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贵有一手绝活：他的耳朵能动。
他的耳朵就跟狗耳朵一样。
不管在院坝里还是山道上，只要发现小孩，他都大声招呼：注意了注意了！两只手凫水一样往自己怀里刨。于是我们围到他身边。他蹲下去，蹲到我们足够看清他耳朵的高度，他就开始表演。那耳朵背后的青色血管，扯来扯去，像蠕动的菜青虫，耳壳也随之一紧一收，有时还左右转动，逗得我们把肚子笑痛。大人不高兴我们这么笑，说男笑为痴，女笑为寡；又指着那些正在换牙的孩子说，看嘛，他们的牙齿就是被笑掉的！
这样的威胁没有意义，只要看见蒋贵动耳朵，我们照旧开心。
我们问蒋贵，你生下来的时候耳朵就会动吗？
他说不，我这耳朵是练出来的。
你跟谁练的？
跟王大爹的梆子。
王大爹敲出的梆子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更不会说话，怎么能教他练耳朵？
我们觉得蒋贵在骗人，他想跟王大爹学敲梆，就故意这么说。
村里人都知道，蒋贵想学敲梆都快想疯了。
有一次他对王大爹说，王大爹，你收徒弟吗？我想做你的徒弟。
王大爹说，好啊，可是你跟我学什么呢，学我发号施令吗？
不，我不学发号施令，我就想跟你一样，把梆子敲得那么好听。
王大爹盯住蒋贵。那双深色眼睛盯得蒋贵浑身灼热。
跟我一样？王大爹说，下辈子吧，下辈子估计能行。
这句话不代表拒绝，也不是嫌蒋贵笨，而是点明了蒋贵的身份。
蒋贵的身份在我们村独一无二。
解放那年，他父亲遭了枪决。他父亲拥有四十余亩田产，在地广人稀的山区，四十余亩也就是一眼能扫过的荒坡野地，够不上吃枪子儿的资格，他终于把这资格攀上去，是因为当过给白军。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张国焘、徐向前领着一支红军从鄂西经陕南，转战到了我们那架山。山上驻扎着刘存厚的部队。刘存厚是刘湘的同宗，当时有首民谣这样唱他：“打倒军阀，打倒军阀！刘存厚，刘存厚！是他妈个胖子，是他妈个胖子！当猪杀，当猪杀！”张、徐二人就是带红军来把刘存厚当猪那样杀掉的。刘存厚兵员不足，到处拉夫，蒋贵的父亲也被拉去了。都说他是胆小鬼，战火一开，他就搂着枪哭，还尿了裤子。这种对胆小鬼千篇一律的描述，我并不相信，我知道人是会红眼睛的，一旦红了眼睛，平时蚂蚁都怕踩死的人，也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刘存厚的部队实在经不住折腾，没几下就被压到山脚，跑回了老巢绥定府。蒋贵的父亲没有跟去，偷偷溜回了家。红军马不停蹄，追到绥定府外围的凤凰山，轰隆几声，刘存厚就带着金银和妻妾逃掉了，几领大麻袋在城门口被挤破，银元细软撒得遍地都是。红军忙于西去，没倒回来清算，蒋贵的父亲也便继续做他的农民。
但这笔账是记在那里的，记了将近二十年。
蒋贵的母亲生他那天，他父亲并不在场，因为他父亲那时候已被枪毙四个月了。那是午后时分，男男女女正在豌豆地里锄草，铲锄把地皮刮得噗噗响，蒋贵母亲的身体也在噗噗地冒泡。她已出了羊水，眼看就不行了。塄坎边傍山崚处有一个土洞，她就钻进那洞里，洞小身子大，她只把下半身戳了进去，头朝天仰着，双手撑在地上，连哼也没哼一声，就把蒋贵生出来了。当时还有人笑，说地主的儿子就是贱。——蒋贵的父亲是白军，母亲是地主。至今我不知道他母亲的娘家地处何方，只听说她娘家可了不得，田产占据半个乡。这么说来，那肯定是在更高的山上，否则她也不会嫁到我们村来。解放那年，她虽已当了两年媳妇，可出嫁时已年满十八，地主的帽子追几十里山路，还是稳稳当当地戴到了她的头上。除了她，我们村连一个真正的地主也不够格。
蒋贵知道自己的身份，但他常常忘记自己的身份。那是一个快乐的家伙。快乐就像长在他的身体里，且长在十分隐秘的角落，药去不掉，刀也割不掉，哪怕他母亲刚刚挨了批斗，或者他本人才被王大爹训斥过，转过身来，他就朝我们伸舌头扮鬼脸。他跟王大爹说话，也从不低声下气。
王大爹又问他，我的梆子有哪点好？
