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图中A、B、C代表属于三种文化的传播者，由三种不同的图形外轮廓表示，并用图形的相似度和相互距离表示文化间的远近关系。显然，文化A和文化B是比较相近的文化，而文化C与文化A和B有较大的差距；
2.每种文化图形的内部，各有一个与外图形相似的另一个图形，它表示受到该文化影响的传播者。内外图形稍有不同，这说明在文化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个体的形成；而且尽管文化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主导性影响的力量，但对个人的影响程度不同。
3.跨文化传播的编码和解码由连接几个图形的箭头来说明。箭头表示文化之间的信息传递。当一个信息离开被编码的那个文化时，内含编码者所要表达的意图。这在图中由箭头内的图案与代表编码者个人的图案的一致性来表示。而这个信息到达它将被解码的异文化时，解码文化的影响变成信息含义的一部分，也用图案的一致来表示。由于文化的差异，编码者和解码者所拥有的沟通行为及其意义在概念和内容上也是有差异的。
4.文化对跨文化传播环节的影响程度是由文化间差异的程度决定的。在图表中用箭头里面的图案变化程度来表示。文化A与文化B之间发生的变化远比A与C、B与C之间的变化要小。这是因为文化A与文化B之间有着较多的相似性，所以，两者之间在传播行为及其意义在概念和内容上更相似，解码的结果与原始信息编码时的内含意义就更接近于一致。而在文化C方面，由于它与文化A、B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解码结果也就与原始信息有较大的差异。
从萨姆瓦模式可以看出，他更多地是强调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间的差异性及其对传播的影响。和普遍的传播模式的两极性不同，萨姆瓦是要说明文化差异的广泛性和多变性，这使跨文化传播可以在文化差异极大的人之间，也可以在同一主流文化中的不同亚文化群体的成员之间发生，可以有跨人种的沟通，也可以有跨民族和国际间的沟通。同时，信息的传播在这个模式中以三角箭头的图形表示，传播前后图形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图案。这表明萨姆瓦认为跨文化传播中信息本身并没有变化，只是所蕴含的文化不同，这不符合实际。
多德的模式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这个模式比萨姆瓦的模式更加突出跨文化传播始于“感知文化差异”，这也是跨文化传播的出发点和前提，也是构建跨文化传播模式的基础；其次，这个模式既能够全面完整地抽象跨文化传播全过程，又能突出主要环节，比如由于感知文化差异导致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在传播行为上就必然会指向消极策略和积极策略两种可选择项；第三，这个模式明确提出积极的传播策略有可能产生“第三种文化”，虽然“第三种文化”的内涵在本模式中语焉不详，但对文化接触走向的讨论中，第三种文化得到不少人的赞同。
无论是常燕荣所介绍的跨文化传播模式，还是萨姆瓦和多德的模式，总的说都强调跨文化传播的整体性和全面性。而跨文化传播除普通意义上的传播过程的各要素外，更加强调的是传播过程中文化因素对编∕解码的影响。而对于这一点，这几种模式都略显单薄。
伯明翰学派的精神领袖斯图亚特？霍尔并不主要研究跨文化传播，他的《编码，解码》一文虽然研究的是电视节目讯息传播，但其中对于传播符号与文化的关系分析可以说精细入微，少有人可以与其相比。
一、编码过程
斯图亚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分析信息的传播过程。他提出电视节目信息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的传播模式，也被称为“霍尔模式”。他认为电视节目讯息传播与商品生产一样，生产出的只是产品，只有进入流通领域，并被消费，信息才成为商品。
霍尔认为，在电视节目的制作中，传播者利用一定的技术设备，按照组织起来的生产关系规定和自己在特定社会中的知识构架进行编码，形成“作为意义话语的节目”。传播者在这一过程中已经建构了意义（编码意义1），思想介入写作过程中，这些思想是开放的，与特定社会相关联。霍尔认为：“这种生产本身也不乏‘话语’的侧面：它也是自始至终以意义和思想为框架的。与日常生产有关的实用知识，历史所限定的技术技能，专业的思想意识，关于这些机构的知识、定义和假设，关于受众的假设等等，都是通过这种生产结构来限定节目的组成框架的。”可见，首先，作者在生产过程中不是随心所欲的，作者的思想与特定社会相关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作家、诗人也不例外。其次，生产过程中，受众介入信息来源。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这与产品生产中用户需求信息来源的原理是相同的。这通常被理解为受众定位；二是由于生产的作品有被“理解”的需要，诗人或作家必须服从语言的话语规则进行编码。而这种编码必须有一个被需求、可解码的“意义”。
