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西亚，甚或北非之间，肯定有着某种幽深的瓜葛。20世纪下半叶发现的三星堆，应该就是这种瓜葛的明证。浓眉大眼高鼻梁的青铜面具，决不是“后现代”艺术作品：它必定表达了某一人种的特征。
难怪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一度曾为世界的宗教祭祀中心。
如果仅就现有的史料来看，则华夏民族较之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尼罗河畔的埃及人，以及北非闪、含两系，无疑是个晚得多的后起民族。可能也正因为这一点，它比那些更古老的民族显得成熟理性，且有头脑。在解决人类同时面临的生与死这个“第一课题”时，华夏民族显示出它特有的“超越”神韵，特别是对待死亡的态度，尤其卓尔不群，独树一帜。
中国文字史前史结束甚晚，史家研究上古时期，往往苦于史料匮乏。从神话中清理文化脉络，是一条无奈之中开辟的蹊径。《山海经》即是学者们挖掘的矿藏之一。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狡。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山海经·北山经》
炎帝幼女女娃，溺毙于东海，死后化作红爪白喙的精卫鸟。精卫衔西山木石欲填东海，往来不息……精卫填海的故事，被后人演绎成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力量。也有人认为它表达了古人对死亡的抗争。更有人认为，这是彰显精卫战天斗地改造自然为民造福的精神！认真说起来，上古时期的人恐怕不会有那么高的觉悟，或者那么“形而上”的哲思。其实这个故事传达的信息很清楚：
人是会死的，比如溺死在海里。
“死”之后是什么呢？一只鸟？或别的什么？
人与山川日月、江河湖海同在；万物有灵，皆可相通。
那种稀奇古怪的动物，莫名其妙的死亡，变幻叵测的自然，毫无来由的杀戮，在《山海经》里比比皆是——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
——《山海经·海外北经》
东次四山之首，曰北号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狼，赤首鼠目，其首如豚，名曰，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鸡而白首，鼠足而爪，其名曰雀，亦食人。
……
又东北二百里，曰剡山……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是兽也，食人，亦食虫蛇，见则天下大水。
——《山海经·东山经》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
——《山海经·海内经》
洪水滔天、怪兽食人、杀戮攻伐……死亡无时无刻不与人相伴。先民们并不需要特别的聪明，很容易即可注意到：无论自己的族类还是异类，都不能摆脱天地自然。岩画上的日月星辰，殷商祭器上的饕餮之相，都是先民们把自己置于天地宇宙的朦胧表达。
儒之思想萌芽，无疑植根于先民的上述观察与想法。因此，《易·乾·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人本由天地生成，自应服从和遵循天地之道，并进而将人的终极道德原则，与宇宙自然的最高法则涵化为一体。“天生庶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大雅》）如果人德齐于天德，则归于天人同德。那么，人的生死，实际上归属宇宙生死大化。
有此认识，又何须畏死？但儒家同时还提出了终极价值目标：天道至善。于是人生便负载了责任：以道德学问的修养，自洽于“天下有道”这一目标的推进，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现世也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来世，在儒学的观念世界中则没有存在价值，故儒家无“来世”之说。孟子在论及天道与人生时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孔子说得更其直白：“朝闻道，夕死可矣！”哪怕生命短促到朝夕之间，只要能与道共生，也就无复他求了……
儒家不追求来世、永生，儒家追求不朽。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春秋左传》
为天下有道而立德、立功、立言，这就是所谓三不朽。若无建树，等于虚掷了生命，所以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可见，儒家虽轻言生死，却意在超越。对儒者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在死或不死，而是以什么名义死。
