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镣铐舞蹈的“右派”
——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刘勤
20世纪70年代末，旧貌换新颜的神州大地在举国欢腾之余仍不免痛定思痛，往事并不如烟，大多数知识分子以一种身在今日、心在昨日的精神状态重复着动荡岁月中的梦魇，岁月沧桑，历史鳞羽，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更作为历史的受难者，历史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伤及他们的灵与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说便集中地反映了受难知识分子被改造、被启蒙的炼狱经历及心路历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往往以受难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受难的不幸符号便在于他们共通的身份符码——右派。在小说文本中，生活在物质和精神都匮乏到极致的环境下的章永璘、索泓一、范汉儒一类作为被排除在集体和人民以外的少数，实则是因袭了一个早已经被预设和规定好的身份——“右派”。这类故事通常描述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在此过程中或明或隐地映现“反右”运动的社会背景。在右派叙事流行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右派故事的作者往往也是“反右”运动的亲历者，他们笔下的“反右”运动以及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的生命历程成为比诸多历史教科书更为生动、细致、真实的历史说明。最为典型的是199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名为“从头越”的名家小说精品文库系列丛书，这套丛书精选了张贤亮、高晓生、丛维熙、李国文等十位作家的代表作，这十位作家的相同点是在“反右”运动中都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劳改，有的被流放，有的甚至被关进了“大墙”。这套丛书的总序名为“常青的树，开不败的花”，序中这样写道：“跨过了‘真如铁’的雄关，‘而今迈步从头越’之后，这一批作家被积压了二十年的才华，不仅没有稍减，而且愈发锐利深沉。似乎是要对那‘虚度’的岁月加倍地补偿，他们把青春年华的美与力储备着，汇聚到这得以放释能量的复出时期，凝结出这一代作家特有的最充实而瑰丽的贵重中年。”借助于这些有着相同行进线索却有各自发展的辗转故事，许多作家以亲历者、受难者的姿态参与了对历史的集体回忆与重建，如王蒙的《布礼》、《蝴蝶》、《春之声》、《相见时难》，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丛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等等。自叙的风格、写真的色彩、以现实主义为主的艺术手法、政治上的自我正名和强烈的革命认同使右派叙述迅速定型，也使得我们对右派叙事的剖析更加深透和有章可循。
严格地讲，“右派”一词是一个外来词，一直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在1791年的立宪会议中，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温和保守派由于坐在主持人的右边，得名“右派”。1957年，毛泽东在发动整风运动后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不久后，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毛泽东界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一旦知识分子被视为“右派”这样一种和人民相对立的反动面目出现之时，那等待他们的必然是重重“伤痕”。在1976年至1980年的四五年间，右派叙事应和着新时期伤痕和反思文学思潮成为一种主流的叙事类型，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才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可以这样说，右派叙事是当时文坛无法逾越的一个坎，不管它有没有达到理性之思，有没有提升到终极的人文关怀，它都纠结了太多人的爱恨情仇。“由于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在广大知识分子看来，这一带有鸣冤翻案的总结更加催生了他们积郁心中不吐不快的情绪。作家们以一只脚迈入“新时期”的门槛、另一只脚却还迟迟不肯离开旧时土地的姿态返身回望“文化大革命”甚至更早以前的“反右”运动，这些沉痛的记忆是在他们脑子里想抹去却又欲罢不能的梦魇。于是，“文革记忆”包括“文革”本身就成为当代作家不可逾越的一个主题，“假如不先讲‘文革’的故事，倘若不先给文革一个‘说法’，很多中国作家(及读者)似乎还不能从文化、道德及价值观的断裂心创中真正‘生还’，他们与传统文化及‘五四’的种种精神联系都很难延续”。
以“右派”为主的具有“被赋身份”的知识分子在“受难者”这样一个集体面目之下面临灾难的各异选择：有的在受难之时默然承受并通过一系列体力和精神活动将他者指认的右派身份跃升为对自我塑形中受难英雄这一崇高形象的不断暗示确证，如钟亦成、章永璘、许灵均；有的怀抱着一颗思辨沉潜之心，以一种从容的面貌走在时时变幻的人生舞台上，当他们身处特权、权势等风暴中心以外成为被隔离的流亡者时，反倒更为清醒地理解了国家和个人，并通过一系列个人行为去变相实践自身的理想与信仰，如何荆夫、曾储、曹千里、秦书田；也有的在苦难面前患上了软骨症，弯下了知识分子最坚挺的脊梁，失去了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操守，这种“病”中的知识分子既求助无门更无力自救，启蒙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是奢谈更是笑话，如许恒忠、奚流、苏骏等。本文着重论述的是第一类知识分子形象，因为他们最符合大众的期待与热望，也最能够寄托大众的精神理想。作为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知识分子早已是一个鲜亮的超越物质和阶级的理想化身份标签，它不但承载了知识分子自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也负担着民众所寄予其身的对于真理、自由、平等、道义追求的热望。
比如一读到钟亦成的誓言我们就热血沸腾：
中国如果需要枪毙一批右派，如果需要枪毙我，我引颈受戮，绝无怨言！虽然划了右派，我仍然要活下去，我仍然能活下去，就因为我有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坚如盘石，重如泰山！
可以这样说，钟亦成这段视死如归的独白写出了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受难英雄的一种感情基调——对于被划为右派非但不怨恨而是“仍然”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这里的“我”正是一大批被打为右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内心默认了成为右派的事实，在和理性之思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不断暗示和强化了对右派这一身份的接受与认同。所以有学者感叹道：“知识分子几无例外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原罪’标志，可叹的是知识者自身也往往怀着赎罪心理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当然，这种接受和认同具有潜在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爱，对祖国人民的强烈的热爱。在学界，不同的学者把这种受难英雄的爱归纳为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屈原的忠君爱国类型、儿子对母亲的不离不弃类型。不管是哪种类型，我们都可以把它划入痛并爱着的一类。由于有这种强烈的爱作基础，导致知识分子在受难之时往往默然承受并在精神假想中自我塑形，这种自我塑形闪耀着崇高的忍辱负重的英雄主义光芒。
不管是由于家世出生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从此开始了“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艰难改造历程的章永璘，还是被资产阶级父亲遗弃后因为履历表上的“资产”被流放到偏僻农场成为“资产阶级右派”的许灵钧，不管是因为四句冬小麦小诗戴上右派帽子而招来20多年不幸生活的钟亦成，还是同样被流放劳改20多年在劳改农场作鸡倌屡遭刁难而依旧以“黄河的伟大子孙”自命的范汉儒，他们无一例外的共同点有两处：一是同样的右派身份，二是在右派身份标签下的同样的精神气度，都以受难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爱国爱民试金场，并通过一系列体力和精神活动将他者指认的右派身份跃升为对自我塑形中受难英雄这一崇高形象的不断暗示确证。
基于这两处共同点，我们可以看到，压在右派身份这座五指山下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对祖国、人民和党的惊人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