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子个人的思想发展历程中，“中和”问题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尽管从时间上来讲,朱子接触这一问题并不算很早，但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该问题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最初的疑惑、排拒，到逐步地接纳、在各种说法中摇摆，再到最后的定论，朱子经过数易其说，终于找到了自己思想的立足点。他后来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由于中和问题的这种特殊地位，历来的朱子研究者们都对此非常重视。王懋竑作《朱子年谱》，对朱子苦参“中和”的历程有一个详细的叙述和考辨，黄宗羲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中首列的也是“中和说”四篇，近人更从儒佛之辨、心性论、工夫论等多种角度对该问题进行解读，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则把“中和说”看成是朱子一步步地歧出孔孟儒学大宗的表征。尽管理解有分歧，但各家都同意的是，由“中和”问题出发才是我们进入朱子庞大思想迷宫的一条最方便的捷径。
一、问题的提出
“中和”一词出自《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朱子接触“中和”一词当然很早，据《朱子语类》载：
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解得此段痛快，读之未尝不悚然警厉奋发。
某年十七八时，读《中庸》《大学》，每早起，须诵十遍。
但是，“中和”之成为问题，则是他从学于李延平之后的事：
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然当时新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
据王懋竑《年谱》，朱子见李延平凡四次，初见时廿四岁，第三次正式受学，年三十一，两年后第四次见到李延平，过了不久，李延平就去世了。前后算来，朱子受学于李延平不足四年。朱子称自己因为“新炙”而不得尽心于李延平所教，自是实情。
尽管如此，从学李延平的经历还是对朱子的学术路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正是通过李延平的引导，朱子才从禅学中逃出，重回儒家的传统。另一方面，李延平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教导却使朱子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未发”和“已发”的关系？如何在静中体认未发时之气象？这个问题也成了他后来多年孜孜以求的中心问题。
就“逃禅归儒”而言，李延平说服朱子的方法是“理一分殊”：
文公尝谓师夏曰：“余之始学，亦务为笼统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盖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赵师夏跋《延平答问》）
以“理一分殊”区别儒家与异端，始于小程《答杨时论〈西铭〉书》。小程的意思是，《西铭》一文既讲理一又讲差别，可谓仁义兼顾，与墨家兼爱而无义有实质的区别。李延平这里进一步引申到儒、佛之别，认为儒家之理属实理，必贯穿于人伦日用之中，佛教之理则是空的虚的，无法落实到人伦日用中，因此区分两者的关键在分殊。从朱子的话语来看，他显然接受了李延平对佛儒的判释。
但是对于“中和”问题，李延平与弟子之间却无法达成一致。对此，朱子的解释是，他当时正“贪听讲论”，“又窃好章句训诂之习”，因而没能尽心于此。但问题恐怕并不如此简单。
李延平对“中和”的理解主要得自于罗从彦，罗从彦又得自于杨时，它是道南学派一脉相传的宗旨。其主要特点是给《中庸》以工夫论的解释，使未发之“中”变成体验的对象：
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
某曩时从罗先生问学，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一及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知，退入堂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时作何气象。（《延平答问》）
由于“体验未发”需要在“静”中进行，所以罗从彦、李延平都强调终日静坐。可此时的朱子刚刚从禅学中逃出，正忙于在日用间做工夫，他对“终日静坐”一类的体验之学保持相当的警惕自然一点儿都不奇怪。朱子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近岁以来，获亲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质不敏，知识未离乎章句之间。虽时若有会于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虽时若有会于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最足以摹状朱子此时的矛盾心境。朱子后来评论他的老师说：
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
或问：“延平先生何故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求所谓中？”曰：“只是要见气象。”陈后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见未发气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这里，又差从释氏去。”
这虽是朱子思想成熟以后的说法，但未必没有包含他早年的一些感受在内。
二、丙戌之悟
李延平去世，对朱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熹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求之不得其要。晚亲有道，粗得其绪余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为之焉，则又未及卒业，而遽有山颓梁坏之叹，伥伥然如瞽之无目，擿埴索途，终日而莫知所适。
大概也正是从这个时候，朱子开始认真地思考并身体力行延平“默坐澄心”的教导：
某块坐穷山，绝无师友之助。惟时得钦夫书问往来，讲究此道，近方觉有脱然处。潜味之久，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
西林是朱子从学李延平时所住之处。经过“潜味”、“块坐”的工夫，朱子感到自己好像契接上了李延平之教。
不过，这只是假象而已。在37岁的一天，朱子突然对“未发已发”问题有了自己的一种崭新理解。他后来这样追述道：
余蚤岁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予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耳。”自此不复有疑，以为《中庸》之旨不外乎此矣。后得胡氏书，有与曾吉父论未发之旨，其论又适与余意合，因是益自信。
详细的内容保存在朱子给张栻的四封信中：
人自有生，即有知识。事物交来，应接不暇。念念迁革，以至于死。其间初无顷刻停息，举世皆然也。然圣贤之言，则有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者。夫岂以日用流行者为已发，而指夫暂而休息、不与事接之际为未发时耶？尝试以此求之，则泯然无觉之中，邪暗郁塞，似非虚明应物之体。而几微之际，一有觉焉，则又便为已发，而非寂然之谓。盖愈求而愈不可见，于是退而验之于日用之间，则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夫岂别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处，而可以谓之中哉？然则天理本真，随处发见，不少停息者，其体用固如是，而岂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虽汨于物欲流荡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尝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则庶可以贯乎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矣。
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亦无一物而不备矣。夫岂别有一物，拘于一时，限于一处，而名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