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
在地方文化建设中，充分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着力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借以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已成为地方政府的共识。鱼凫文化作为温江最具历史底蕴和品牌优势的文化资源之一，无疑将在温江未来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所谓鱼凫文化，顾名思义，是指与鱼凫相关的文化，包括其遗址遗迹、传说和相关衍生的文学、民俗等文化。它是古蜀文化的一种，但是，作为一种口传文化，鱼凫与蚕丛、柏灌等古蜀史前传说一样，可供今天查证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而已有的考古发现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分歧。因此，在鱼凫文化的开发利用问题上，如何结合温江当代文化建设的现实状况，形成自己的特色，是需要深入思考并慎重对待的。这里，仅从大文化视野的角度谈谈鱼凫文化开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何谓大文化视野？简而言之就是指以比较宽泛的视野和比较长远的眼光对某一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分析和总结，而不局限于固有的思维模式，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利益。
为什么要强调大文化视野？主要是因为在全国各地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背景下，有的地方为了独享某一文化资源，不惜从本地的局部利益出发，以排他性思维对某些文化资源进行命名和占有，如某某故里、某某之乡，以致一些地方为了争夺某文化名人的出生地或文化资源的发源地而打起官司。其实这是十分狭隘的文化观，看似突出了特色，树起了品牌，实际却因为封闭性和排他性而限制了对外部资源的有效利用，虽然可以一时知名，却无法得到持续的发展，因而也是缺乏远见的。文化的多元属性决定了任何文化现象的出现和形成都不可能是单一因素，因此对文化的研究也不应局限于固定的模式或单一的视角。具体到对待文化资源态度上，也不应立足于本位主义，而应以更宽泛、更开放、更长远的眼光加以开发和利用。
这种大文化视野同样适用于鱼凫文化的研究和开发。
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鱼凫文化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4500年前，由于当时小冰河时期的气候灾变引起的全球气温变化，导致过去蚕丛及柏灌部族生活的高海拔地区逐步不适合人类居住而被迫全部族向低海拔地区大迁徙。而迁徙下来的其中一个部族也许就是柏灌部族的主力，他们在下降到川西平原的时候与当地的原生居民（有可能是更早从云南上来居住的濮人）发生了冲突或战争，由于山下的原生居民的文化发展要比从山上下来的柏灌部族先进，柏灌战败，不得不带着他的子民隐姓埋名、四处逃逸。柏灌部族在龙门山脚下沿山一带寻找适合部族生存的地方，其间逐步发生了与原生居民或下山稳定下来的其他部族（如蜀山氏、夏后氏）的通婚、融合。最后，他们抛弃了柏灌王的名字而在现在温江寿安这个地区定居下来，最后一代柏灌王就去世在这个地方。柏灌王的子孙在发奋图强之后，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部族。他们逐步与成都平原上的各蜀山氏部落建立了联系，并与土著居民之一的鱼凫部落联盟，建立了鱼凫联合酋长国，开始了鱼凫时代的文明。这由温江集中了鱼凫古城址、鱼凫王墓、鱼凫王妃墓与柏灌王墓遗迹可以得到物证和旁证。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关于鱼凫，更多线索在三峡考古中。此说主要观点认为，距今6000～5000年之间，在远古峡江的大溪文化圈里，活跃着一支崇拜鱼的族群。鱼人兴起于湖北随县，后来融入巴人，统称为鱼复人，巫山大溪人正是鱼复巴人。证据是，远古巴人源于壮侗语系的民族，如今壮侗语族中，鱼读音为ｂɑ，远古巴人也极有可能使用同样的发音。说鱼复是鱼、巴两族结合的标志，理由有几点：一、“复”字在先秦时代读ｂɑ，与巴人之“巴”是同一读音；二、在巴人的语言系统中，“鱼”也读ｂɑ；三、复（ｂɑ）在巴人语言中有图腾物、族称的意思。说鱼纹是巴人和鱼人的图腾都不矛盾。而古蜀国第三朝的“凫”王朝，正是鱼复巴人迁入川西平原的一支。而“鱼复”变为“鱼凫”，除了“复”与“凫”同音外，还有可能与峡江流域渔人钟爱的水鸟——“鱼老鸹”（鸬鹚，又称鱼鹰）有关。
峡江的鱼复巴人，因为不可知的原因，乘着独木舟，带着深入骨髓的鱼崇拜，一路高歌着逆江而上，寻找新的生存空间。途中，不断有人下船上岸，建立了一个个小小的居住点，直到最后到达了成都平原。在肥沃的平原上，他们不需再为无法采摘足够的野果而发愁，不必在风浪里为生计而拼尽最后的力气，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在这里定居。沿江的定居点，也成为鱼复巴人在成都平原和峡江老家之间的补给站，虽然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峡江，但两地文明确实就此展开交融。鱼复巴人逐渐融入了川西平原的生活之中。
