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足衣食，教礼仪，明刑堂，慎甲兵。《长短经·适变》云：“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刑诛，使知好恶去就。”要足衣食就必须重视农业生产，“积于不涸之仓，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政体》)。重本抑末，提倡节俭，他引用汉景帝的话：“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雕文刻镂，伤农事也，锦绣纂组，害女红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毋为非者寡矣！”(《政体》)在教化与刑罚的问题上，赵蕤兼采儒、法两家主张，两者并重，他说：“夫仁义礼智者，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无末者不成。何则？夫礼教之法，先之以仁义，示之以礼让，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如此，因为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于下，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赏善禁淫，居理之要，商韩见其如此，因曰治国不待仁义为体，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两道而无偏重，则治之至也。”(《政体》)他主张赏罚必须分明，“当赏者不赏，而当罚者不罚，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为恶者轻于国法，而恬其所守”(《政体》)。赵蕤主张慎甲兵，反对穷兵黩武，加重人民负担，他说：“夫兵者，凶器也。战者，危事也。兵战之场，立尸之所，帝王不得已而用之矣！”但他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说：“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兵，兵应者胜……利人土地宝货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之大，矜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是知圣人之用兵也，非好乐之，将以诛暴讨乱矣。”(《出军》)他把战争分为两大类，除乱诛暴，抵御侵略的正义战争必须要打，而且必然取得胜利，而掠夺性的战争必然失败。《长短经》第九卷专门讨论兵法，论述了从出军、练兵、布阵到还师的全过程。
赵蕤总结他的政治措施是：“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长、急农桑、去末作、敦学教、核才艺、简精悍、修武备、严禁令、信赏罚、纠游戏、察苛尅，此十五者，虽圣人复起，必此言也。”(《政体》)
赵蕤的政治思想对李白影响很深。他从《长短经》学到一整套经国济世之学，增强了当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自信心。他常自诩“怀经济之策”，“报国有长策”。虽然他并未实现当政治家的理想，也没有提出过一套完整的政治主张，但可以从他的诗文中看出他的政治思想。其来源很杂，有儒家的、道家的、法家的，而其直接来源就是《长短经》。
李白希望的帝王是能够以民为本，选贤任能，礼贤下士的有道明君。他自己愿意做有道明君的师友，辅佐帝王治理天下。他具体希望皇帝“下明诏，班旧章。赈穷乏，散敖仓，毁玉沉珠，卑宫颓墙。使山泽无间，往来相望。帝躬耕乎天田，后亲于郊桑。弃末反本，人和时康”(《明堂赋》)。“使天人晏如，草木繁殖。六宫斥其珠玉，百姓乐于耕织，寝郑卫之声，却靡曼之色”(《大猎赋》)。他希望地方官能做到“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贵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任城县厅壁记》)。李白的这些政治主张基本上来自《长短经》。李白对战争的态度与赵蕤也是相同的，《战城南》：“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一句诗则是《长短经·出军》第一句话的翻版。李白对唐王朝穷兵黩武，对周边民族发动不义战争严厉谴责，如《古风》十四、三十四，就是谴责对西南少数民族用兵。李白对于反击异族入侵，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即赵蕤所谓的“应兵”、“义兵”，不仅颂扬，而且愿意亲自参加。
唐玄宗在后期不再是励精图治、尊重贤才的英明君主，而是沉湎于享乐，将政务交给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忠臣贤士横遭迫害，按《长短经》对帝王的分类属于“亡主”：“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横逞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理，遂非文过，而不知改，忠言壅塞，直谰诛戮，是谓亡主……亡主必亡而已矣。”李白发现他寄予莫大希望的皇帝，竟是“亡主”，满怀悲愤，写诗揭发是非颠倒、贤愚莫辨的黑暗现实。《长短经》云：“夫既朽之木不雕，衰世之朝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犹逆坂走丸，迎流纵棹，岂云易哉！……故智者不为暗主谋。”(《惧戒》)李白根据这一教导，认为玄宗也是“弱植不足援”的昏君，只得请求还山，离开宫廷。
4.李白从政的失败与《长短经》