当同时期的希腊人还只是些“半开化的蛮子”（丹纳语）之时，中国人已经在思索如何完善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勇，或曰忠、孝、节、义，逐渐凝为儒者所追求的品格。由于这种个人的道德追求被赋予了终极价值的意义，因而是高于生命的。孔子倡导士人毕其一生追求道德实现，如果事属不能两全，则以死成就道德：“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已为己任，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则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说得更加清楚：我留恋生命，渴求有义，如果两者不能同时拥有，那么我舍弃生命以获取义的实现！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自此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慷慨赴死的理由；当儒道这一精英文化渐变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则成为中国人普遍推崇的高尚气节。《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暴虐无道，正直大臣宣子（赵盾）屡屡谏止，灵公假意表示将改过自新，其实已暗生杀机，终于支使去刺杀赵盾。结果，死的却不是赵盾：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为赵盾的品格所动，不愿对高节之士下手，但又不能失信于灵公的委托，只好舍生取义。赵盾的高节本在义理之中，可敬的是前去杀他的！由此可以看出，舍生取义的道德准则已从读书人中扩展至天下壮士。《史记·刺客列传》所载，即多为轻生死而重侠义的豪杰，并非都是士人。聂政，屠夫而已。但为“义”所驱使，竟可以死得壮烈非凡：严仲子为韩国卿士，结仇于韩相侠累，恐遭其暗害，遂流亡至齐。闻聂政名，携重金往访，欲使聂刺杀侠累。聂因老母在堂，奉养之责未竟，因而坚辞不受。而严仲子则始终如一，以优礼待聂政。直至老母去世之后，聂政才慨然应允——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
于是严仲子以实情告。聂政知此行必死，人多无益，乃不带伴从，只身入韩，直取侠累——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面皮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史记·刺客列传》
聂政事败自杀，但死法未免太酷烈：先以刀割毁脸面，挖出自己眼睛，然后剖腹……侠累将聂政暴尸于市，千金悬赏知其来历者，竟无人知悉。事至此本已了结，未料又起波澜：聂政之姐聂荣，在齐听到了韩国发生的事后，断定乃聂政所为。于是立即前往辨认，果然是聂政！聂荣大哭道：这是轵地深井里人氏聂政啊！韩国人大惊，对她说：你怎么还敢前来认尸！就不怕受牵连吗？聂荣哭着说道：他这样毁容自污，蒙羞受辱，正是因为他怕连累姐姐啊！可是我又怎么能为保全自己性命而埋没他的英名呢？接着大喊三声，死于聂政尸旁！
刺客中更为国人熟知的，当推荆轲。荆轲，卫人，好读书击剑。燕太子丹曾在秦国为人质，受辱归国，燕、秦誓不两立。秦将樊于期得罪秦王，入燕投奔太子丹，燕、秦愈益交恶。强秦之下，燕国势若危卵。太子丹经田光引荐结识荆轲，欲谋刺秦王。事属机密，太子诫田光“勿泄”，田光乃自杀以释太子疑。此后太子奉荆轲为上卿，车骑美女任其所欲。荆轲为诓秦王而需樊于期人头，太子不忍杀之，樊将军却慨然自刭以献……临行，太子知荆轲此去必不能生还，于是身着缟素，与知其事者相率送行于易水之上，以壮其行——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史记·刺客列传》
至秦，荆轲重贿蒙嘉为己游说，得见秦王。佯献叛将樊于期头，及燕之割地督亢地图。秦王展阅地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就势以匕首刺秦王，不中，绕柱追逐，秦王以剑回击，断荆轲左股。荆轲犹作困兽之斗，终于力不能敌——
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良久。
——《史记·刺客列传》
事发后，秦引兵攻燕，燕大败，秦穷追太子丹。燕王杀太子以谢罪于秦。秦并天下之后，荆轲昔日知交高渐离，以善音律被秦始皇召见，赦其死罪，令随侍击筑。高渐离暗以铅置筑中，寻机击杀始皇帝，然因其目盲而未果，高渐离亦被诛杀……
因“刺秦”事件而纠集起来的这一干人等，都先后身殉其事了。但他们当初介入这个事件的动机，以及他们的勇气，却长留青史，令后来者为之动容。驱动他们的力量只是一个字：义。为义而赴死的卓行，在历史发展中渐渐转变为庶民社会的操守，最终又潜入江湖，再变为江湖中的最高价值目标。
而朝堂之中的士人群体，则多为“仁”所驱策。王子比干，明知殷纣王“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行为已近疯狂，前不久才“醢”了九侯又“脯”了鄂侯——一个被他剁成了肉酱，另一个被割成一条条地晾了肉干，三名内阁成员就死了两名，而且现摆着吓人的“炮烙”刑具：有敢再多言者必不宽贷！而比干就是傻透了要寻死——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史记·殷本纪》
