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白的外貌更不能证明李白是外国人。幽谷说：“他的相貌，按魏颢所述，‘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按崔宗之《赠李十二》诗：‘双目光照人’，都是外国人的描写。”李家烈先生也说这是“西域人种之特征”，其实这是描写李白有一双大而炯炯有神的眼睛，哪能牵强附会地解释成碧眼高鼻的外国人！如果说外国人就是目光炯炯，难道中国人就是双目无光？郭沫若先生从李白《上云乐》中描述西域胡人碧眼高鼻黄发的外貌，品评胡人长相“诡谲”，即怪得出奇，说明李白不是西域胡人，论证是很精当的。而李家烈先生硬说李白的《上云乐》是“以‘老胡’和‘小胡’的同类而得意，口气显然是自豪的”，难道有自己说自己的长相怪得出奇的吗？“诡谲貌”又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李先生从贺知章见李白“既奇其姿”，又“奇白风骨”，玄宗见李白“神气高朗，轩轩若霞举”，世称李白有“仙风道骨”，得出了李白是外貌奇异的外国人的结论。其实这些都是形容李白器宇轩昂，有神仙之姿，不仅证明不了李白是外国人，反而证明李白是中国汉人，神仙之说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的神仙都是标准的中国人形象，绝无高鼻碧眼的仙人。李家烈先生为了论证李白是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抓住了李白自述“长不满七尺”这句话，按唐尺换算出李白“大约至少也有19米的高度，用来形容身材高大是完全合理的”。李白的原话是：“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古文观止》对这句话的批注是“身虽小而志实大”，其意思是，我的身材虽然不高大，但心气比万夫都高。若按李家烈先生的解释，这句话应当是：我的身材虽然很高大，但心气比万夫都高。这就很不通顺，身、心都高，意思没有转折，绝不会用“虽……而……”。李白这句话中的“七尺”是作为成语在用，并非按唐尺实指高度。“七尺”、“七尺之躯”、“七尺男儿”是先秦时已经形成，至今还在用的成语。春秋战国时的1尺长为0231米，有战国时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铜尺可证，秦国统一度量衡，1尺也是长0231米，林剑鸣先生在《秦史稿》中有详细论证。按秦尺7尺则为1617米，恰好是一个成年人中等个头那么高，在先秦时就以“七尺”代称成年人。战国时成书的《周礼·地官·乡大夫》云：“国中有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贾公彦解释：“七尺谓年二十者，案《韩诗外传》：‘二十行役’与此国中七尺同，则知七尺谓年二十。”《荀子·劝学》：“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魏晋南北朝以后尺子逐步变长，晋南朝1尺长024米，北魏尺长029米，唐尺长031米，但“七尺”、“七尺之躯”作为成年男子的代称在诗文中屡见不鲜。如陆机《挽歌诗》：“昔为七尺躯，今成灰与尘。”沈约《齐太尉王俭碑铭》：“倾方寸以奉事，忘七尺以事君。”唐代仍继续用“七尺”这个成语，如李颀《古意》：“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李白自述“虽长不满七尺”，是说他的身材不及一个成年人的中等个头，恰好证明他不是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而是身材偏矮的中国人。
李白的外貌曾在画家的笔下流传。与李白同时代的吴道子、韩干、周昉等著名画家都为李白画过肖像画，从后人为这些画的题诗中，丝毫看不出李白有深目高鼻的奇异形象。宋代画家梁楷的李白像还流传至今，他肯定是见过唐人的李白肖像画的，在他的笔下的李白也不是深目高鼻的外国人。现存的故宫南熏殿旧藏的李白画像，应当是接近李白真貌的，也是标准的中国人形象。
如果说李白的外貌真是黄发碧眼高鼻，身高近两米的大汉，李白要想隐瞒自己的外国人身世也是隐瞒不了的。唐末住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的李珣就是波斯香药商人的后代，到中国来后才改姓李，因关中战乱，从长安迁到梓州，继续经营药材生意，还写了《海药本草》，由于他家在中国居住时间很长，接受了汉文化，后来成为唐末著名的词人，但他并未，也不可能隐瞒国籍。黄休复《茅亭客话》、何光远《鉴诫录》、吴任臣《十国春秋》、林志茂《三台县志》等都明确称他“土生波斯”，他的好友尹鹗曾称他为“李波斯”，还开玩笑地说他诗词中有“胡臭”，这说明一个西域胡人的后代来蜀定居，当时的人必明确视之为西域胡人。但是，从李白的亲朋好友的记述中，丝毫也看不出李白是“非我族类”，很难想象，一个黄发高鼻子的外国人能与李唐王室去攀亲。