李白学了《长短经》自认为有经世济民的本领，可以做帝王之师，但他从政却失败了。他“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到42岁才入宫，不到二年被“赐金还山”。后从李璘不到二月就被捕，又长流夜郎，他向赵蕤学的那一套“经济之才”未得施展，这是为什么？
首先我们要看赵蕤的政治思想是否适合当时的统治者的需要？赵蕤继承先秦诸子的优秀思想遗产，否定君权神授，批判君主独裁专制，强调士的重要作用，要求君主礼贤下士，以贤士为师友，与贤士共治天下，他说：“夫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辨，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也……故所贵圣人之理，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卑政》)赵蕤反对君主专制独裁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可以说是一种超前意识，他的这种思想到封建社会衰落时期，在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民主主义的先驱。但赵蕤所处的时代是封建专制主义高度成熟时期，皇权至高无上，只能是皇帝独治，而不是共治。皇帝需要的是忠顺的奴才，而不是指手画脚的老师。封建社会君尊臣卑，等级森严，绝对不允许臣下的傲气。而赵蕤认为士可以傲视君王，可以师友的身份与君主共治天下，这是当时的统治者绝对不能接受的。赵蕤之所以三次征召而不应，就是自知自己的这套主张太高超了，不可能为当时统治者所接受。
李白建功立业的心太切，总想把《长短经》的这种高超理论付诸实施。他又深受赵蕤的“以傲为礼”的影响，以帝王之师自居，傲气十足，“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为草芥”，使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传说，姑且不论是否真实，也的确反映了李白的傲气，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只能是处处碰壁。
李白从政失败还不能完全归咎于《长短经》理论太高超，也还有李白对《长短经》学习不够，运用不好的地方。《长短经》很重要的思想是“讲时宜”，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不同对策，不可执一守旧。在序言中就讲“通于时变”，引管子的话：“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过则舍之。”在《时宜篇》引证了许多历史事件，说明决策要从实际出发，“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势，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实也。故策同事者，三术不同也。……此情与形势之异者也，随时变通，不可执一矣。”又说：“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计策之机也。”一切决策要从客观实际和主观条件出发，这种思想无疑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然而李白对此领会不够。从大的形势看，李白学成后，急于建功立业之时，唐玄宗统治已经巩固，四海晏然，天下太平，正是“开元全盛日”，选拔人才的一套办法已经规范化。而李白想学的那些逢时虎变，诸侯们为扩大势力，激烈地争夺人才，只要适合自己需要，立即得到重用。《长短经·序》云：“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也就是纵横家、兵家，希望在天下大乱时施展本领。而李白要在天下太平之时来学纵横之士，这就是最大的不合时宜。
李白经过漫长的曲折的道路，终于“名动京师”，被召入京，本来这是他施展政治抱负的很好的机会，但他对当时的“形”与“势”认识不足，对玄宗企望太高，自己又傲气十足，终不为所用。若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他会对朝廷中的各派力量作冷静分析，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使自己站稳脚跟后，纵横捭阖于各派之间，逐个地收拾自己的政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李白缺乏的就是这一套政治家的本事，他为人太“方”，性情直率，近于天真，不会韬光养晦，从他供奉翰林期间所写的一些诗来看，公开讽刺皇帝，抨击权臣，还给同事传看，虽说明李白为人正直，有叛逆精神，终不免被人抓住把柄，谗言陷害，被逐出京。“安史之乱”爆发，李白说，“此乃猛士奋剑之秋，谋臣运筹之日”，应当是李白学的纵横之术施展之时，但李白对形、势、情的认识还是错误的，提出的计策也就不能用。李白虽然自比诸葛亮，只能说忧国忧民之心可比，但政治才能无法相比。诸葛亮对刘备再三观察、考验，才决定出山辅佐，结成了鱼水般的君臣关系，还未出茅庐就对天下形势作出了的分析，提出了《隆中对》，以后按预定战略行事，形成三国鼎立。而李白对李璘认识不够，据《新唐书·李璘传》载：“璘生宫中，于事不通晓，见富且强，遂有窥江左意……其子襄成王偒，刚鸷乏谋，亦乐乱。”李璘父子，生长宫中，不知世事之艰难，缺乏政治远见，只知争权夺利，李白却贸然从之，违背了赵蕤的“智者不为暗主谋”的教诲。李白从璘后没有明确地看到他献的策，不过从《永王东巡歌》中可以看出，他要永王以“龙蟠虎踞帝王州”的金陵作为帝业之基，把永王比为东晋偏安王朝的皇帝，把自己比为谢安，这只能鼓动永王的野心，促进与肃宗的分裂。后来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要求肃宗迁都金陵，必然将北方放弃给叛军，形成南北朝那样的分裂混乱局面，他的错误决策出于对形势的错误分析，比之诸葛亮对形势的分析并提出正确的战略决策，真是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