见到一种勾喙的鸟头形图案，我以为它也是鱼鹰即鱼凫的形象。为啥鱼凫最受尊崇（总是刻在金杖、金带上），其图案还贯穿整个古蜀王朝始终（从商中期的一号祭祀坑到蜀铜兵器上都出现），我们想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鱼凫是古蜀国第一个王。历代王朝，特别是那些延续年代较久长的王朝，虽有多代多个国君，其中还不乏建立了辉煌伟业的中兴之主，但在从第二代起的历代君王心中，地位最高的、被提到最多的、常常祭祀的一定是开国之君，如大禹之于夏、成汤之于商、文王之于周，莫不如此。以汉代为例，我们从丰富的文献记载中看到，高祖刘邦的地位在历代君主中都至高无上，中兴的刘秀，末代的献帝、想恢复汉室的刘备，他们提到最多的、祭祀最多的也是高祖刘邦。其他如唐宋元明清历朝也莫不如此。
事实上也只有开国之君才能享受到以上说的这种尊崇待遇。古蜀遗址中从早到晚都能见到的鱼凫王形象是不是也揭示出他真就是古蜀王国的第一个国王呢，我要说的是，即使大胆假设，目前的发现充其量只是给我们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考，远远不能就此作出这一断定。
如果存在鱼凫王是古蜀国第一个国王的可能性，那么鱼凫王朝可能就是成都平原先民从原始社会迈向文明国家的第一个王朝，身处新石器时代最晚期的鱼凫城遗址与鱼凫世的关系无疑是更近了，或许在地层年代上还有部分重叠。不过究竟有无关系？有的话，又有多大关系？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期待这次会后将有更多的这方面考古新发现，并期待这次会引起更多专家对鱼凫城遗址的重视。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