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家的创作心态、审美形式等方面。钱理群分析了20世纪旧体诗词创作的三次相对高潮：一是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后，一是40年代抗战时期，一是世纪末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的消化期。在此基础上，钱理群对“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旧体诗词创作做了分析。他认为：“他们在受到非人的残酷迫害，身陷囹圄，甚至面临死亡威胁时，同时经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困惑的磨难，这时候，他们很自然的要到自幼耳濡目染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中去寻求精神支持，诸如儒家的仁义、气节，道家的通达等等，都会在这特定的历史境遇下，得到价值与情感的认同。这样的‘心声’要外显于‘言’时，旧诗词无疑是最能随心所欲的形式。”当中国知识分子在极度的政治高压下感受着自身的苦痛，忧虑着民族的苦难时，积淀在他们心中的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精神，自然地涌现出来。这种研究较为成功的有刘纳对抗战时期的郭沫若诗词研究。他借助于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词写作，分析他当时创作的心态等，从文学的本体论角度，论述现代旧体诗词的自娱、社交等作用。刘纳指出：“对于受过中国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写诗已经成为他们人生方式和感情方式的一部分。吟诗弄文这件事本身，就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和安慰。何况，写诗不但有明志和自娱的作用，它还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交际与应酬的工具，是一种显示才具的手段，也常常成为一种风雅的游戏。”同时，他指出：“阅读优秀的旧体诗，能体味出存在于音节韵律与人生韵律之间的微妙联系，其中某些曲折深藏的情致是很难用白话来表现的。而且，在旧体诗能表达的‘古’之情怀中，有一些人类感情生活中具普遍价值的形式，它们在不同时代里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又毕竟是可以相通的。”刘纳将诗词创作与个人命运结合起来，越出诗歌本身的范畴，显示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张永芳在分析新诗与旧体诗之间的异同时认为，新诗多反映社会生活，旧体诗词则大多同个人经历相关。新诗的生命力似乎是外在的，旧体诗词则是内在的。这种内容上不期而然的分工，大约正是旧体诗词的一个比较特别的长处。因此很多知识分子、学者纷纷青睐旧体诗词，表达个人的追求与品性。而陈友康则在对20世纪学者诗人创作的宏观研究基础上，认为20世纪学者诗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是从地道的老式文人向纯粹的现代文人过渡的一代，他们的文化背景中既有传统的影子，又有现代的因素，于是在为人和创作上体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点。这些特点可以归纳为民间化、自娱性、专业性和典雅性。
燕世超从旧体诗词的诗意审美出发，认为旧体诗之所以出现生存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诗意的隐退，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创作主体情感的衰退。就文本来说，当代诗词在语词的运用上也表现出明显的生存困境。当代诗词生存困境同样也表现在接受主体方面。当代诗词的生存还遇到来自文学领域其他文体的挑战。
旧体诗词研究主要表现为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启功等老一辈学者的诗词创作研究。从“南社”诗人柳亚子胜赞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为“千古词人共折腰”开始，到90年代关于毛泽东诗词美学的系统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各种评注本数量庞大。截至2009年，出版的各种毛泽东诗词的评注、鉴赏本已不下百种之多。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毛泽东诗词的评论层出不穷，从诗词的诠释、典故的索解，到历史背景、思想内涵的阐析；从主题的分析、艺术特色的归纳，到创作原则、作品风格的揭示；从单篇作品的吟诵、鉴赏，到同一题材或同一主题作品的串析、比较，以至于综合性的大部头研究专著。研究既有从解读、赏析、借鉴着手的，又有从史学、美学和社会学的观照，可谓成果丰厚。
