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酒隐安陆”期间，美好的夫妻生活并没有令李白外出漫游以图功业的心志有所减退。他为实现人生理想，而干谒诸侯，曾上书当地的长官李长史、裴长史、韩荆州，表达了强烈的用世愿望，热烈的进取精神，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可是没有结果。他又“西入秦海，一观国风”，“历抵卿相”，广交诗友，希得到援引；另一方面，求仙访道。李白生长于道教的发祥地川西北，从小受道教文化的熏陶，“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访过不少蜀中道教名山，结交过不少道友。到荆楚这片道教沃土后，又继续求仙访道。在入楚的第一年就在江陵见了著名道士司马承祯，赞赏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这大大地鼓励了他求道成仙的热忱。在楚地他与元丹丘、元演过从甚密，一同拜访了著名道士胡紫阳。在隐居寿山、白兆山时也曾苦读道经、服丹饵食。李白的求仙访道活动不仅是追求超尘脱凡、长生久视、身心得到彻底解放的绝对自由的理想境界，也有广交朋友，提高知名度，希望得到援引而从政的目的，但是在楚地的这些活动并未达到目的。他自己曾说：“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长歌行》)统治者并不看重他的才华，更不容他那傲岸的性格，多次碰壁而回，落得个“孤剑谁托，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南徙莫从，北游失路”(《上安州李长史书》)。远大的人生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激烈冲突，他的悲愤的心情需要宣泄，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从楚文学中吸收营养，像《离骚》那样，淋漓尽致、激昂慷慨、悲凉豪壮的抒发自己强烈的情感。这段时期创作出了《蜀道难》、《行路难》、《梁甫吟》、《梁园吟》、《将进酒》等作品。这些诗歌显然受到楚文化传统的影响，《梁甫吟》中“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直接化用了《离骚》中的句子：“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寄远》中“美人美人兮归去来，莫作朝云暮雨兮飞阳台”引了宋玉《高唐赋》的典故，用了《楚辞》的句式。《蜀道难》的写作时期、地点争议很大，有说写于蜀中的，有说写于应诏入京时。笔者认为李白游蜀中山水，北上游过阴平道、金牛道，到过剑门关、江油关，为《蜀道难》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真正完成《蜀道难》的写作，应当是一入长安，仕途碰壁以后，以蜀道之艰险象征仕途之可畏。诗中展开丰富的想象，以夸张的手法，援引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艺术地再现了蜀道峥嵘、崎岖，展示出蜀中山水的雄伟壮丽和磅礴的气势。诗风宏伟，句法灵活多变，韵散兼用，文句参差，笔意纵横，豪放洒脱，是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也是李白的代表作。这篇千古绝唱，应当是李白在巴蜀文化的孕育和荆楚文化的影响下完成的杰作。
李白在楚地的求仙访道活动也大大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神仙世界的腾云驾雾、呼风唤雨、乘龙驭凤激发了李白丰富的想象力。他这段时间中创作了不少游仙诗，把对现实的不满和对自由的追求，倾注在神仙世界中。这些诗中充满了大胆的夸张、奇特的想象、跳跃的思维，“神思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赵翼《瓯北诗话》)。如《元丹丘歌》：“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诗中充满了道教的浪漫精神。《赠嵩山焦炼师》、《嵩山采菖蒲者》、《古风》(其七)等都是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了神仙世界。《题元丹丘山居》把对神仙世界的追求与对山水自然之美的追求统一起来。《梁甫吟》则是以道教中的奇幻世界来抒发心中的愤懑不平。李白在楚地创作的游仙诗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李白在楚地学习了荆楚的民间歌谣。荆楚的民歌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就是产生于楚地的民歌。《楚人歌》、《沧浪歌》等都是楚地的民歌。楚地祭神的巫歌十分盛行。《楚辞》正是汲取了楚地民间文学的营养，屈原《九歌》的前身就是楚国各地民间祭神的歌曲。秦汉时荆楚地方的民歌一般是五句式的唱和式的“相”，到六朝时发展为西曲，其句式生动活泼，语言清新自然。李白生活在楚地，继承了荆楚民歌传统，汲取了相、西曲的长处。如他创作的《荆州歌》：“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拨谷飞鸣奈妾何。”其中“丝”双关“思”，就是采用了西曲双关含蓄的修辞手法。他在荆楚写的《江夏行》、《长干行》、《襄阳歌》、《襄阳曲》、《大堤曲》都是学习的当地民歌，汲取了荆楚民间文化的营养。胡震亨《李诗通》说，《江夏行》、《长干行》“并为商人妇咏，而其源似出《西曲》。盖古者吴俗好贾，荆、郢、樊、邓间尤盛。男女怨旷哀吟，清商诸《西曲》所由作也。第其辞，五言二韵节短而情有未尽。白往来襄、汉、金陵，悉其土俗人情，因采而演之为长什”。《襄阳歌》则是在《襄阳儿童歌》的基础上的创新之作，据《晋书·山简传》载：“简每岀游嬉，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着白接。 ’”李白《襄阳歌》也是咏山简之醉态，却加大了篇幅，抒发出怀才不遇，人生无常的愤懑之情。
