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在中国历朝经历了不同待遇，然而其流传始终未曾隔断，“龙学”在20世纪初略显端倪，逐渐成为一门有体系的显学。今天，《文心雕龙》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东方，在大洋的另一面方兴未艾。
海外汉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研究中国文学的汉学家兴趣逐渐从文学作品本身扩展到文学理论，也即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诗心”。此外，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视野逐步得到开拓，不再局限于欧洲中心，亚洲包括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也成为他们关心的对象。在此种历史背景之下，《文心雕龙》等中国古代文论作品逐渐浮出水面。20世纪初，《文心雕龙》并无任何外文译本。能窥其貌者，或于汉语甚为精通，或仅于些许零散评论中略窥一斑。因此，《文心雕龙》英译本的出现实为众望所归。无奈《文心雕龙》篇章繁复，文辞典丽，翻译者需要深厚的功力和极大的勇气。因此，《文心雕龙》一系列英文翻译的出现，实乃英语读者的福音。
$第一节 《文心雕龙》第一本英文全
译本及相关评述
如前文所言，汉学家、比较文学家等研究者纷纷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兴趣，在此情况下，《文心雕龙》第一个英译本应运而生，立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
一、《文心雕龙》英译第一人施友忠及其翻译
施友忠为福建福州人，生于1902年，曾就读福建协和大学哲学系，受叶绍钧、郭绍虞等名师教诲。1926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研究院，师从冯友兰、黄子通。1936年，施友忠获得美国南加州大学奖学金，赴该校哲学研究所学习。1939年，施友忠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1929年开始，施友忠先后在河南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学、四川成都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后来一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学，直到1973年退休。
施先生在美期间，曾教授中国文学及相关课程，深感中国文学的英文资料十分稀缺。《文心雕龙》作为重要的中国文学理论，竟然从未有过全译本。正如施友忠后来在序言中所提及，他对刘勰这部作品十分喜爱，且颇觉英译本为教学之必要，恰好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汉学家狄百瑞教授(William de Bary)也提及此事，翻译的工作便由此开始了。
经过数年努力，施友忠英译《文心雕龙》（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终于在195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70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文心雕龙》中英对照本。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又出版了他的《文心雕龙》中英修订本。施译本总的来说语言流畅，基本符合《文心雕龙》原意，为后来的《文心雕龙》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资料。此外，施友忠在翻译中提出自己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看法，这也是海外《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资料。
施友忠在台湾版和香港版的序言中都提到，纽约版译本正文前的介绍对中国古代自《尚书》以来的文学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早期的传统观念总的来说以“载道”为主， 而“道”、“情”并重的看法后来才逐渐形成。施友忠认为刘勰在整部《文心雕龙》特别是《序志》中表现出对儒家经典的崇敬，但他并非彻底的古典主义者。很显然，“载道”与“缘情”的平衡在刘勰《文心雕龙》中表现得最为典型。1970年于台北中英文对照本中，施友忠将刘勰的思想体系重新整理，译序中分为“刘勰以前的文学批评”、“刘勰及其文学理论”和“后人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三节，详细介绍《文心雕龙》及其作者的理论背景，特别强调刘勰的古典主义和有机统一性，并对风骨作了专门的阐述。中英文对照本在文尾特设了词汇表，将《文心雕龙》中常出现的关键词的各种含义及例证一一列出，对后来的研究者有极大的帮助。总的来说，施友忠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指出了《文心雕龙》的整体性结构及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二、施友忠译本受到的评论
