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品格的萌生——从鲁迅到巴金对中国文化人格革命的意义
白浩
在中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作为一个精神偶像，鲁迅的文化人格意义已被过度阐释以至于被“神”化。而巴金，能否够得上20世纪文学、文化史上的一个精神偶像呢？这仍是一个疑问。就文学成就来说，巴金显然要逊色于鲁迅，就人格的战斗性、坚韧性来说，也是不如鲁迅的，但《随想录》，巴金晚年的这一绝唱使他的人格意义得到质上的发展，由此对其文化人格意义的发掘也可以赋予新的维度，而这一文化史价值在笔者看来，仍未得到深刻的阐释。《随想录》的文学史地位姑且存而不论，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人精神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这种意义正要与鲁迅相结合方才彰显。鲁迅与巴金，分别被称为20世纪上半期的良心和20世纪下半期的良心，巴金又被称为20世纪的良心，他们的罪感、痛苦、忏悔都在传统文化背景与20世纪语境中独树一帜，如果因为与鲁迅相联系而被赋予“神”的意义的话，那么他们作为人格“神”的意义却又迥然不同，一者以冷，一者以热，一者以憎，一者以爱，一者“一个也不宽恕”，一者“还自己的债”。从鲁迅到巴金，在忽略量的高低而论其质的异，分别代表了中国新文学、中国新文化人格相续相承而又迥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构成20世纪中国人精神史上的两个“父”，两点间连接的虽非一条直线，但毕竟构成一个文化发展的箭头，它的崭新意义有可能成为新世纪文化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一
作为20世纪精神界被“神化”的人物，鲁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个也不宽恕”、疾恶如仇的战斗精神，都如旧约世界中上帝与代言人摩西一样鲜明。这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中可以得到证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这个评价也以钦定的方式主导了此后长期对鲁迅精神的认识与评价方向。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在生前既是对统治者战斗的利器，同时也是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相对立的，诸如“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痛打落水狗”等都是例子。若论其阶级性与经济基础，这种战斗精神正是位于物资匮乏的社会、阶级矛盾难以缓和背景下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并还颇带了些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如果说宽容、博爱等价值观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并由此而受到批判的话，那么，我们显然忽略了这些概念也正是全人类的永恒价值观这一事实。马克思主义将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的早期核心，而将宽容、博爱等置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中；而苏俄的列宁思想以及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则是将其阶级学说实践并扩大化为整个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至于宽容、博爱等远期目标则因为与近期历史任务相冲突而被后置和虚化，甚而被批判。这种文化背景决定了对鲁迅精神多面性认识的遮蔽。鲁迅精神的核心是战斗精神。“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如果将历史局限于以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为本质的社会中，那么此言无疑是正确的，正因此，“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英雄毛泽东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英雄鲁迅的战斗精神一拍即合。然而，当社会发展进入阶级斗争不居主要地位阶段时，这种“战斗精神”仍然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吗？蓝棣之就认为：“毛泽东的意思说，鲁迅的价值在于反帝反封建，最值得赞美的性格是没有媚骨和奴颜，鲁迅的方向乃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呢？