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映发
鱼凫是古文献记载和传说的第三代蜀王。第一代蚕丛、第二代柏濩时，古蜀人主要生活在岷江上游的丛山与河谷地带。鱼凫时代，走出群山，初进成都平原。他们筑“城”防洪涝，采野蔬瓜果，捕鱼虾，射水禽(凫)为生。他们在成都平原上遗留下不少遗址，即考古发现的六处早期古城遗址，称之为“宝墩文化”，时代在新石器晚期。
六处遗址中，温江鱼凫村的“鱼凫文化”当为最高水平，其晚期与“三星堆文化”第二期相吻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说明，成都平原的远古文化，金沙之前有三星堆，三星堆之前有温江的鱼凫。那是古蜀人初期入居成都平原并作第一轮大开发的辉煌时代。
一、古蜀年代
公元前316年秋，秦国派张仪、司马错率领大军从石牛道 (今陕西沔县西南)，越七盘岭入川，一举灭了蜀国和巴国。
关于蜀国的历史，中原古文献里少有记载。最早见于甲骨文，涉及“蜀”者有十余条，说明殷商与蜀的关系。周武王伐纣，在牧野誓师中有蜀的军队，蜀人在灭商兴周中作出了贡献。西周中期后，曾流行一些关于蜀地的半神话半传说的故事，这就是《山海经》里《海内经》和《大荒西经》的内容。关于蜀国的历史仍然不清楚。一直到西汉末年，成都文学家扬雄 (前53~18)在写赋之余著成《蜀王本纪》一书。原书散佚，后世多有辑录本。此书第一次揭示出古蜀史的发展脉络：
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在此前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扬雄没有可翻阅的参考资料，这记载很有可能是这位文学家的“采风”之作 (若是他人托扬雄之名所著，也是地方史的采风之作)。记下故乡四川西部古社会历史，不致使其泯灭。
东晋时，蜀都江原县 (今崇州)人常璩著《华阳国志》12卷。此书取材于前人著述和民间传说，以《汉书》为范本，遂成为关于巴蜀历史的第一部权威著作。
《华阳国志？蜀志》中，关于巴蜀的历史增添了远古传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应为颛顼 ——笔者)，封其支庶于蜀。世为候伯”。关于古蜀国的世系，此书所列如《蜀王本纪》，但将第二代“柏濩”改为“柏灌”、第四代“蒲泽”改为“杜宇”(杜主)，并将第五代“开明”王朝兴废史记述得尤为详细，并指出：“凡王蜀十二世。”
古蜀的可信历史和传说历史有多少年？开明十二世，平均每世以30年计算，开明王朝开创在公元前六七百年间，即春秋之时。
开明之前是杜宇。《华阳国志？蜀志》载，第一代蚕丛称王之前，顺从周朝“奉王职”，称“蜀侯”，限于秦岭和大巴山的阻隔，未参与中原的“春秋盟会”，独自实行自己的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但“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又载：“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常璩下笔写此二段时，没有仔细推敲史事的前后年代。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年代：夏朝，公元前2070~前1600年；商朝，公元前1600~前1046年；周朝，公元前1046~前771年周幽王死。“周失纲纪”，有学者认为是周厉王虐政，激起国人暴动，厉王逃走而实行“共和行政”的公元前841年，此时古蜀的“蚕丛称王”。如果说“周室衰微”，那应在公元前771年周平王东迁春秋时期开始之时。蚕丛之后还有柏濩、鱼凫、杜宇，前面已推算开明王朝始于公元前676年，这不是使前面四个蜀王皆成了“短命王朝”，一共才百余年，甚至几十年？“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时，至于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就更难契合历史发展的事理。
