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甘青地区羌文化的南徙。我们认为马家窑文化还不算是明确的羌人文化，也许只可看做先羌的一种隐性的文化基因。通常说来，羌文化应该是在青铜时代随着气候变化导致生业转变才形成的具有一定族群意识和游牧特质的文化形态或共同体。我们现在可以确认，从齐家文化开始已经在向羌文转化。后续的甘青地区青铜时代诸文化，多认为是羌文化的不同支系。所以，能够确定的羌文化的南移，主要还是指距今4000年以后的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南下。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石棺葬和双耳陶器现象。
那么，马家窑文化和之前文化的流动，是否也可视为羌文化的移动？我以为这要看它们算不算羌文化或是否可以纳入羌人的源流系统。马家窑文化或可纳入其中。在齐家文化之前的文化联系，不管它是否被认定为羌人文化的源流，无论怎样，总是南北文化交流碰撞的现象，这不容置疑。这种人群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个大的区系中活动的文化和人群，都不免和羌人各时段的源流有过关系或发生联系。人群和文化的交融，就形成了文献记载中庞杂的氐羌系统。
（4）长江黄河这南北两大流域上游地区的文化交流，及人群流动或迁徙，早已存在。肯定要比马家窑文化和一些细石器揭示的年代还更早。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了岷江上游考古发现反映的比较明显的文化交流现象，其实不仅是马家窑文化，还包括可能早于马家窑文化的文化因素都在南传，从哈休遗址和波西遗址等地情况看，彩陶的南传有可能比马家窑文化时期还要早。比如接近庙底沟文化的某些风格的陶片遗物，已经引起了细心的研究者的关注。还有前述的中子铺文化的细石器，可能反映了更早时期的北来文化的影响或传播。其实，这种文化交流还可能有更多内容，更多表现，只是还没被考古发现。
（5）相对来说，北来文化的影响在岷江上游史前文化中，似乎表现特别明显。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数情况都是，与宝墩文化相关或稍早的四川史前文化，可能和马家窑文化有更广泛的联系，甚至融合。这是因为马家窑文化彩陶较容易识别。我估计齐家文化时期也有南移的动向，只是至今还缺乏比较明确的资料。齐家文化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大体相当，宝墩文化的早期可能比齐家文化还要早一些，因此它和马家窑文化发生直接联系也是有可能的。不过，现有材料反映并不直接、也不十分明晰，我们更倾向于，宝墩文化与岷江上游的营盘山、姜维城等类同马家窑文化的遗存有联系，但不是那么很直接发生关系的。这种关系可能要更复杂和间接些。
我们注意到，在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盛行双耳陶器，其中也有一些唇沿饰绳纹、齿口、花边的陶器。双耳的造型风格，显然是马家窑文化以来甘青地区所流行的形式，并且影响到西南地区；而齿边花边口沿的陶器，似不能说是甘青地区最盛行的现象，而在四川盆地史前陶器中最盛行，因此我们判断，或许是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同时对于甘青地区史前陶器产生过影响。我们试提出这个推论，因目前还没有很深入地研究。这可能就是两地文化交流之间相互影响、双向互动作用的一个证据。
还有研究者注意到，南下的马家窑文化进入四川盆地时自身并没有带来细石器，岷江上游这些遗址出土的不少细石器，应该是盆地土著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极有可能受到川北细石器的影响。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子铺文化细石器，本来可能是北来的文化因素，它成为四川盆地土著文化的一种传统之后，又变成了再影响后来南下的北来文化的一种本地土著文化因素。学者上述这种看法，当然主要是因为考虑的是从甘肃中东部和南部的马家窑文化过来的北来文化，但如果考虑到西部的马家窑文化南移的可能，这种认识就会不同了。
综合前面资料，我们看到，川西北若干史前遗址都具有强烈的北来的文化因素，甚至有的文化性质就是马家窑文化。但同时也看到了它们很多又具有花边口沿、绳纹口沿、细石器等特征，又被认为是四川土著文化的表现。不过有的绳纹花边口沿，可能真是南下的马家窑文化自身带来的，未必是新接受四川土著文化的因素，如果说是，那么也是四川史前文化更早影响它的结果。南北文化交流的现象，其实可能更复杂，而四川盆地的考古工作还需要更大的发展，研究上也需要更多视角和更宽的视线。
四、鱼凫城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及其显著的学术地位与意义
1.再回到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史前城址的问题上来。鱼凫城在成都平原的多座史前城址群中，它的形状就颇为特殊；相对而言，其下限年代又是较偏晚的。但是总体上，它还可以说仍然处在宝墩文化的最后阶段，是宝墩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遗址。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第三期遗存。
一般认为，鱼凫城遗址的晚期遗存，基本上可以接上三星堆文化。就是说，鱼凫城遗址晚期（第三期）可能反映了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发展过渡和衔接的文化现象。
前面已经说道，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一期遗存是不同的文化性质，年代也有不小差距。三星堆一期和三星堆二期之间有距离，有缺环，不是连续的关系，而现在鱼凫城遗址的第三期遗存，大致可以填补这种距离，使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构成了比较连续的文化发展的关系。
研究者一般都看到了鱼凫城遗址的出土遗存资料所反映的这种过渡性质和文化内涵，但是对于这种遗存是否可以作为单独的一个文化类型看待，意见并不完全相同。一些研究者认为可以分出来作为一个过渡类型的文化，称为鱼凫村文化，或鱼凫村三期文化。另一些研究者还是把它作为宝墩文化的一个部分看待，认为只是属于宝墩文化的晚期阶段。实际上，坦率地说，由于有了三星堆文化二期的成分进入，这些因素使这个阶段，已经不适宜还作为宝墩文化的四期遗存来看待了，或者作为一个新时期，或命名为一个新的文化似乎比较更合理一些（但是，从考古学观察，必须明确，这些三星堆文化的进入，是新的文化因素？还是三星堆文化扰乱了原有的宝墩文化第四期的地层，四期遗存只是一种残留？这是判断鱼凫村第三期遗存是新的文化还是被扰乱的文化的一个问题关键）。因此，我们比较赞同把这个文化期分出来，命名为鱼凫村文化的观点。当然，鱼凫村文化只是代表鱼凫城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而不包括一二期遗存。