殷纣以其暴虐不仁，天下群起而攻之。领头攻击的人，便成了天下四方的新主子——周天子。然而并不是所有士人都拥护这场“革命”，伯夷、叔齐兄弟俩，就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认为，以暴力手段推翻殷纣，是以暴易暴，同样不仁。如果兄弟俩生于今日，则他们的观点应表述为：政权不应当被暴力夺取，暴力是非法的。作为殷人，为抗议新朝，他们“义不食周粟”，隐入首阳山。在他们行将饿死之际，唱出了这样的咏叹之词：“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歌毕而死在首阳山上……可能是对这唱词不以为然，孔子认为“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叔齐不是为追求仁而赴死的吗？现在已经成仁了，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这是为秩序、为争仁政而死。公元前547年，齐国权臣崔杼心怀不轨，在家泡病假。齐庄公趁探病之机，欲私会崔妻姜氏。崔杼本谋逆已久，庄公等于自蹈陷阱，被射杀于崔宅……事发后，崔杼迅速收拾政局，立杵臼为齐景公，自任右相，庆封为左相，乃一手遮天，齐国无人敢言。负责国家档案的齐太史不动声色，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官。太史之弟继任为太史官，第二次在史册中直书“崔杼弑庄公”，结果也被杀了！第三任史官是两位殉职太史最小的弟弟，他知道崔杼不准曝光谋杀国君的事，也知道自己的两位兄长为何赴死。他提起笔来，毫不犹豫地把那五个字再度写进史册……
崔杼杀不下去了。他所面对的，不是这个史官世家的几兄弟，而是士人的浩然正气，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直节。
直节垂范千载，历来为士人推崇、庶民景仰。因节而勇、因节而刚者，历朝历代在在有之，已成为中国人精神中的脊梁，可以玉碎，宁折不弯。当蒙古大军势若狂潮，席卷长江南北之际，文天祥以一介书生督军抗击，若无死节之志，怎能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史载文天祥“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如此清朗俊秀人物，却生就一副铮铮铁骨。南宋覆灭，文天祥在广东被俘，元军将其押解至京，已降了蒙古人的前宋恭宗皇帝赵显，还有前丞相留梦炎，都来劝天祥降了算了，天祥不为所动。元朝重臣阿合马、丞相孛罗，轮番与之斡旋，天祥义薄云天，矢志不降，回答说：“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此后在兵马司羁押三年之久，始终端坐不卧，脚不沾地……世祖忽必烈知其死志难移，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283年1月8日）最后一次召见劝降，志不改，次日，文天祥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就义，年止47。刑前，天祥从容地对吏卒说：“吾事毕矣。”死后数日，仍面色如生。其衣带上有自留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真是感天地而泣鬼神！
对于南下的蒙古人来说，也许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领略骨子里的华夏精英文化。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民族，击败了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胜利者就会碰上文天祥式的囚徒。同理，能以巧取豪夺得天下者，未必能尽得天下读书人。明洪武后，靖难兵起，至建文四年，惠帝朱允不知所终。成祖朱棣新即位，大肆收罗人心，召用惠帝侍讲学士方孝孺。孝孺死活不干，被关了起来。为使其就范，成祖派人再三劝谕，仍不屈。成祖更亲自慰问，不料老先生竟当面声讨起皇上来了！结果自然不问可知——
召用孝孺，不肯屈。系狱。一日遣人晓谕再三，终不从。又召草诏。及见，悲恸彻殿陛。上降榻劳曰：“先生无自苦，余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无过劳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数字云云，投笔于地，又大哭，且骂且哭曰：“死即死！诏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诸市。孝孺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复诏收其妻郑，郑先自经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文天祥47岁就义，方孝孺46岁赴死。孝孺死得极其惨烈：先是当场被削去脸颊皮，以免再开尊口，后才是磔刑——被人一刀刀地剔下肉来，直至只剩下骨架！就这一段史实而论，方孝孺似乎死得有些不值：朱棣都说了，他跟朱允，叔侄之间；叔叔打跑了侄子干外人何事？谁做皇帝，是朱家的家事，你方老先生操的是哪门子心呢？但以政治信仰的独立而论，则方孝孺无疑给皇帝上了一课：即使打得下江山，你也不能尽数收买人心！不过为这“授课”付出去的未免太多了：方家873位族人掉了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