比较两种说法可以发现，鱼凫王朝是柏灌王朝的后人与迁居成都平原的鱼复巴人及古蜀原生居民融合后的新王朝。这也说明巴文化与蜀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不以大文化视野予以分析，而片面地认为鱼凫文化源于温江，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从鱼凫文化的发展来看，鱼凫王朝辖地广阔，其文化流脉源远流长。
鱼凫王是柏灌王之后的第三代蜀王，这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时代，其活动范围在成都分布广泛。近年来，在成都平原的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温江县万春镇鱼凫村、都江堰市大观乡芒城村、郫县三道堰古城村、崇州市元通镇双河村及隆兴镇紫竹村，先后发现六座古城遗址，并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被命名为“宝墩文化”。有学者认为，这些密布于成都平原的古城遗址大多属于鱼凫时代。还有专家认为，三星堆文化遗址的二期也属于鱼凫时期。这些遗址距今约4000～3600年，相当于夏代至商代前期，已经进入早期蜀文化时期。当时成都平原还是一片水域，善于捕鱼的水鸟“鱼凫”随处可见。从岷山等地进入成都平原的蜀人与当地土著人结合，一面在平原耕种，一面学会驯养鱼凫捕鱼。这些蜀人后来被称为“鱼凫氏”，其子孙也以鱼凫为图腾。大约在商代早期，阶级矛盾加剧，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强大富裕的鱼凫部落，利用月亮湾古城堡，扩建三星堆城市，建立古蜀王朝，成都平原进入奴隶社会。
鱼凫文化不仅与三星堆文化联系密切，与金沙文化同样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根据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出土的很多礼器在三星堆都能找到与其相似的原型。在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有个人物刻像，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王冠”，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与头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鱼、鹰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有人认为，把金杖上刻的图案从左至右读下去，正好是“鱼凫王”三个字，也就是说该金杖的主人应是鱼凫王。而在金沙遗址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一条金冠带，在它表面刻的鸟、鱼、箭和人头组合图案与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的图案基本相同，风格也基本一致，只是在排列、组合及细部的刻画上有差异。目前，人头、箭、鸟、鱼的组合图案还仅见于金冠带和金杖上，这些通常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考古学家们据此认为，虽然政权的统治者发生了更替，但金沙文化时期的古蜀人仍然沿袭着三星堆旧时的信仰，也仍然使用着三星堆时期那套政治制度与社会管理模式。
这说明，从鱼凫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金沙文化，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三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不从大文化视野出发，把鱼凫文化当成古蜀文化的一部分，而仅仅视之为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是无法挖掘其深刻底蕴和丰富内涵的。
再次，鱼凫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只不过是邦外之长。在周代以前，蜀与外界的交往只限于秦、巴之间，即使有侯国之名，也不能与春秋诸侯会盟，在各种制度上也与中原大相径庭。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繁荣的文明社会，由于其“书轨与中原异”，所以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这样描述先秦时期的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