雷雨先生整理研究了三星堆遗址的资料后，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且还公布了在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新情况，就是三星堆二期偏晚阶段的遗存中，仍然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宝墩文化晚期的器物。就是说，宝墩文化因素在三星堆文化时期仍然保持了相当的时间。这样看来，这种过渡阶段并不是一下子就消失了的。同样，这里也要提出和上面一样的分析思考，看看这些宝墩文化器物是因为一期文化地层被扰乱而残存的遗物，还是一种文化因素的延续保持的遗留？
总之，鱼凫村文化的提出，解决了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过渡问题，也解决了三星堆一期与二期之间的，长期困扰学者们的这个缺环问题。这是鱼凫城遗址发掘所具有的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是学术认识上的一次大跨越。
2.在四川古史传说中的鱼凫，现代解读有鱼凫氏或鱼凫世、鱼凫王等称谓，许多学者把它看成远古部族的开世领袖，这样看是有道理的，也符合历史辩证法。有的学者还从三星堆、金沙等出土文物上考释了鱼凫图像徽识，分析了相关鱼鸟造型的器物，这些探讨也具有探索意义，值得赞赏。考古学资料确实也有一个考释、辨识的解读过程。当然，历史传说与考古现象能否直接对应起来，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做许多功课和努力的大工程。
鱼凫城是否就是古史传说中鱼凫的城，这要有相当充分的考古学证据才能够最后下结论。我们不主张现在就极为肯定地认为鱼凫城即是鱼凫王朝的都城，尽管鱼凫城必定是宝墩文化或鱼凫村文化时期的一个中心聚落，不过太急于指认，或难免失误。我们把它多做一些分析研究和考古发掘，才是最急迫而且有意义的事情。
目前来看，整个四川盆地，包括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虽然早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平心而论，细致观察和分析，无论发现的资料和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在多学科的研究上，都还远远不够。缺乏成系统的全面系列的考古遗存资料，尤其缺乏年代更早的考古发现，这是四川远古史研究中的不足。没有大量实证的考古资料，因而对古史传说的探讨也就显得纷繁困扰、无所适从，造成学术乏力。
从现有的成都平原８座史前城址看，它们分布上的关系、时间上的关系，都需要思考其是否具有规律性。这些城址群是中心性的聚落，但不是聚落群的全部。所以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工作目标，还要探寻更多和更早的遗址群（也包括史前城址），去发现成系列的史前遗址和文化遗存。这样，巴蜀古史的实证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我们比较乐观地估计，成都平原应该还有未发现的城址存在，也可能还有已经湮没消失的城址，四川盆地更有许多有待发现的史前遗址和丰富的文化遗存。这给成都和四川的史前考古带来了很大的机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第13章 温江境内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现、发掘及初步认识
第一章 温江境内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现、发掘及初步认识
刘雨茂 杨占风
温江县原为温江地区行署所在地，1983年撤区并市后归为成都市管辖，2002年改为成都市的一个行政区。其地东临青羊区，南毗双流，西衔崇州，北接郫县、都江堰，处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境内地势平坦，无山无丘，呈西北东南走向，金马河、杨柳河、江安河、清水河四河并流自西北向东南穿境而过，属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沛，土地肥美，“膏腴之地”、“金温江”之美名享誉海内外。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其从古至今一直都是人类生产栖息的理想之地。
一、发现、发掘及研究简史
温江境内的先秦时期考古工作大致以2002年为界限，经历了由点到面两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1964～2002年。通过鱼凫村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对温江境内的先秦文化遗存有了初步认识。
1964年，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调查、确认了鱼凫村遗址，标志着温江境内先秦时期考古工作起步，然而此后该地区的考古工作基本停滞不前。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三星堆遗址发掘与认识的不断深入，因探索三星堆文化源头乃至整个成都平原古代文化面貌研究的需要，温江境内先秦时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1996年秋，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温江县文管所联合对鱼凫村遗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并进行了试掘，发掘者将该遗址分为三期，并认为“鱼凫村遗址第一、二期与宝墩遗址、月亮湾下层遗存和三星堆第一期年代大致相当，或略有早晚”，“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晚于三星堆第一期，而早于三星堆第二期”。1998年，蒋成、李明斌先生又撰文对遗址的分期、年代、选址、布局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以上考古发现及研究对温江境内乃至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