人类社会发展史揭示，越远古、原始的时期占有的年代一般都比较长。开明十二世有三百余年，更早的四个王，多数应与之相当或更长，这才符合古蜀历史发展的事理。
这个问题，古代学者已经注意，所以他们未取常璩这个年代失误之说。宋代官修史书《太平御览》卷一六六中，辑录了一个古蜀王的总年数：“从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据说是扬雄《蜀王本纪》中的话。有的学者认为此数近于合理，有的学者说不足，是“万余岁”或“三万四千岁”。笔者以为，古蜀史总年数为四千余年较为合理，因为公元前10000~前3000年间是新石器时代，在古蜀区域——即今川西、岷江上游、成都平原，已经考古发掘出多处新石器时代及其之后的文化遗址。在四川西部，数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1951年在资阳黄鳝溪出土的“资阳人”头骨，距今七八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我们不能凭故土热情和主观论事而将古蜀史上推万年或数万年，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古蜀文化历史。
我们以公元前4000年为古蜀开国、蚕丛始立的年代。1995~1997年，在成都平原上考古发现6处早期古城遗址，并出土有陶器和细石器，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称之为“宝墩文化”。专家研究后断代为公元前2700~前1900年。《华阳国志？蜀志》载，蚕丛“其目纵”，死后“作石棺椁，国人从之，故以称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显然，蚕丛及他的部属民众，均不是生活在成都平原。《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据此，往下顺理而推，我们就能揭示第二个“柏濩”、第三个“鱼凫”及最后二王的古蜀历史。
二、鱼凫时代
古文献记载，第一代蜀王蚕丛生活在岷江上游山区，其遗风习俗和民间传说流传于后世。在理县、茂县、汶川境内，考古发现有战国至汉朝的石棺石椁墓，而今当地的羌族人称是古代“戈基”人的墓。在叠溪西有蚕陵山，都江堰市西有蚕崖关、蚕崖石，当地人说是蚕丛的遗迹。根据古文献记载、实地考察和考古遗址出土的泥质陶器及细石器等资料综合研究，近现代的蜀学专家一致认为，蚕丛时代的生活区域在岷江上游。后从岷江上游山区沿岷江河谷而下，进入成都平原，古蜀国繁荣昌盛于成都平原。
古蜀人何时进入成都平原？
近现代四川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水利史专家都一致认为，古蜀人蚕丛氏族来自中国西北的羌人区。进入岷江上游，与原住民氐人(戈基人)发生争夺地盘和资源的“羌戈大战”，氐人败退，顺岷江河谷而下，走出群山。但当时的成都平原河道纵横、沙碛处处、檬莽丛丛、不宜人居住，于是顺着近山的浅丘区向西南方向退去，达川南，甚至有的进入云南境。蚕丛族与留下的氐人融合，并传承了石室、石棺石椁和崇拜大石的习俗。
蚕丛死，其石棺石椁或许就埋葬在叠溪西蚕陵山附近。第二代蜀王柏濩，关于他的情况，古文献记载甚少。《山海经？海内经》言及华山之阳，青水之东有一古仙“柏高”常在“肇山”。四川水利史专家冯广宏先生认为这“柏高”可能是指“柏濩”，这“肇山”就是川西的山。倘若如此，我们可以如此解释：柏濩时代，古蜀人顺着岷江下游河谷而发展，进入到成都平原边缘浅丘区，向平原进展，柏濩常去龙门山脉某高山上眺望，以观察平原的河道、沼泽、沙碛、荆丛的分布情况，从而选择部落定居的地方。当此之际，他壮志未酬而“升仙”了。