蒋贵说，你的梆子能把人敲哭。
但我听人说，我敲梆的时候，你并没有哭过，你都是扯着嘴皮子笑。
这倒是真的。蒋贵总是笑。此刻站在王大爹面前，他依然在笑。
既然王大爹这样说了，蒋贵觉得再笑就不合适，便把黑红的舌头伸出来，左右撩动。
脸皮上的笑水一样流到舌尖上，被他舔进胃里。
王大爹接着说，我敲梆是让全队社员听的，你敲给谁听？
敲给孩子们听。
王大爹的胸腔里弹出嚯嚯嚯的声音。由于身体佝偻，这声音一响，整个上半身都在颤动。
你婆娘都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家养着，哪来的孩子？
不是我的孩子，是村里的孩子。
王大爹的脸色变了，眉宇间浮荡起一种很奇怪的表情。你喜欢他们？
蒋贵说喜欢。
王大爹哼了一声，摇摇头，含混地说，你想讨好他们，没有用的，我告诉你，球用也没有！
然后他转身走了。
蒋贵站在原地，站了很长时间……
王大爹既没说教他，也没说不教他。但暂时肯定不会教他。蒋贵并不着急，不能学的时候，他可以听。山里的风向说变就变，雨也是说来就来，遇上这样的天气，王大爹的梆声很可能就是高翔太空的鹰，或者沉入水里的鱼，普通人的耳朵，捕捉不到鹰在太空滑翔和鱼在水里游动的细响，而蒋贵不想漏掉王大爹的任何一声梆子，因此他不能只长普通人的耳朵。开始，王大爹敲梆的时候，他都从西院跑到东院来听，但两院之间那十来丛坟山，构成一片死亡地带，死亡是无声的，坟里的骨头无声，坟上的泥土无声，生长在它们周围的万物，也沉寂得紧。这里是声音的禁区，蒋贵在此错过了最华彩的部分，惋惜得一整天心里都荒着。他不再往东院跑了，只蹲到西院外沿的碌碡上，侧向而听，风往哪边走，他的耳朵就往哪边动。在日久天长的磨砺中，终于练就了绝活。
练成之后，他首先表演给母亲看。母亲捂住嘴，差点儿笑岔了气。
母亲都会笑，孩子们肯定会笑。
那天他急急慌慌地就要出门，把绝活表演给我们看，母亲却拉住了他。
母亲说，儿哪，你这一辈子，怕只有当狗的命了，人家说你贱，你真的贱到家了。
蒋贵说，这世上又不是只有狗才会动耳朵。
是呀，母亲说，狗会猫也会，猪会牛也会，反正都不是人。
母亲像很伤感的样子，蒋贵却是乐呵呵的。他好像并不觉得当猫当狗有什么不好。
这让母亲越发难过。她把膀大腰圆的儿子搂进怀里，抚摸他跟他父亲一样狭长的脸。
在我的印象中，村里的妇人，除了蒋贵的母亲有一个完整的名字，别的都只有姓，称呼起来，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比如张氏、王氏、李氏。这种称呼代表了一种传之久远的亲切感。蒋贵的母亲没有资格获得这份亲切。他母亲叫杨大珍。杨大珍有轻微的耳鸣，每次王大爹敲梆，她都支儿子出去听。当然，蒋贵并不要她的支吩，早就蹲到碌碡上去候着了。听队长安排，他不像别人把梆声忽略过去，只注意后面的话，他侧着脸，把耳朵挺起来，最轻微的梆子也不让逃走。
因为听梆声听得太专注，实质性内容却往往被他放过去了。当他心满意足地回屋，母亲问他：今儿个去哪里干活？他这才着了忙，诓骗说，王大爹只敲了梆，没安排活。
母亲知道他老毛病又犯了——他总是犯这种毛病，开口就骂：你这个不孝的畜生，去给我问来！
有一次蒋贵没听明白，到东院来问王大爹，王大爹正有个差事派他去大队部，他高高兴兴地应了命，忘了问话，更没回家告诉母亲，直接从东院往山梁上爬。那天杨大珍在家里煮好猪食，还没把儿子等回来，出门一看，院坝里空荡荡的，证明所有人都出工去了。她肩着一把锄头，站在院坝边张望。山里的活，一出门就要走上几里地，她只望见了乱石和荒草，望不见一个人，于是凭估计往酸梨树坡跑。跑到中途，遇见几个割牛草的孩子。那是一个星期天，当时学生要休息星期天，社员可没个准头，遇上双抢季节，星期天不休息，晚上也不休息，而且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夜战”。
杨大珍把几个孩子扫了一眼，然后点名问我：他们是去酸梨树坡了吗？
我还没答话，桂东风抢着说：是。