施友忠的翻译是《文心雕龙》的第一个全译本，对《文心雕龙》的海外传播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此后各国学者纷纷开始《文心雕龙》的翻译和研究。此译本一出，《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等纷纷登发了书评。这些书评或从翻译技巧的角度对《文心雕龙》的语言进行评价，或从汉学研究的角度讨论《文心雕龙》的要义，显然是英语世界《文心雕龙 》研究的重要部分，在此择要列出。
第一，海陶玮的书评。
施友忠英译本出版不久，汉学家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首先在《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在此书评中，海陶玮首先指出《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施氏此译为《文心雕龙》第一个全译本，当时连现代汉语和日语的全译本都还没有，英文的全译本自然绝非易事。但是，海氏对施氏的翻译并不满意，甚至对译者提出了颇为苛刻的批评。海氏认为，《文心雕龙》不仅是一部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巨著，其本身精致的语言也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的翻译必然十分艰辛。他认为施氏在翻译时忽略了目标读者的定位，缺乏严肃的态度，因此其翻译不论对非专业读者或专业读者而言，都存在不少纰漏。
首先，海氏认为施译的前言部分存在不少问题。尽管施友忠对《文心雕龙》以前的文学传统作了简单的梳理，他有关诗的道德说教意义的论点却是值得商榷的。此外，施友忠将刘勰称为“经（古）典主义者”（Classicist），并在介绍中运用了“现实主义”（realism）、“古典主义”（classicism）等西方文艺理论术语，又没有做明确的解释，海陶玮认为这种做法可能误导普通读者，同时也会遭到专家质疑，实在欠佳。其实，以西方术语来解释中国文论，施友忠也是实出无奈。当时海外汉学研究仅限于寥寥几个专家，中国文学研究还缺少必要的话语环境，常需借助西方强势话语的核心词汇。当然，这种做法也必然使翻译的质量大打折扣。但是，施友忠之后的不少学者纷纷采用“经典主义”一词来阐释刘勰对文学创作的态度，有的完全利用其传统意义，有的则配合中国文学传统自抒新意。这说明施友忠的观点对后来学者有很大的影响。公正地说，这影响并非完全消极。
此外，海陶玮对施友忠《序志》一篇的翻译细节提出疑问，重点落在刘勰对“文心”和“雕龙”的解释上。他认为，从刘勰原文来看，“文心”的焦点应该落在“心”上，第一句话“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实暗合陆机《文赋》，而后的“涓子琴心”和“王孙巧心”是对标题中“文心”意义的补充。而施友忠对第一句话的翻译为“The literary mind is that mind which strives after literary forms”，解释的意义不大，并不能真实反应刘勰的用心。另外，施友忠对“巧心”的翻译也有问题，他翻译为“the artistic mind”，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与艺术相关的内容。事实上，《汉书?艺文志》把《巧心》放在儒学书籍目录中，这部著作很有可能是讲统治者亲民治国之道的。虽然施友忠在文后对“琴心”、“巧心”加了注，却并不详实，对理解文意没有多大用处。施友忠关于“雕龙奭”的注释也令海陶玮感到不满。施友忠在注释中说，邹奭跟随邹衍的写作风格，其雕饰的文辞似“雕龙”（the carving of dragons’ patterns），故被称为“雕龙奭”。海陶玮认为这同样会给读者带来误解，因为刘勰所谓的“雕龙”就是指有所雕饰的美好文辞，之所以提出“岂取邹奭之群言雕龙也”，是为了区分他心中的雕龙和邹奭过分繁缛的文辞的差异。施友忠的注释反而会使读者发问：既然刘勰鄙视“雕龙”的形式，为什么还要用“雕龙”作为标题呢？其实，关于《文心雕龙》一书标题的理解，历来为学者们争论不休。有人理解为偏正结构，有人以为乃并列结构。施友忠此处的翻译疑为并列结构，只是前半截用意译的成分多些，后半截直译的成分多些，结果导致两部分意义不是很对称，其中一些重要的信息可能被忽略。按照海陶玮的看法，施友忠在注释中对“文心”和“雕龙”的解释并不准确，容易误导读者。
总的来说，海陶玮认为施友忠的翻译勇气可嘉，但是质量却有待改善。因为对《文心雕龙》这样的作品而言，一部好的翻译也应该是好的注评。当然，评论者的眼光往往近于苛刻，对第一部翻译我们也难责备求全。即使是海陶玮自己也承认《文心雕龙》是有名的难懂（notoriously difficult），这部翻译已经让英语读者受益匪浅了。
第二，霍克斯的书评。
紧接着，霍克斯（David Hawks）于1960年在《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了看法。霍克斯本人作为一个严肃的翻译家，对翻译之艰难深有感触，所做的评论或许更为公允。霍克斯意识到中国文论研究在海外的繁荣得益于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而《文心雕龙》的英译本无疑填补了海外中国文论研究的一个空白。