总体来看，毛泽东诗词研究呈现出两个突出特点。其一是诗词赏析作品的数量多、影响大，在普及、宣传毛泽东诗词及其深化研究方面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突出的有195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臧克家讲解、周振甫注释的《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1990年由臧克家任主编、蔡清富和李捷任副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等。其二是毛泽东诗词研究逐步呈现出全方位态势，特别是对诗词美学、史学、哲理、格律等专题的研究。陈晋称毛泽东和他的诗词为“诗雄”与“雄诗”，双重角色使他的诗词自然地兼具一般浪漫豪放诗人的洒脱拔俗、即兴随意的气派，在历史风云变幻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开国政治家的雄壮浑厚、本色凛然的威风，既文采斐然、情思飘逸，又酣畅淋漓、咄咄逼人；集生气、神气、灵气和豪气、锐气为一体。在诗意品格的研究方面，有人认为毛泽东一生中的诗词创作非常神奇地达成了志士与雅士之间的平衡。他以“志士”与“雅士”来概括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创作，在二者的双向互动中逼近毛泽东的精神品格。他认为毛泽东诗词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文人雅士唱和的诗词，明显雅意较多，唐风稍足。《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七律？和周世钊同志》力图把唐诗意蕴丰厚的特点引入词中，大段的自然景象描摹和丰富的联想意境的凸现中不失唐人之雅。另一类是直面工农劳苦大众，用志士的追求、精警平实的诗句去唤醒、激发工农民众革命的愿望和热情。
许多学者将毛泽东诗词作了美学特征的提炼，约计30余种，其中有崇高美、史诗美、哲理美、人格美、人情美、情操美、神韵美、含蓄美、心境美、意境美、境界美、典雅美、晓畅美、艺术美、力度美、整合美、浩瀚美、章法美、形象美、悲壮美、苍凉美、嘲讽美、和谐美、秀丽美、色调美、色彩美、音乐美、声韵美、意象美、山景美、绘画美、自然美、生活美、女性美等等。其中，专著主要有刘汉民的《毛泽东诗词十美》、马连礼主编的《毛泽东诗词美学论》、李人凡的《鲲鹏之路——毛泽东诗词美学发展论纲》等，从不同的美学角度论述了毛泽东诗词美学品格的特征、价值和得失，丰富了当代旧体诗词和诗歌研究的理论。但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由早年的对单篇诗词的鉴赏、评论，逐渐转向美学层面的探讨、诗人气质的探讨等方面，但在毛泽东诗词与当代文坛的影响、毛泽东诗词创作及其文艺思想等方面还缺乏整体的研究与挖掘。
启功的诗词研究也颇具代表性。启功的诗词主要集中在《启功韵语》和《启功絮语》。张中行从启功的个人气质出发，对启功诗词的形式创新进行了探究。他指出，启功诗词创作的根本在于打破常规性质，不是旧瓶子装新酒，而是连瓶子也新了。赵仁珪以他古典文学的学养，加上自身诗词的创作和师生的亲密距离，将启功的旧体诗词创作归纳为继承与创新两个根本途径。他指出，启功旧体诗词创作的继承主要表现在词汇、用典、对仗等语言、形式、学力诸方面，又表现在立意、格调、韵味等情感、气质、才情诸方面；而创新则表现在新观点、新思路、新内容、新情感的展现，新语言的成功运用和幽默风格的全面发展与极大提升。李鸿然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视野出发，认为启功诗词对“生老病死、事业爱情、逆顺苦乐、成败荣辱、美丑善恶”都有深刻生动的表现。他指出：“幽默、率真、通俗是启功诗词的最突出的特点。其幽默绝非油滑，而是一种哲人的笑；率真未陷入直白，总与神情远韵同行；通俗不是低俗，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使一些日常生活语言卓尔不群，显得既通俗又超俗。诗人在旧体诗词的总体框架中灵活地运用现代生活用语，使严谨的古典格律和鲜活的现代用语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对汉语诗文声律的精深造诣，使启功对古今汉语平仄变化的微妙规律了如指掌，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这个评价，对于启功这样一个集书画、诗词为一身的学人而言，无疑是精到准确的。
总体来看，尽管旧体诗词繁荣一片，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量与质比例悬殊，滥、俗、滑、浅普遍存在。对于诗词本身的美学评论研究鲜见透彻骨髓的针砭，多见互相唱和以至相互抬高之态。因此，对于当代旧体诗词的发展而言，更多的需要诗学理论的支持，建立纯正的美学批评。
(作者单位：九江学院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