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陌生人的关系会深深地嵌入社会网络之中。帕克斯和阿德尔曼（Parks & Adelman，1983）认为与陌生人的其他社会网络成员的（比如他们的家庭和朋友）交流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的产生，交流时产生不确定性的程度是由我们与陌生人分享的社交网络的程度决定的（如Gudykunst，Chua & Gray，1987）。分享的网络也可以帮助我们管理不确定性（Dyal & Dyal，1981），如果我们能从对陌生人熟悉的人那里知道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能更好的管理不确定性。
五个关于与陌生人的联系的公理如下：
公理27：陌生人对我们的吸引力越大，我们的焦虑就越小，预测他们行为的自信心就越大。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28：我们与陌生人以及他们的群体成员交流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我们的焦虑就越小，准确预测他们行为的能力越高。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29：我们与陌生人之间的互相依赖性越高，我们的焦虑就越小，准确预测他们行为的能力越高。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30：我们与陌生人关系的亲密度越高，我们的焦虑越小，准确预测他们行为的能力越高。限制条件：这个公理只适用于跨越关系发展阶段的大体趋势，在任何关系发展阶段之内或者某个特定的谈话场合之内，焦虑和不确定性是有波动的，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31：我们与陌生人分享网络程度越高，我们的焦虑越小，准确预测他们行为的能力越高。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前面提到的互相依赖性的讨论，我们与陌生人联系的自然属性不能直接影响到我们正确预测他们行为的能力，这主要依赖于我们与他们的交流是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
与陌生人道德上的交流（Ethical Interactions With Strangers）
尊严是最低限度的自尊，它使人们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爱戴，以及作为一个人得到最起码的尊重（Pritchard，1991）。伦理和道德要求我们保持自己的尊严意识，并且维护陌生人的尊严意识。普理查德（Pritchard）认为“道德至上”要求我们的“行为必须要在道德接受范围之内”（p.226）。交流初期的行为倾向于互惠（Gouldner，1960），因此，如果我们尊敬陌生人，他们也会给予我们应有的尊严，这会使我们的焦虑程度降低。
以道德的方式行事，尊敬陌生人是必须的（Gutmann，1992），普理查德（Pritchard）也认为“尊敬他人”是道德行为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在与陌生人交流的时候，需要依据“平等价值的假定”（Taylor，1992，p.72），当我们尊重陌生人时，我们会下意识认为陌生人也尊重我们（见Sampson，1993和Smiley，1992，对尊敬重要性的讨论），这会使我们的焦虑程度降低。
当我们尊重陌生人时，我们会采取一种道德上的包容方式，奥伯托（Optow，1990）指出“当个人或者群体意识到道德价值、规则和公平原则跨越界限不适用时，道德排斥性就会发生，那些排斥道德的人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不值得人们尊重”。如果陌生人被认为无足轻重的话，“伤害他们就可以被人接受，人们会认为这是合适的或者公正的”（p.1）。当我们采取道德上的包容方式时，我们会考虑适合于陌生人的公平原则，愿意为了帮助他们做出牺牲。
我们谴责陌生人以及从心理上对他们避而远之，此时道德排斥就显露出来（Optow，1990），并会产生较高程度的焦虑，因为我们不期望采取道德排斥方式对待的人与我们享有同样的公平原则。相反，如果我们以包容的方式对待陌生人，我们期望他们同样被公平的对待，当我们期望公平对待他们时，焦虑就会降低。
与陌生人交流时我们作为旁观者，仍然不会放弃自己的道德责任感。斯道博（Staub，1989）认为“旁观者可以植入一种强有力的影响，他们可以定义事件的意义，可以通过共鸣和漠不关心影响他人，可以提升价值和加强体贴关心他人的规范，或者通过被动或主动的参与到系统中，他们可以断定作恶者”（p.87）。布兰查德等（Blanchard等，1991）的研究表明，在参与他人和陌生人交流的场合时，如果我们表达了反偏见的意思，他人会很少表达对陌生人的偏见，因此，我们可以影响他人对陌生人的道德行为。
三个关于与陌生人的交流的公理如下：