霍克斯拿出休斯(E.R. Hughs)对《原道》的选译与施氏的翻译作比较，认为后者显然比较圆润，更具可读性。然而，霍克斯似乎也很关心译著是否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他认为对《文心雕龙》英译感兴趣的人除了少数汉学专家外，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因此译文中人名应当尽量一致。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人的称谓相当复杂，有名、字、号等多种形式，刘勰在行文中采用不同的形式，有时候有个人感情或评价的微妙变化，有时候只是出于音韵或排比的需要。翻译人名时究竟应当遵循原作，还是尽量简化，应该视不同情况而定。霍克斯作为翻译大家，首先考虑的是读者的反应，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当人名差异有特别含义时，似乎还是应当有所斟酌。关于这些具体翻译技术的讨论，本书将在之后的章节中作详细分述。
此外，霍克斯也认为施友忠近40页的介绍不够全面。虽然施友忠梳理了刘勰以前的文学批评传统，对刘勰本人所处的时代以及同代文人的情况却几乎只字不提，这显然不利于读者了解刘勰的成就以及《文心雕龙》这一作品的独特性。施友忠在写前言介绍时，面对的是英文读者，心中却不自觉地以中文读者的标准来要求英文读者，因此会忽略一些问题。霍克斯的这一观点，再次反映了他对目标读者群的关注与体贴。
作为深谙翻译之道的汉学家，霍克斯提出译文章节的标题应当尽量做到准确清晰。他认为施友忠对一些标题和关键词的处理不尽如人意。比如《风骨》篇被译为“The Wind and the Bone”，对于缺乏中国文化语境的人来说就会显得莫名其妙。关键词的讨论又是翻译中必然碰到的重要问题，这里不能尽述。以《风骨》篇为例，尽管施友忠在标题后括号内附有拼音“Fengku”，在正文中却直接用到“Wind”和“Bone”的字样。前者在英语中可以是气流运动所产生的自然现象“风”，还可以作动词“缠绕”、“蜿蜒”等用，英文读者看到此字样很难像中文读者看到汉字“风”时能产生种种相关联想，比如民风、风雅、高风亮节等，因此，随意使用这样的语词来翻译，无疑会给潜在的英语读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不过，霍克斯大概没料到，“Wind and Bone”的用法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现在的英文读者看到“Wind”和“Bone”时，很有可能会联想到“风骨”这一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特殊概念。由此看来，翻译的过程同时也是创造与接受的过程。通过翻译，源语的文化背景往往能够逐步渗透到目标语的文化语境中去。
很显然，海陶玮以汉学家的标准来要求作者，因此重视的是作者对原著的了解和译作的学术水准；霍克斯作为翻译家，则更侧重于翻译技术层面的问题，关心的是读者的接受问题。
第三，侯思孟的书评。
同时期发表的还有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在《亚洲艺术》（Artibus Asiae）的书评Holzman, Donald. “。侯思孟同样承认作为《文心雕龙》的第一部英文全译本，施友忠的译本着实不易，但是仍指出该译本存在很大的问题。
首先，侯思孟也认为英文译本书名的处理不妥。他认为原文意思很明显，能够看出全书主旨，而英文名字却意思含糊，让人有些不知所云。侯思孟认为雕龙译作“巴洛克式的雕琢”（Baroque Ornaments）更为贴近原意。为了说明此译法的合理性，同时也为了反驳施氏将刘勰概括为“古典主义者”的说法，侯思孟花了不少篇幅对刘勰生平及时代进行介绍，进而提出《文心雕龙》是时代的产物，刘勰想要做的正是进一步发展当时的绮丽文风。尽管这一说法和大多数评论者相左，侯思孟对施氏开篇中“文”的翻译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后来不少学者对《文心雕龙》中“文”一字作了专门的研究，正是出于对此关键词的重视。
侯思孟指出，《文心雕龙》一书结构十分清晰，除了前四章开篇外（这种划分方法与不少学者相异），前半部分讲文体，后半部分讲文学的创作和修辞问题及其他散论。从全书看来，刘勰确实想要讨论文学理论问题，然而他为了达到情感与修辞之间的平衡，不得不克制自己对丽文的偏好，不断在作者心理（文心）和自己采用的修辞方式（雕龙）之间跳跃，其评论对象往往从作品滑向作者，难以提出真正有建设性的客观理论。侯思孟这一看法，点出了中国早期文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文、人同体”。文如其人一向是中国评论家评论文章时的重要准则，同时也点明了偏重作者的中国文论传统与偏重作品的西方文论传统之不同。
此外，侯思孟对翻译的准确性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核实原文内容、参考历史文献和校注资料等，这些对后来的翻译者应该有所帮助。
第四、柳无忌的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