但包括鱼凫古城址在内的成都平原古城址群的发现，使人们对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至夏商之际的文化发展线索有了新的认识。文明的起源大体经历了农耕聚落形态—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三大发展阶段。农耕聚落形态大致相当于四川盆地内星罗棋布的诸新石器时代遗址阶段，是向文明起源发展的准备阶段。而中心聚落形态正与宝墩文化相当。城是中心聚落的重要标志，而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型房屋建筑的出现则标志着蜀人酋邦的形成，也标志着长江上游古文明中心的出现，这是古蜀文明的起源阶段。宝墩文化的下限与三星堆文明一、二期相衔接，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已出现都邑国家形态的三星堆三、四期文化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使早期古蜀文明达到鼎盛。这说明，在多元一体的中华古文明中，古蜀文明是其中有独立始源、独立发展、独具特色的一脉，她与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同样历史悠久，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另外，鱼凫古城遗址所在地温江位于北纬30度，北纬30度线是一个神秘的地带，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之谜和人类文明之谜都贯穿在这个纬度线上。比如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如果看不到这种共性，而仅仅将鱼凫文化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就无法认识到鱼凫文化的世界价值，也就无法进一步扩大其影响。
综上可见，只有以大文化视野对鱼凫文化进行研究，才能不断深化和拓展其研究领域，也才能为其开发和利用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鱼凫文化的开发利用问题：
一、挖掘鱼凫文化蕴含的当代精神价值。文化是以人为根本的，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着眼于对人们的精神需要的满足。鱼凫文化孕育于四川盆地，发展于成都平原，因此鱼凫文化发展成形的过程可视为古巴蜀文化的一个缩影。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对鱼凫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带来强烈影响：一方面，盆地四周有高山屏障，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古称“四塞之国”，使它的文化面貌具有显著的地方性，即古人所谓“人情物态，别是一方”。另一方面，由于盆地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我国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带，处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这种东与西、南与北的交汇位置，又促成了巴蜀先民很早以来就致力于突破群山封锁、开拓对外交流的奋斗，使得巴蜀文化虽不可避免地具有农业文明的封闭性和静态性，但它又明显地具有对外努力开拓的开放性和对内充分凝聚的向心力。在巴蜀地区，不仅由于环境的多样化和兼容性带来山林竹木、瓜果药材、北粟南稻、桑蚕漆蜡等应有尽有，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巴蜀人巧思勤作、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兼收并蓄等精神的形成。先民们以世世代代的努力突破了四周山地的阻隔，打通了若干条对外通道，促成了与四方的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形成巴蜀文化善于兼容和开放的明显特点。这种精神，也正是当代巴蜀人敢于开拓创新、能够兼容并蓄的精神之源，是应该不断挖掘并发扬光大的。
二、在城市建设中融入鱼凫文化元素。从城市建设方面来看，温江应该抓住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区的契机，把鱼凫文化元素融合到城市建设中，实现鱼凫古城遗址修复重现、鱼凫精神传承与发展。比如突出水文化、推出渔猎生活体验馆、加大林盘保护力度，使园中有城，城中有园，做到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和谐交融，城市文明与田园生活有机结合。
三、加强区域合作，打造鱼凫王文化旅游品牌。从大文化视野来看，鱼凫文化属于古蜀王文化的一支。目前，鱼凫古城遗址保护规划正在进行中，但尚未实施开发。由于古蜀王文化旅游资源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管辖，且各区域都有旅游发展重心，在开发过程中往往形成政策性障碍，缺乏协调、导致恶性竞争或者重复建设，所以温江应主动加强与三星堆博物馆、金沙博物馆、望从祠等文化管理部门的联系，争取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古蜀王文化旅游业发展协调机构。鼓励区域内旅游开发投资商、旅游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等与当地相关部门进行合作，共同开发古蜀王文化旅游资源，最大限度地挖掘各个单元的旅游发展潜力，扬长避短，使其成为四川的精品旅游产品。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