二、符号结构分析
作为符号结构，霍尔提出一个外延/内涵的概念。在对当时语言学界对外延/内涵使用后提出的批评，他定义外延是符号的字面意义，内涵是符号的联想意义，二者是符号上的差别，不是现实世界的差别。外延的字面意义是自然化了的，即具有“近乎普遍认可的意义”；而内涵没有被自然化，内涵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通过其联想性可以被利用和转换。符号的开放性就表现在内涵的开放性及外延和内涵之间的流动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放性使意识形态可以介入话语，并争夺自然化。这就是语言中的阶级斗争。在特定的语境中，“外延”和“内涵”这两个术语作为有用的分析工具就不是用来区分语言中意识形态的在场／缺场，而是仅仅用来区分意识形态与话语相交叉所处的不同层次。就是说，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内涵中进行，被强制或获胜的意识形态自然化后进入相对封闭的外延。
霍尔进一步分析内涵的结构的开放性，认为内涵的结构与特定社会的文化结构有关系。内涵是相对开放的和有多义价值层次的。但这些多义层次之间并不平等。由于符号的全社会性，社会文化通过内涵与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关系。这种文化结构后来被霍尔的学生莫利称为“社会文化图谱”。“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似被划归于话语领域，按等级被组织为占主导地位的或较受偏爱的意义”。同理，对符号的解码也是不平等的。这里，霍尔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主导性话语结构”，即在这些解读内镌刻着起特定社会主导作用的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的秩序，并使解读自身制度化。似乎解码中主导性话语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情况没这么简单。文化的开放性说明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的主观化过程和文化涵化的可能性。从文化动态特征看，内涵的多义性使对符号的任何解码都存在可能性。
三、解码过程
对于解码，霍尔明确表示不同意泰尔尼把解码看作是把符号放到与其相关的符号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中的“主观”能力。他认为尽管在传播中存在“某种字面上的误读”，但真正重要的是传播者面对的不是他们希望的根据占主导地位的代码运作，而是“被系统扭曲的传播”。他既反对编码与解码没有任何必然的对应关系，从而导致完全个人化的解码；又反对传播双方“完全不失真的传播”。他提出必须把编码与解码连接起来考察它们的接合方式，从而建构符号的意义（意义结构2）。他说：
很明显，在下图中，我们标以“意义结构1”与“意义结构2”的部分也许并不相同。它们没有构成一种“直接的同一性”。编码和解码的符码也许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对称的程度—即在传达交流中“理解”和“误解”的程度—依赖于“人格化”、编码者—生产者和解码者—接收者所处的位置之间建立的对称／不对称（对等关系）的程度。但是，这转而又依赖于符码间的同一性／非同一性的程度，这些符码完全或不完全地传达、中断或系统地扭曲所传达的一切。
由此提出他著名的三种符号解读立场。
第一种是占主导统治地位的立场，又译作霸权立场。这就是受众解码时按照编码者使用的代码进行解码，也即是在占主导地位的代码中进行解码。这是实际能达到的最接近完全不失真的传播的地步。
第二种是协商式的立场。受众理解由主导性的定义表达的信息并承认其合法性，同时又保留运用“本地情形”的权利。
第三种对抗式立场。受众完全明白符号的字面意义和内涵隐义，但采用相反的方式进行解码，将用自己的代码分解讯息并放入另一参照系中进行重新组合。
要说明的是，霍尔在20世纪70年代写作时对这三种立场提出是“假想立场”，而80年代其学生戴卫？莫利通过对英国BBC著名节目“举国上下”的实证分析，基本验证了这三种立场。
霍尔《编码，解码》研究的是作为大众传播的电视节目，而且重点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对电视符号的编码∕解码原理，莫利的验证也是如此。但是电视符号作为传播符号，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作为跨文化的基本关系之一，使我们看到霍尔模式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前景。如前所述，其中我们尤为看重的是这个模式对于符号结构精微的分析。