李白在蜀中创作的诗、赋流传下来的不多，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杨天惠《彰明逸事》云：“时太白齿方少，英气溢发，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弱，然短羽褵褷，已成凤刍态。”唐人学诗，律诗是必修课，李白也不例外。如学书法，先必须学楷书，循规蹈矩，“戴着镣铐跳舞”，而后才“随心所欲不逾矩”。李白在蜀中诗作多律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寻雍尊师隐居》，都是完美的五律诗，平仄对仗都合规矩。在蜀中写的《明堂赋》、《大猎赋》、《拟恨赋》等，也基本上是模仿汉赋，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李白在楚地生活，直接接受了楚文化的影响之后，诗风大变。李白在安陆十年创作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歌行，《蜀道难》、《行路难》、《梁甫吟》、《襄阳歌》等的创作，标志着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李白以他真率天成的性格和无与伦比的才气，将歌行这一新兴诗歌种类的艺术特质发挥到了极致。”
李白的青年时期是在蜀中和楚地度过的，这一时期正是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性格、创作风格定型和成熟的时期，因而，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对李白的思想性格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李白诗歌的独特风格正是在巴蜀文化的基础上，受荆楚文化的影响而定型的，这也是他与同时代诗人不同的重要原因。
$第四节 李白与孟浩然
李白在楚地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最崇敬孟浩然，《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从此揖清芬。”“高山安可仰”出自《诗经·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引用此诗赞扬孔子：“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把孔子比喻为崇高的山岳，而在李白这首诗中又以仰望高山来比喻对孟浩然的景仰，恃才傲物的李白很难得有对同辈人这样尊重，在他赠友人的诗中没有其他类似的。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怎样？李白为何如此崇敬孟浩然？李白和孟浩然的思想性格及创作风格有何异同？对这些问题应当深入探索。
关于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与赠诗，王辉斌先生在《孟浩然研究》一书中作了十分精当的考辨，可从。这里只作一些补正，李白与孟浩然第一次相识是开元十四年(726) 秋，地点在溧阳，有诗《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为证，这首诗在一般的李白诗选集中，题为《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同旅》，而在两宋本、缪本、《文苑英华》、《全唐诗》中俱云： “一作赠孟浩然”，这合符李孟二人的行止，有论者认为李孟初识于开元十三年或十四年在襄阳，这与李孟二人的行止不合。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后面又云：“同伴吴指南于炎月病逝，权葬于湖侧，便之金陵。”可见李白出蜀后并未到过襄阳，而是从长江顺流而下到金陵一带，再南下游吴越，金陵距溧阳很近，正是在溧阳与孟浩然初识。有论者引用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远客汝海，近还郧城。”说李白去汝海路过襄阳与孟浩然相识，其实这是李白于郧城安家，即开元十五年以后的事，才能说“还”。
总之，李白于开元十三年或十四年没有去过襄阳。再看，孟浩然这时也未在襄阳，王辉斌先生考证，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孟浩然在吴越一带漫游(见《孟浩然研究 》)正好在溧阳与李白结识。开元十四年冬，孟浩然在友人张子容处，并在那里过年，有孟浩然的《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除夜乐城会张少府》、《岁除夜会张少府宅》等诗可证，其中有诗句云：“平生复能几，一别十余春。”张子容是先天元年中进士，赴京前孟浩然曾赠诗告别，至开元十四年正是“一别十余春”。张子容又有《乐城岁赠孟浩然》，诗云：“土地穷瓯越，风光肇建寅。”开元十四年为丙寅年，正是岁在建寅。总之，开元十四年李白与孟浩然都在吴越漫游，在这年秋天在溧阳相识同游是完全可能的事。