公理32：在与陌生人交流时，我们保持双方尊严的能力越高，焦虑越小。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33：我们越是尊重陌生人，焦虑就越小。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34：我们对陌生人的道德包容力越强，焦虑就越小。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焦虑、不确定性、深思熟虑和有效交流（Anxiety，Uncertainty，Mindfulness，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为了达到有效的交流，我们必须理解陌生人考虑问题的角度，这就要求我们深思熟虑。前面提到，朗格（Langer，1989）认为深思熟虑与新的交流类型的创新、对新信息的开阔视野、多角度认识问题有关。有效交流要求我们提高学习陌生人深思熟虑的方式，朗格（Langer，1997）认为这包括“对新形式的开阔视野；对差异的警惕性；不同文本中的敏感；如果不是直白地、含蓄地意识到视角的多样性；当下的指向”（p.23）。这些过程都是互相联系的，引导我们“可以接受不断前进的环境中的变化”（p.23）。
在群际交流中，陌生人比群体内部成员更趋向于深思熟虑。弗雷布等（Frable等，1990）认为陌生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交流的进行上，以及会意识到促进交流进展的最佳方式。通常，陌生人的深思熟虑是一种防御方式，因为他们不能确定群体内部成员如何回应他们（Frable等，1990）。其次，陌生人比群体内部成员更倾向于意识到对方的视角，迪万等（Devine等，1996）认为这样使陌生人比群体内部成员“潜在性协商社会交流的难题更有效果”（p.444）。
迪万等（Devine等，1996）认为为了达到有效交流，我们深思熟虑的程度取决于陌生人的偏见和客观性。他们认为“受社会谴责的成员（如许多但并非全部的陌生人）通常不信任或者怀疑大多数成员的意图和动机”（p.445）。陌生人对群体成员的反应也受他们“归类的歧义”（如陌生人可能把群体成员的行为归纳为成员的个人特质使然或者群体成员对陌生人群体的传统看法；Crocker等，1991）。迪万等（Devine等）认为希望被消极对待的陌生人“可能不会把焦虑当做是令人厌恶的事”（p.449），即使群体成员不怎么存有偏见。当群体成员深思熟虑时，陌生人如何反应？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如果陌生人意识到群体成员没有很大的偏见，并且群体成员的意图很积极，我认为这一反应会使交流顺畅。如果群体成员对交流的过程而不是对交流的结果深思熟虑的话，也应该会出现顺畅的交流。
如果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陌生人的信息，就像我们在交流时没有深思熟虑，交流必定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我们更多地学习如何描述陌生人的行为，并且越少评论，陌生人就越有可能意识到我们的意图是积极的。描述陌生人的行为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陌生人是如何理解信息的，因为我们不会自动地认为陌生人会以相同的角度理解信息，并且我们尽力去理解陌生人的解释。把陌生人对信息的理解从我们对信息的理解中区分出来，这一能力可以正确预测陌生人的行为。
理解陌生人的语言或者方言也有助于管理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帮助我们从陌生人的角度去理解。例如，第二语言能力提高了我们在这种语言文化中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Naiman等，1978），掌握语言和方言也能帮助我们管理焦虑（Stephan & Stephan，1985）。
当与陌生人交流时产生的焦虑会使我们进行社会分类（如分成群体内部和群体外部；Greenland & Brown，1999）。焦虑也会影响我们处理信息的能力，王尔德和夏皮罗（Wild & Shapiro，1989）指出当焦虑过高时（如高于我们的最大“门槛”），我们处理信息时会采取一种简单的方式，王尔德（Wild，1993）指出焦虑过高会唤起一种自我注意力，这种注意力分散我们当前关注的事情，并且减弱我们对陌生人作出区分的能力。这一系列的原因表明当我们焦虑过高时，不能收集关于陌生人新的或者正确的信息，因此我们就无法做出正确的预测或者对陌生人的行为作出正确的解释，尽管如此，王尔德和夏皮罗（Wild & Shapiro，1989）指出“不可或缺的焦虑（如对陌生人群体的焦虑）”可以有利于信息的处理，但是强烈的焦虑（如不知从何而来的焦虑）是不利的。
格林兰德和布朗（Greenland & Brown，2000）提出对产生焦虑理由的解释可能会影响我们处理焦虑的策略。他们认为对产生焦虑持有一种“积极的”理由（如我们不想表现得存有偏见）可以使我们系统性地处理信息，并且不会陷入传统观念中（如我们对陌生人群体怀有敌意），相反，“消极的”理由会让我们简单地处理信息。