它既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但同时区别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此误解和误读在于：毛泽东讲鲁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而我们却误以为毛泽东认为鲁迅是任何广泛意义上的新文化的代表，以为毛泽东称他为任何意义上的新文学的方向。我想我们大大地把毛泽东的论述扩大化了。毛泽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讲过鲁迅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方向、主将和旗手，毛泽东的意思是赞扬鲁迅是国统区的旗手、主将，在那里不要有奴颜媚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理解错位的灾难性后果，并呼吁对新的文化精神的检讨与探索。鲁迅精神往小里说是战士精神，放大说是战神精神，但由战士转化为战神，其间的负面也被放大出来。战士是个人的，尤其是位于受压迫、受奴役时的个人抗争行为，而战神则是民族的、国家的，甚至是全人类的，它可能是受压迫、受奴役者的信仰，也可能是压迫者、奴役者的信仰，因为二者有着共同的逻辑基础——彻底的暴力的斗争。“恶”在这里被用作理所当然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视作建设世界和维护秩序的保证，“恶”被神圣化、专制化。当被统治者的战士转变为统治者的战神时，这种火与剑的斗争逻辑就会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的血与泪、不公与不义，战神之“恶”的潜在危险被现实放大。在基督教史上，这一点更为显明。在物资匮乏，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尖锐的奴隶社会中，犹太教所奉的耶和华正是一位部族战神，他动辄灭城诛族，以血腥来维护着一神的信仰。而那位上帝的使徒摩西也正是以坚韧无比、疾恶如仇的战士精神率领受奴役的部族出埃及。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作为受奴役者的信仰，战士精神、战神精神都有其历史使命。然而，当耶和华、摩西作为立法者而存在时，战神精神为人间带来的并非和平与关爱，而仍然是火与剑的暴力、血与泪的痛苦。战神之战乃是以憎为基础，以恶抗恶为手段，然而，无论是“恶的恶”，还是“善的恶”(这种划分本身就是狡辩)，最终都仍是“恶”，所产生的破坏性历史后果也都殊途同归。“恶的恶”只要存在，“善的恶”或许事实上也就无法避免，但旧约上帝将其神圣化、合法化，而新约基督则并不鼓励如此，不同的态度将会主导不同的前景。爱神之爱并非自我麻醉，而是承认罪与恶，正视罪与恶，并承认需要同罪与恶斗争，但他认为以憎和以恶抗恶并不能解决问题，故而以爱为基础，以善度恶为手段，以恕和忏悔来化解恶。于是，基督教代犹太教而兴。为维护历史的合法性，它将犹太教的战神精神封入历史的旧约阶段，并迎接作为新约精神的耶稣爱神精神。这种转化是由民族、阶级斗争尖锐化历史阶段下的暴力观、求诸人观向民族、阶级斗争调和化历史阶段下的仁爱观、求诸己观的转化。这种转化，并非平稳过渡，犹太教视基督教为敌人，战神精神与爱神精神亦是敌对冲突的，而耶稣正是以死来化解这种冲突和矛盾，以复活而宣告新的时代的开始。随着历史的变化，社会所崇奉的战斗观也必然向和谐观转化，战神精神必然向爱神精神转化，旧约精神必然向新约精神转化，上帝、圣父意识向人子意识转化，诛罪意识向悔罪意识转化。
对鲁迅精神的认识也便面临着这样的困惑，既有受奴役者的战斗精神、硬骨头精神可贵的历史使命，同时，在社会历史阶段发生变化时又面临精神转型的困惑。战斗精神用于任何奴役者，无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这种最可贵的“硬骨头”精神，用之于奴隶则为战士，然而用之于掌权者则可能为专制和残暴(即“毫不手软”)，转化为战神的威权意识。如同其精神导师尼采可能成为希特勒***主义的导师一样，鲁迅也被利用为“文革”封建大复辟中屠杀和打斗的理论“帮凶”。成为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后，在秩序既定时，这种旧约精神、暴力威权意识是维护秩序的有力工具；当纲常秩序淆乱时，它的破坏功效远大于建设，因为它“一个也不宽恕”，所以旧约精神一方面算是一种“建设精神”，另一方面也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是一种“捣乱精神”。“文革”中的红卫兵正是将这种暴力威权意识、捣乱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对于鲁迅个人的悲剧来说，他奉行了上帝的哲学，然而却没有上帝的威权，尽管他摆脱了“奴”的位置，但他仍只是“人”而已，故而便会处处“碰壁”、绝望。这碰壁、绝望是必然的。