首先，传播的完整性。尽管研究的是大众传播，但霍尔的图示有着明显的缺陷，即没有构成交互的传播过程。这是霍尔受美国大众传播学“信源—信息—接收者”的影响。所以我们对霍尔的图示略加改变如下图：
霍尔后来也承认自己考虑不周。他说，我曾经想摆脱那些观点的起源出处，我们已经身处历史中，因此话语也是散漫无序的。但是编码理论并非天外飞来，我曾经犯了一个错误，只是把那个图表画了上半部分。如果你想阅读全部内容，你必须画一个环形图表示它。因此我必须说明解码是如何进入记者选题的实践和话语体系的。和所有的传播一样，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交互沟通的过程。但是很少有人像霍尔那样从传播动力学的角度去考虑这个“环形图”。
第二，传播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由60年代中期的法国结构主义的兴起，促成70年代霍尔所在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生了结构主义转向。这一转向最明显的就是受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影响，意识形态理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使用最广泛，同时也是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霍尔。从他开始，英国的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从“文化”转向了“意识形态”。这种把媒体符号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些评论家把霍尔后期理论称为“关联政治学”（politics of articulation）。虽然意识形态与文化有紧密联系，但是戴卫？莫利对霍尔模式的验证，证明了社会文化力量及其分化力超越了阶级和社会阶层本身。就是说传播更多地是跨文化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前面我们说过，严格地说，任何传播都是跨文化传播。
第三，符号结构与社会文化结构。霍尔模式中最令人注目的是符号结构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影响，霍尔把符号分为外延与内涵，但他对这两个术语有他自己的理解，这在前面已经介绍。而对于社会结构，特别是符号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他说：
电视符号所谓的外延层次由一定的非常复杂的(但是有限的或者说是“封闭的”)符码固定下来。其内涵层次虽然也是固定的，但更为开放，服从于利用其多义价值的更为活跃的转换。任何已经如此构成的符号都可能转换为一个以上的内涵建构。然而，多义一定不要与多元论相混淆。各内涵符码之间并不对等。任何社会／文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封闭，都倾向于强制推行其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分类。这些分类构成一个主导文化秩序，尽管这个秩序既不是意义单一的，也不是无可争辩的。“主导话语结构”这一问题是关键的一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似乎被划分为各个话语领地，等级分明地组合进主导的或选中的意义。
“多义一定不要与多元论相混淆”是指同一符号蕴含的内涵之间是多义而非多元关系，强调的是对同一符号的解读有相通之处，这种相通是沟通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价值又有所不同，从而构成符号的内涵集合。对于同一文化系统的主流文化与基础亚文化，往往如此。而对于差异更大的不同文化，在解码时面临更多的不同：
新的令人难以捉摸或令人困惑的事件，破坏了我们的期望，并与我们的“常识建构”、与我们社会结构的“想当然的”知识相抵牾。这些事件必须首先安排进各自话语的领地才可以说“具有意义”。“绘制”这张事件的图表的最普通的方式就是把新事件安排进现存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图表”的某个领地。
符号内涵的多义性使解读在一定共同的基础上有多种可能存在，从而使符号编码与解码共同建构意义。
总之，用霍尔的观点来看，传播是在相同或者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或者群体中进行，传播者不自觉地按照所属文化的规定性进行编码，用于传播的符号以其外延的共性成为解码的基础，而符号的内涵的多义特点使解码者能够按照自己所属的文化的规定性进行解码，编码者在编码时提供了讯息，但并不是传播中的意义。解码时对于讯息的理解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甚至完全对立。传播中的意义，却正是传播双方共同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