要之，从外貌上丝毫也说明不了李白是外国人。退一步说，即使是绿眼黄发高鼻子，也不一定是外国人。唐代西域辖区内除突厥人外(突厥为匈奴之一部，而匈奴按《汉书》记载是夏后氏之苗裔，还是黄种人)，还有绿眼黄发的种族，唐代颜师古注《汉书·西域传》：“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新唐书·回鹘传》载黠戛斯“人皆长大，白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旧唐书·西戎传》载：“康国即汉康居之国也，其王姓温。月氏先居张掖祁连山北……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在李白的《上云乐》中描述的“康老胡雏”就是康国艺人的形象。据日本学者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中考证，乌孙人、月氏人、黠戛斯人等都属亚利安人种。这些种族当时已纳入唐朝版图，如康国在唐初已臣服唐王朝，“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缦为都督”。这些纳入唐王朝版图的绿眼黄发民族，不能叫外国人，就如我们今天不能把新疆的俄罗斯族叫外国人一样，他们相对于汉族来说，可以说是异族或边疆少数民族。李家烈先生说李白把“康老胡雏”引为同类，似乎是说李白是康国人。即使承认他是康国人，在当时也不能算是外国人。
综上所述，从李白的自述，和李白很亲近的人的叙述以及流传下来的李白画像，都看不出李白是西域胡人，更不能说是外国人。不过说李白身上有异族人的血缘完全可能，他的先辈长期居住西域，可能与异族通婚。据李白故乡的传说，李白的母亲是少数民族，所以他居住的青莲乡又叫蛮婆渡，至于李白之母究竟是哪一族，很难考证。即使说李白身上有异族血缘也不能否认他是汉族。汉民族本身就是在多次大融合中像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说李白身上有异族血缘也好，受了西域文化影响也好，但他本质上是一个继承和发扬了汉文化优良传统的汉族人。
$第三节 李白非李唐宗室
认为李白是李唐宗室者甚多，其根据是李白本人常与李唐宗室称兄道弟，认叔认侄，在他的一些诗歌中也自认为李唐宗室，如《寄上吴王》：“小子忝枝叶，亦攀丹桂丛。”又李阳冰《草堂集序》(以下简称“李序”)说李白是“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范传正《李公新墓碑》(以下简称“范碑”)也说是“凉武昭王九代孙也”。但这都是“约而计之”，究竟李白属李暠哪房哪支则没有具体交代。因而引起学者们纷纷推测，出现了种种说法，窃以为这些说法都无充分证据，很难令人信服。
台湾学者罗香林、褚问鹃、钟吉雄三位先生一致推论李白是玄武门中的失败者李建成或李元吉的后代，徐本立先生持同样看法，韩维禄先生认为李白是李建成在太原的长子李承宗之后。这种看法与史实不合，据各种史籍记载，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后代是斩尽杀绝了的，《旧唐书·李建成传》：“建成死时，年三十八，长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并坐诛，太宗即位追封建成为息王，谥曰隐，以礼改葬，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仍以皇子赵王福为建成嗣，十六年五月又追赠皇太子，谥仍依旧。”
《旧唐书·李元吉传》：“元吉死时二十四，有五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并坐诛，寻诏绝建成元吉属籍，太宗践祚，追封元吉为海陵郡王，谥曰刺，以礼改葬，贞观十六年，又追巢王，谥如故，复以曹王明为元吉后。”《唐六典》明确记载：“隐太子、卫王、巢王、楚王、荆王、汉王、丰王、周王八族无后。”《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有类似记载，一致肯定李建成、李元吉的后代“并坐诛”。褚问鹃先生说，在玄武门之变时，“太子妃闻变，即将她的独子托孤给一名亲信的宫女……宫女抱着建成之子就坐车出城，望西域而去……这个孩子很可能就是李白的高曾祖了”。这不过是小说家言，属于文艺虚构，找不出任何史料依据。徐本立先生说：“建成、元吉诸子……个别人有可能逃出险境……或有怀孕的侍妾侧室，在别人掩护下出逃。”这纯属主观臆测。韩维禄先生说：“当玄武门事变时，李建成满门被诛，唯长子太原王李承宗在此之前病故，若承宗有子则远离长安，免遭诛杀，其亲闻讯将其藏匿或逃往他方……‘五世为庶’只能是李建成的后代，五世为：一世李建成，二世李承宗，三世李承宗之子，四世李客，五世李白。”这种推论显然与史实不符，两唐书明明记载，李建成的长子李承宗“早卒”，李建成死时才三十八岁，这个“早卒”的李承宗当然没有成年，又哪来的后代？假若李承宗真的有一个儿子，那就该李建成的嫡长孙，贵为皇太子的李建成怎么会让这个没有父亲的嫡长孙“远离长安”？据《通鉴·唐纪》载：唐高祖时“遍封宗子”，“虽童孺皆为王”，李建成若真有嫡长孙，肯定会有封号并记入史册，然而史书上并无记载，只能说明李建成之孙是子虚乌有。