第三代“鱼凫王”在柏濩时代的基础上，带领古蜀人进住成都平原，“鱼凫时代”开始了。古人为生存知晓“高卑之宜”。成都平原为岷江冲积扇之地，远古水道成网、沼泽处处，人们选择高处而居，雍土以为堤，筑泥以为墙，堵水、限流、防洪，“鱼凫治导江”，则是此义，而非后来李冰治水开凿的导江，或者说李冰的导江就在鱼凫时古河道上的加工创新。平原土壤“青黎”，十分肥沃，“草木所聚”、“百谷自生”、百兽“相聚爰处”。河湖沼泽多，鱼虾丰富，水鸟群飞，鱼凫部众采集草蔬瓜果和捕捉鱼虾、水禽为生。《华阳国志？蜀志》载：“鱼凫王田于湔山。”湔山，今九顶山(玉垒山)。“田”字之义，古有多种解释，种谷曰田，辟野为土、为地、为田，狩猎也为田；《说文》有种解释，明四方为口，中有阡陌，故为田。据此，我们可以说，鱼凫王时代，古蜀人在湔山前平原上的河道、沙滩、荆莽中开辟出“明四方界，申有道路阡陌”的部落生活区。在四方边界处筑起防洪、防敌的堤或墙，这就是成都平原上早期古城。或许也开出少许田土供种植。或许此“田”字就是“田猎”之义。鱼凫时代的人除了采集，捕捉鱼虾，猎取水禽和野兽也是必需的生产方式与生活内容。
成都平原两千平方公里，古人入居平原之初，应该说不只是岷江上游来的人，还应有从邛崃山和秦岭下来的人。他们长期融合，均成为古蜀人。《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的正妃西陵氏嫘祖 (一说是今四川人，一说是今湖北人)，生二子，长子玄嚣，长大后分驻江水(岷江)；次子昌意，长大后分驻若水(雅江)。昌意娶蜀山(岷山)氏女，生高阳。高阳的儿子是颛顼。黄帝死后即位。《汉书？律历志》载：“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史书载“禹生于西羌”，“禹兴于西羌”。大禹的故里，一说在今北川县，一说在今汶川县，这二地都位于成都平原西的龙门山脉。昌意原分驻若水，其后裔子孙却到了岷江上游和中游。玄嚣原分驻江水，其后裔子孙却赶出了此区域，说明二兄弟(或后裔)曾经在这里发生过争地盘之事。黄帝族生活区域主要在秦中(今陕西)，这传说反映出古代秦岭以北的人来到了川西，来到了成都平原，留下的后裔也是古蜀人的组成部分。大禹治水，在这里开始，“岷山导江，东别为泥”。
据 《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即位70岁”(或者为实际年龄)时任用舜，28年后死，此时舜58岁。舜寿100岁。禹为舜守孝3年，行使天子权10年而死。禹死，子启守孝3年即位，开创夏朝，时为公元前2070年。据此上溯推算，每代以40年计，黄帝至禹，为公元前2400~前2100年。尧舜禹时代，为公元前2220~前2073年。中原历史上的这个年代，正是川西古蜀史上的“鱼凫时代”，考古学上的“宝墩文化”时代。
三、鱼凫与三星堆
1995~1997年，在成都平原先后发现并试掘早期古城遗址六处：新津县宝墩、都江堰市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温江县鱼凫、郫县古城等。考古学上命名为“宝墩文化”。这六处古城遗址中，平原边缘近山区三处：芒城、紫竹、双河；平原中心三处：宝墩、古城、鱼凫。相互比较，前者年代早，后者中古城、鱼凫较晚。专家断定，“宝墩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700~前1900年。
六个城遗址均临近河道。据实地考察与试掘，城多为长方形，长的一边顺着河道水流方向；底宽，窄者10米，宽者20~30余米，高残存2~3米，积土夯实，外墙多为堆土拍夯斜坡形，有的坡面夯土中还夹有卵石。由此观之，此“城墙”好似防洪的堤。古蜀人初进平原，在河道纵横、沼泽沙碛之地，首先得选择相对高的地点居住，并首先得壅土避水而防洪涝。部落居住区划明四界，四界上筑堤 (城)防洪 (御敌)，那卵石斜坡面，恰如当今做灰浆卵石的堤坝斜面之义。所以，古蜀人初入成都平原所筑的“城”，最主要的功能应是防洪。随着原始社会的发展，部落间征伐增多，此“堤”才具有了后来“城防”的意义。