这年冬天，孟浩然在张子容处，李白这时已从剡中漫游回扬州，生过一场病，有《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为证，后仍滞留于扬州，写了《淮南对雪赠孟浩然》，这首诗在一般选本上作《淮南对雪赠傅霭》，但在两宋本、肖本、缪本、咸本、王琦本上都注有“一作《淮南对雪赠孟浩然》”，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均否认是赠孟浩然之诗，把它系于天宝六年，詹说：“诗云：兴从剡溪起，思绕梁园发，似当作于客梁园之后”，其实“思绕梁园发”是用的典故。在谢灵运《雪赋》中说的是梁孝王于梁园召司马相如作赋之事，以后文人学士雅集赋诗叫“梁园春雪”，不一定是李白从梁园而来，或所赠诗的人在梁园，“傅霭”不可考。倒是李白与孟浩然曾相会赋诗。李白面对雪景回忆与孟浩然相会赋诗之事，故有“思绕梁园发”之句。据两宋本、缪本、王本俱谓后四句一作：“剡溪空兴在，郢路歌未歇。寄君梁父吟，曲尽心断绝。”这说明李白在这年夏天已游了剡溪，“郢路”是指他们都从楚地而来，“梁父吟”是同情孟浩然怀才不遇，未能施展抱负，故有“曲尽心断绝”之悲叹。这首诗的另一版本是“寄君郢中歌”，指郢人唱“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也有才高知遇很难之意，与孟浩然从楚地而来相合。
总之，不论哪种版本都应当是赠给孟浩然的。李白赠孟浩然的第三首诗便是脍炙人口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般注家都是把这首诗系于开元十六年暮春，这与孟浩然行踪不合，这一年孟浩然实在没有功夫下扬州，新旧《唐书》中的《孟浩然传》都说，这一年孟浩然年四十，去京师参加科举考试。按唐代的科举制度规定，考试在每年二月，而在头一年士子就要忙碌起来，据《新唐书·选举志》云：“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选举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之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至省，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按制度孟浩然在开元十六年仲冬十一月就要到京城，在此之前还得“自怀牒于州县”，经过乡贡这一关，按《通典》：“大唐贡士之法，多循旧制，上郡贡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襄阳郡应贡三人，孟浩然为得到这三人之一的名额，必须要在这年夏秋忙于应付乡试。胡震亨《唐音癸鉴》中说，每年夏天“士子从府州觅解纷纷，故其有‘槐花黄举子忙’之谚语”。孟浩然也不例外，他在对付科举考试时，的确没有那个闲心和时间下扬州。
有论者说，孟浩然在开元十六年暮春下扬州，冬天回家乡，再赶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以《溯江至武昌》诗为证，诗云：“家本洞庭上，岁时归思催……残冻因风解，新梅变腊井。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这应当是冬末春初之景。孟浩然这时还在武昌，若回家后，再去京城，二月份的科考就赶不上了，更不用说这之前的乡贡以及仲冬到尚书省集中等过程都错过了，所以，《溯江至武昌》这首诗绝不是他参加科考那年冬天写的。再说，从孟浩然的《送辛大不及》诗中看出，开元十六年秋，孟浩然在襄阳，辛大即辛之谔，据徐枚《登科记考》，辛之谔是开元十七年进士，授职长社尉，他赴京必然是开元十六年，孟浩然是在这年秋在襄阳写的这首诗，这说明孟浩然这年未去扬州。也有论者认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写于开元十五年暮春，也不确，前面说过，十四年冬孟浩然还在越地乐城，第二年才返回故乡，准备下一年参加科举考试，怎么可能刚一回家就往扬州去呢？那么李白这首诗究竟写于何年呢？王辉斌先生认为写于开元二十三年，可从。开元二十二年韩朝宗任荆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驻节襄阳。
二十三年春，玄宗下诏要各地刺史推荐人才，韩朝宗推荐了孟浩然而未成行。李白此时也到了襄阳请韩朝宗举荐，写了著名的《与韩荆州书》，李白在襄阳的期间必然拜访故人孟浩然，一起游览交谈，感情愈加深厚，至暮春时孟浩然应山阴崔国辅之邀，从江夏上船东去，有孟浩然《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等诗为证。李白至黄鹤楼为孟浩然送行，情深意切，难舍难分，写下了千古绝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开元二十七年，李白第二次游吴越之后，于秋天溯江而上，至巴陵与王昌龄相会，王昌龄写了《巴陵别李十二》。之后，李白回安陆家中，于开元二十八年春，再次到襄阳访孟浩然，写下了《春日归山寄孟浩然》，从这首诗的意思看，标题应当是“与孟浩然春日游山”。诗中有“朱绂遗尘境，青山谒梵筵”之句，“朱绂”代指官职，孟浩然在开元二十五年，被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的张九龄辟入幕府，第一次入官场，第二年他又辞去了这个职务，可以说是“朱绂遗尘境”。若把这首诗说成是孟浩然入幕府之前或之时，诗意则不可解。李白在告别孟浩然时，写了《赠孟浩然》，此时孟浩然已有52岁，经过了若干挫折已无入官场之念了，故而有“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之说。有论者将此诗系于开元二十四年，窃以为不妥，那时孟浩然才四十余岁，也还没有泯灭入仕之念，还不能说是“白首卧松云”。李白写了这首诗后即北上，于开元二十八年五月，定居于东鲁，这年下半年孟浩然去世。可以说李白《赠孟浩然》是诀别之诗，记录了他俩的深厚友谊，表达了李白对孟浩然的无限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