鲁迅对自己的战斗精神并非没有反省，在他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严苛中，他自身是否也染上了某种劣根性呢？在批判“吃人”时，他所奉行的战神精神是否也正在“吃人”呢？他并不认同基督的超世性，但由“神之子”到“人之子”的自譬他是有的，而“神之子”、“人之子”被钉杀的自譬他更是显明的，由此，他竟将这段历史作为他的“复仇”动力。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饶恕他们吧，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与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复仇”是他的精神支柱之一，复仇乃是以恨为动力，所以鲁迅所建立的也正是“憎的丰碑”、“恨的哲学”；复仇是一种立足现实的战斗意志，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而宽恕与仁爱则指向超越的普世精神；他要“我以我血荐轩辕”来行启蒙，可在以复仇和战斗对待敌人时又不免也以复仇来对待钉杀“人之子”的人民，二者间的矛盾与互否性的痛苦也是不可调和的。鲁迅“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也屡次检讨自己思想的黑暗，并质疑这战斗的结局并不能带来“黄金的世界”，而这更加重他的绝望与黑暗。鲁迅在绝望与反抗绝望中，在对自己局限性的反省中，一再感叹自己只是个中间物，寄望于未来更新精神的出现——正如旧约必然要走向新约，上帝要派圣子耶稣来做上帝与人的中介——这便是从上帝走向耶稣，从圣父走向人子，从威权走向仁爱、牺牲，从旧约精神走向新约精神，从犹太战神走向基督爱神。圣经说耶稣是圣父与人之间的中间物，然而按照历史的逻辑，按照旧约精神与新约精神诞生的逻辑看，恰恰正是上帝意志、旧约精神成为通往人子意识、新约精神的中间物，不可能先有了终极物，而后才诞生出中间物。鲁迅双足站立在旧约世界，文化巨人式的身躯成为受奴役者战斗精神的化身，然而他的头颅却已开始探入新约世界窥视，在对自己的检讨中自譬为历史的中间物，呼唤和孕育着超越自己的新的精神品格的诞生。
鲁迅寄望的新的精神是什么呢？它出现了吗？现在，我们或许可以说，它已经诞生，若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它正在诞生，或许这并不完美，并不真如耶稣一样完美，但这不完美恰是它作为人的特色，这新约精神的萌芽，这“人子”正是巴金。正如耶稣是上帝派来人间，是圣父的圣子一样，鲁迅也正是巴金的精神之父。与圣父一旦降临人间便会引发暴戾杀戮，甚而终至绝望不同，圣子带给人间的是宽容、牺牲、忏悔。尽管他们都以对人间的博爱为基础，然而一个以火与剑，一个以爱与悔，带给人间的却迥然不同。上帝走向人间，在绝望与反抗绝望间徘徊，而耶稣走向人间，期待的是带着罪死去而复活。从鲁迅的自省到巴金的忏悔，正构成我们民族文化人格中基督品格的孕育到诞生历程。
在世纪之初，冰心“爱的哲学”风靡一时，这使在仇恨与苦难中打滚几千年的国人眼前一亮。然而，爱的宁馨儿被随之而来的凄风冷雨，甚而腥风血雨所击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爱只有与牺牲、泪血相结合时，才是真正坚强的爱，冰心之“爱”并未意味基督的降临，因为基督是需为罪而死，又死而复活的。“我们喜爱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她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我却只是这运动的一个产儿”。“爱的哲学”尽管只是昙花一现，但它却与幼年的母亲、轿夫一起成为巴金“爱的导师”，成为精神之母。在旧的社会中，面对罪与恶，如同鲁迅一样，憎必然同爱搏斗与交织着，这是时代的命题，也正是巴金从《灭亡》到《家》所一直焦灼着的命题。然而与鲁迅不同的是，憎的黑暗与“鬼气”免不了时时统治着鲁迅，而巴金，则始终保持着爱的热切与期望。巴金登上文坛的处女作《灭亡》大约是他最爱谈及的作品之一，初期作品革命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中几乎所有母题都在这里萌芽，而其主要的几类人物也都可视为巴金多重侧面的互文性文本。杜大心如同绥惠略夫式的爱憎，李静淑、李佩珠的妃格念尔式的爱在无政府主义同志中既共生又斗争着。当杜大心遭遇爱的受挫、憎的生长时，巴金仍创造出李静淑来作为“人类爱”的化身企图来拯救这个“撒旦”，爱的热差一点融化了憎的冰。对无政府主义同志的恐怖主义行动，巴金在殉道与牺牲精神上钦佩，但行动上却并不赞同。无政府主义信仰使他对个人绝对自由充满执著，对任何限制和损害个人绝对自由的行为也保持警惕。他并未如其安那其朋友一样走向血腥，走向“恶”的“灭亡”，却同样没有背弃自己的理想，民粹派、无政府主义信仰下志于道的牺牲与反抗精神成为他的行动之父。他一生与权势保持距离，从未拿官方一文工资，办刊办报办出版社全是义务奉献，他的这些实践让几十年后的陈思和从中窥测到知识分子“岗位”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