六处古城遗址中，温江鱼凫城独为多边形，为什么？温江距西山远，在平原中心，地势比都江堰、郫县低，古代水道更多，需要多方筑堤(城)防洪水，故呈多边形。平原上造方形城省事，多边形费工夫。古蜀人为何选择这地域作为家园？这说明，这里是易于求生存、求发展的黄金宝地(后世有“金温江”的民谚)。鱼凫城的面积32万平方米，在中国史前古城遗址中是较大的。
通过上表中的比较，可见六处遗址中陶器制作的发展历程。宝墩、紫竹、芒城的时代早，陶器以泥质陶为主，灰黄、灰白质地较多，古城鱼凫的年代较晚，以夹砂陶为主，褐、灰褐、红褐质地为多，还有黑衣(皮)陶。纹饰和器形大同小异。不过后期多瓦棱纹、压印纹和圈足盘。有石器的，是细石器，包括石镰、石刀、石凿、石锨。综观六处情况，考古专家认定，鱼凫是“宝墩文化”的晚期，继承了前期的文化而且有了新的发展，是诸遗址的最高水平。鱼凫文化的后期，正是三星堆文化的第二期。三星堆第二期的陶器，夹砂陶为主，占70%；纹饰，90%无绳纹，次为弦纹；器形，小平底罐、圈足盘、圈足豆为多。这里出现了高柄豆等器物，稍有异处。石器也是细石器，石刀、石镰、石嫉、石凿等。这年代在夏朝至商朝的前期。著名考古专家林向说：宝墩文化早期“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属于同期文化”；晚期与“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相接”。考古专家王毅、蒋成说：“鱼凫晚期呈现出一种从宝墩文化向三星堆二期文化转变的特征。此文化特征，在其他遗址中均不见，代表了诸遗址中最晚的一期文化。”据此，我们可以说，鱼凫文化先于三星堆文化。
鱼凫文化是“宝墩文化”的最高水平，是诸早期古城遗址文化的代表。其时期前后一千余年，是古蜀人初进成都平原居住的时代。倘若我们以古蜀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观之，可以说是“鱼凫时代”。还可以说，金沙之前有三星堆，三星堆之前有“鱼凫文化”。
四、余论
“鱼凫时代”，古蜀还处在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古城遗址中没有发现有城门的遗迹，有初级陶器，有细石器，生产工具有石刀、石锛、石凿、石镞等，没有谷物兽骨遗存。这些，均与这个时代特点相符合。
古蜀人初进居成都平原，面对的是河道纵横、沼泽处处、沙碛横陈、榛莽丛生，使用细石器工具是难于耕作农作物的，故还没有农业经济。他们如何为生？这里却是野生草蔬瓜果繁茂于四季，鱼虾群游于河湖，水禽乱飞于广野。采集、捕捉、射猎成为了主要的生产方式，野瓜果、鱼虾、水鸟成为主要的生活资源。这一切大不同于古蜀人在岷江上游丛林与河谷时住山吃山的蚕丛与柏濩时代，而是居平原，以水为邻、以水为生的生活。捕鱼、射凫是这时代的显著特点。能筑城防洪涝，能捞水底之鱼，射水面、空中飞的水鸟，比之于山地民族的生产力大有提高。
鱼凫王之后是杜宇。杜宇“教民务农”。平原上的农业，不似盆地周边的丘陵和山地只能种植旱地作物，而主要种植水稻。割蒲苇，开沼泽和卑湿之地为种稻水田，是杜宇时代的主要特点。杜宇原名“蒲泽”、“蒲卑”，正说明这特点。杜宇应是后来避鳌灵而退隐于西山，死后化为杜鹃鸟，人们怀念而给予的“谥号”。“蒲泽”、“蒲卑”与“鱼凫”一样，概括出古蜀人在那个时代的生产和生活特色。“鱼凫时代”，鱼和凫是最主要的生活资源，属于氏族部落全体成员，但由部落酋长统管，决定着鱼和凫的捕获数量，给成员们的分配，及其对生活资源的保护，不致使其他氏族部落侵占。这就是氏族部落酋长的“王权”的由来。三星推出土文物中有一“权杖”，上面有一箭贯穿着一条鱼、一只凫 (水禽)的精美图案。这“权杖”正说明古蜀史上鱼凫时代生产、生活和王权社会特点。这“鱼凫权杖”在三星堆发现，姑且不论其制作年代，但也有力地证明了“鱼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前后紧密的传承关系。综观古文献与考古发现，人们可以相信成都平原的远古文化， 金沙之前有三星堆，三星堆之前是鱼凫时代的灿烂文化，那是古蜀人进居成都平原并作第一轮大开发的时代。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