如果焦虑和不确定性超过了最大“门槛”，我们必须在正确预测陌生人行为之前有意识地管理焦虑（如使之降到最大“门槛”之下）。管理焦虑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身体征兆（如气短），并且控制忧虑的想法（Kennerley，1990），一旦管理好身体征兆（从身体上或精神上打破这种情形），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管理引起焦虑的忧虑的想法（如全有或全无的想法；见Burns对造成焦虑意识的扭曲和如何管理它们的讨论，1989）。管理忧虑的想法很重要，如果我们管理不当，它们会干扰我们复杂地处理关于陌生人信息的能力（Fiske & Morling，1996）。
如果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太高或者太低，就不能有效地交流，利于有效交流的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最佳水平应该介于最大“门槛”和最小“门槛”之间。对不确定性而言，最佳水平就是当我们意识到陌生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但还不足以准确解释的时候。对焦虑而言，最佳水平就是当我们与他们可以舒适地交流，但仍对交流有一定的焦虑从而不致于自鸣得意的时候。
当焦虑和不确定性不在最佳水平时，我们可以有意识的管理它们并把它们引入正常水平（这个不确定性管理的观念与Brasher的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不同，2001）。当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在最佳水平时，特别当我们深思熟虑时，我们可以有效地交流。尽管如此，当我们深思熟虑时，我们不想过度警惕(Langer，1997)，相反，如果我们只是“适度警惕”，我们会广泛的接受信息，意识到陌生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当交流中的误解发生时，我们也会积极地去改正。
加斯和维罗尼斯（Gass & Varonis，1991）归纳出两种产生误解的情况。当我们把不同的意义赋予信息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时，“完全的误解”就会产生；当我们把不同的意义赋予信息，但我们中的一个人意识到了，“不完全的误解”会产生。加斯和维罗尼斯（Gass & Varonis）认为完全的误解确实是棘手的问题，因为交流者都以为理解了对方。然而，当我们深思熟虑时，会意识到误解的可能性。如果深思熟虑的话（如通过意译、说明、反馈、给予更多信息等），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改正错误（如我们本该从陌生人角度考虑问题，却从自己角度考虑而造成的错误），这有利于交流双方协商意义以达到有效交流。
五个关于焦虑、不确定性、深思熟虑和有效交流的公理如下：
公理35：提高描述陌生人行为的能力也能提高我们正确预测他们行为的能力。限制条件：当我们有意识的处理交流，但是不过于警惕，并且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36：我们提高掌握陌生人语言或者方言的能力会降低焦虑，提高正确预测他们行为的能力。限制条件：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并且我们不是深思熟虑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37：在处理信息时我们越是深思熟虑，我们管理自己焦虑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就越高。限制条件：只有当我们不是过于警惕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38：有意识地认识到错误或者实事求是地改正错误，这一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与陌生人协商意义（有利于提高交流的有效性）。限制条件：当我们在交流中深思熟虑，不过于警惕，并且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时，这个公理成立。
公理39：与陌生人交流，我们管理焦虑的能力越高，准确预测的能力越高，对他们行为作出正确解释的能力越高，交流就越有效。限制条件：当我们在交流中深思熟虑，不过于警惕，并且我们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介于最大和最小“门槛”之间时，这个公理成立。
这五个公理侧重于有效交流的基本因素和有效交流的过程（如深思熟虑），前面的公理（1-34）解释的是在与陌生人的交流中我们可以管理自己的焦虑和不确定性，它们侧重于有效交流的表面因素。
在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过程中的跨文化变异（CrossCultural Variability in AUM Proce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