李世民以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的风度与气魄处理了玄武门事变的遗留问题，他在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及其儿子，达到了夺取皇位的目的之后，采取宽大政策，“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杀兄夺嫡在封建伦理道德上是要遭到谴责的，李世民为挽回不良影响而煞费苦心，他要设法弥补骨肉相残所留下的伤痕，他要减少对立面，化敌为友，以稳定自己的统治。因而他追封被自己杀了的政敌——亲兄弟为王，下葬时还痛哭了一番，还让皇子过继，不致使这两房成为“绝嗣之家”。如果李建成、李元吉真的有后代的话，在他们躲过了玄武门之变的风头之后，李世民不至于对能够控制的年幼的侄儿下毒手，他一定会宽宏大量地恢复他们的“属籍”，袭封王位，不必再把皇子过继给建成做后。李白若真的是建成之后也不会在事隔百多年后还不敢提起这段往事。
孙楷第先生和李从军先生认为李白先世是武后大杀李唐宗室时逃往西域的。孙先生说李白先世“坐扬(徐敬业)、豫(李贞)、博(李冲)党得罪。以扬豫博在神龙初犹不赦，故曰父潜还广汉，不敢露真姓名”。李先生又说是“李白的祖父盖为永昌元年谋迎中宗的宗室十二人之一，事败被杀。李白的父亲其时尚幼，被流巂州，后逃往西域，为逃避追捕而隐易姓名。神龙元年，中宗复位，李白的父亲携家返回中国，因罪仍未被赦，潜还蜀地绵州昌隆，藏身埋名”。以上说法与史实不符，难以令人信服。“范碑”上明有说“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而扬州徐敬业起兵是公元684年，豫州刺史李贞、博州刺史李冲起兵是公元688年，李炜、李等十二人谋迎中宗是公元689年，上距隋末八十余年，怎么能勉强把时间相距这么长的两码事硬接在一起呢？李先生引用了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载：“绵州彰明县有唐李白碑，白之先世尝流巂州，其后内移。”用这一条孤独的史料来印证永昌元年(689)武则天“东辰州别驾汝南王炜，连州别驾鄱阳公等十二人，徙其家属于巂州”。他说李白之父就是这些家属的一个孩子，后来他又逃往碎叶，神龙元年又“逃归于蜀”。这种说法实在不敢苟同，巂州在今四川西昌，碎叶在中亚，方位不对，相距万里，关山万重，就那么容易东逃西窜吗？而且《舆地广记》上明明说是“尝流巂州，其后内移”。到碎叶只能叫“外逃”，怎么能说是“内移”？既然李白之父从西域逃归是因为神龙元年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大事——张柬之等拥中宗复位，逼武后退位，改周为唐，为什么李白之父不是大模大样地回来要求“落实政策”，还要“潜还”、“逃归”，偷偷摸摸地回来呢？孙李二先生的解释是神龙元年还没有赦免“杨豫博三州及诸逆魁首”的罪，其实这条史料是反映张柬之发动政变之前，武则天大权在握的情况，而在两《唐书》及《通鉴》中都记载了武后退位后，中宗为李唐宗室被害者彻底平反昭雪的情况。《旧唐书·中宗纪》载，中宗“即皇帝位于通天宫，大赦天下，唯易之党与不在，原限为周兴、来俊臣所枉陷者，咸令雪免……皇亲先被配没者，子孙复令复属籍，仍量叙官爵”。《新唐书·太宗诸子传》：“神龙初，敬晖等奏冲父子死社稷，请复爵土，为武三思等阻罢，开元四年乃复爵土，有司谥死不忘君曰敬，五年又诏王嗣绝国除，朕甚悼焉，其以(李)贞从孙故许王子夔国公琳嗣王奉王嗣。”《通鉴·唐纪二十四》：“武后所诛唐诸王妃驸马等皆无人葬埋，子孙或流窜岭表，或拘囚历年，或逃匿民间，为人佣保。至是制州县求访其柩，以礼改葬，追复官爵，召其子孙使之承袭，无子孙者，为择后置之，既而宗室子孙相继而来，皆召见，涕泫舞蹈，各以亲疏袭爵拜官有差。”若李白先人确系李唐宗室，因反武而被贬逐，在武后退位后，必然要求恢复属籍，袭封官爵，但李白之父没有这样做，只能说他并非李唐宗室。
王文才先生认为李白为李轨之后，但李轨被杀是武德二年，不是隋末，从史籍上看，李轨的先世与后代情况不详，说李白为李轨之后证据不足。麦朝枢先生认为李白为达摩之后，也缺乏证据，在《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上就明说“达摩……其后无闻”，达摩是李渊祖父的亲哥，属于近亲，李唐王朝建立后，达摩一房若有子孙，必然会封官爵，但那时就没有找到后代，事隔千年之后，我们又何必硬要把李白安在“其后无闻”这一房做后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