杨大珍依然盯住我，我也说是，她就迈着小跑，往酸梨树坡赶去。
其实他们并没在酸梨树坡，而是在马桑湾，两者的方向刚好相反。
那一刻我心里有些愧疚，但很快，愧疚之心烟消云散。
桂东风奖给了我一把草，之后又奖了我半个梨子！桂东风比我大几岁，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爸是村小的老师（我们村小只有一个老师，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每天上下学的路上，他爸都让我们两层院落的学生结队而行，边走边呼口号，领队的是桂东风，领呼口号的也是他，那么长的句子，我一点儿也不懂，不知他是怎样背下来的。他还是学校红小兵大队长，而我年龄还小，连加入红小兵的资格也没有，看着他随时别在身上的那块鲜艳的红牌——没过多久改为少先队，戴红领巾——我向往得喉咙里伸出爪子。总之桂东风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被他奖励一把草和半个梨子，不压于他爸发给我一张奖状。
我们正在得意地嬉笑，杨大珍满脸汗水地踅了回来，又盯了我一眼，眼神凄哀。我正处于兴奋中，不愿意去理会她的心思，也根本没想起她儿子用耳朵带给我们的无尽的快乐。
她匆匆忙忙跑过之后，桂东风望着她的背影，高声唱：“打倒地主，打倒地主！杨大珍，杨大珍！是他妈个女的，是他妈个女的！当猪杀，当猪杀！”我也大声应和，并且越发的崇拜桂东风了。
那天，杨大珍被扣了工分自不待言，晚上还开会斗她。
老实说，我们村斗地主，开始斗得一点也不好玩。白天没时间斗，都是等天黑下来，各家各户把活路收拾得差不多了，才到东院集合。王大爹除了早上跑茅厕跑得急，敲梆时快节奏的部分两只手晃得分不出左右，做别的事都温吞吞的。如果没有月亮，十几盏煤油灯放在院坝中央，杨大珍勾腰垂头地傍煤油灯站着，王大爹坐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从口袋里摸出叶子烟裹，头比杨大珍垂得还低，像烟叶上写着字，他需要以这种姿势才能认清那些字。好不容易把烟裹好，他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直吸得在地上吐了一大片清口水，才问：人到齐没有？有人会说，张三还没到。王大爹说，那再等等。又过一阵，他问：张三来了没有？有人回答：张三来了，李四又走了。他说，那再等等。这么等来等去，我们这些小孩就熬不住瞌睡了。最可气的是，终于熬到人齐之后，王大爹却只是简简单单地说几句，就让大家自由发言。发什么言呢？都是交头接耳的，说些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这哪像斗地主，这简直就跟现在聚会喝茶一样，不同的是面前没有茶。大家嘴皮说干了，人也困了，满院坝都呵欠连天的时候，王大爹就咕哝一声：散吧。
你看这多么无聊！
我们村斗地主斗得像个样子，不是靠大人，而是靠我们这些孩子。这当然是后来的事情。
听到那声“散吧”，蒋贵铮地一声从青石坎上站起来——每次斗母亲，他都蹲到院坝边的青石坎上，那里处在人群的外围，处在黑暗的深处，他不声不响，一蹲就是小半夜——跑到母亲面前去，把她往背上捞。她母亲早已双腿僵硬，动弹不得。杨大珍躺到儿子背上，发出浅浅的呻吟，而蒋贵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跟人说笑话；看见我们这些孩子个个没精打采，他声音响亮地招呼一声：注意了注意了！然后尽量把身子弯下来，耐心地表演动耳朵，直到我们乐开了花，瞌睡虫也跑个精光，他再背着母亲，摸黑往家里走去，边走还边问我们：比以前更好看了吧？
是的，他的耳朵动得越来越好了。他的耳朵完全模仿王大爹敲梆的节奏，由缓而疾，疾到高潮处，那干瘦的肉壳就像在跳踢踏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