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我一直靠父母养活；刚呱呱坠地，是喝母亲的奶，到了三岁，开始喝家里的粥，到了五岁，能一只手拿着碗一只手拿着筷子了，就天天坐在门槛上，大口大口往嘴里扒饭，没想到一扒就扒了三十年。
我的不能自立不管对于父母，还是我本人，都是一件悲哀的事，但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听母亲说，我本来还有一个妹妹，因断奶饿死了。依稀中，我竟还能记起她。她长得很小，包在一块破布之中，眼睛闭着，满脸皱纹，胎毛粘在头上，像一块块黑垢。但我却想不起自己是怎样凶暴地去抢妹妹的奶吃了。母亲说，我就像发了疯一般，一次次扑上去，要将妹妹从她怀里抢走，遭到拒绝后，我就通宵哭叫，满地打滚，用各种器皿向她砸去。母亲在无可奈何中——母亲怕我哭死——只得给妹妹过早地断了奶，而将两颗干瘪的、紫黑色的的乳头再次塞进我的嘴里。母亲说，那一年我七岁。母亲说到这儿，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再擦也没用。
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要离开父母。我对家以外的空间从小就怀有莫名的恐惧，就好比蜗牛对壳以外的空间感到恐惧一样。这种恐惧与生俱来，我虽然时时想着与之斗争，但结果就好比鸡蛋碰了石头。有一天，村里的一个老头对我这样说：“阿生，你胆子这么小，不是你娘跟你爹都属老鼠的原因，而是你娘怀你的那一年，文革刚好闹得最凶，你爹因为藏了家谱，被红卫兵揪出来斗，你娘在担惊受怕中生的你。”这话是那老头坐在我家矮凳上说的，说的时候连吞带咽，吃掉了我家一大把花生。那时候，我对这话还不以为然，但现在我以为然了。因为我的恐惧除去“在胎盘里受了惊”，我想不出还有别的更合理的原因。
我害怕在没有父母在场的情况下，独自走到人群当中去。小时候，如果迎面走来一位村里人，我就会紧张，害怕，手足无措，只想避开；长大后，依然如此。我害怕他们，害怕人。他们一喊我，我就会满脸通红，他们一瞪我，我就会浑身打颤，就像恶梦中遇到狼群：想逃，但逃不了。可有时候——这样的时候随着我的父母亲体力的不支越来越多——我不得不挑着粪桶从街上路过，我埋着头，满脑子担心着街上的人在看我，会喊我，结果越走越快，挑着粪桶简直是在跑——这力气也不知从哪儿来的。时间一长，村里人就爱在我挑着东西的时候，故意捉弄我，大声起哄：“哦！哦！阿生来了！阿生来了！让路！让路！”有一次，天色擦黑，我背着一根沉重的木头从山上回来，村里人又这样喊起来，我因为跑得太快，差一点把一个迎面走来的人撞死了。
村里连小孩也不怕我，或者说，我连村里的小孩都怕。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比大人更坏。后来我就常常想，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是好的。
这样的日子简直糟糕透顶。我害怕他们，又恨他们，终日如临大敌，只想躲在家里，跟在父母身后。我小时候就是这么过的，但我长大了。如果我永远不长大，父母肯定拿我没办法，不喂我吃的，不把我抱在怀里，背在背上，那么，恐怕连陌生人也会为我鸣不平的。但我的骨骼背叛了我，它兀自粗壮起来，就像埋在地底的竹鞭。一年一年，一切都变了。可恶的岁月先是在我的两腿根种上了一圈黑黑乎乎的韭菜，接着又在我的下巴种上了密密麻麻的野草。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面目全非。以至于有村里人这样对我的父母说：“阿生爹，阿生娘，你家阿生如今已二十出头（后来又变成了三十出头），你们不应该再把他带在身边，人总是要死的，你们想把他带到什么时候？”我的父亲脸色铁青，一声不吭；我的母亲却两眼发红，掬出一把泪来。她痛苦地望了望我，说：“我们只要活着，就不忍心看他受苦，受人欺负，如果有一天我们死了，那我们……我们……就在临死前准备好毒药，我们一起去死！……”母亲说着，扶住墙根，悲痛欲绝。
我讨厌这样的日子。
我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的个子那么小，身子那么瘦弱，仿佛一巴掌拍过去，就会像瓦片一样粉身碎骨。但，就是他养活了四个儿子，养活了这个家。在父亲的身上，有一种坚忍的东西。这种东西在他身上那么明显，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他根本没有脾气。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父亲怎么会没有脾气呢？他的脾气大着呢！他虽然能在外面吞下一头水牛，但在家里就是一只蜗牛他也不愿意去吞的。相反，他会把在外面吞的那头水牛吐出来，让它在屋里横冲直撞。父亲的性格在村里人眼里无疑制造了这样的假象：以为父亲对我一直很好，一辈子没有打过我。事实上不是这样，残留在我身体上的二十六道疤痕，其中有二十一道是父亲制造的。
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农民。她的身躯比父亲的明显高大多了。母亲和父亲就形体而言，是极不般配的。事实上也是这样。母亲不但是一个身材修长、体格匀称的妇女，也是一个能歌善舞、貌若天仙的妇女——至少在我的眼里母亲是那么的美——在三十年前，母亲简直把吴村的男人迷得神魂跌倒。不过，我不喜欢母亲老了之后的样子，老了之后，她还爱穿年轻时的衣服，那衣服浆洗了一千遍，已经严重变形，这就好比母亲的容貌已经荡然无存昔日的美丽。但母亲显然过分沉湎于对往昔的追忆，她的肚子变得那么大，在她身上已找不到腰，她坐在门口，脸上堆满了近乎轻浮的、放荡的笑，但她的笑已经不能迷惑任何人。这样的场面让我看了很不是滋味。
我的大哥同样是一个农民。早在许多年前，就跟我们分开另过了，所以现在谈起他，就像谈起了另外一户人家的人。他长得其貌不扬，四兄弟中个子最小。他的两颗门牙就像被老虎钳拔出了一半的钉子，让人误以为可以在上面挂一个帽子。他的脑子并不是很灵，眼睛也不太好使，但是你们别以为他就是那种呆头呆脑的人。一点边也不沾。我说他的脑子不灵，眼睛不济，是指他说话没谱，看东西没准星。但他干活很快，绝对是生产队里练出来的手脚。他在二十六岁那年由一个本家领着，到邻村说媒，娶回了一个脑子也不是很灵的女人。那女人最爱跟邻里吵架，害得大哥拿她毫无办法。他有两个女儿，最大的女儿已中学毕业，跟人学“美容美发”去了。我记得大哥在家的时候常常打我，直到他搬走才好一些。
我的二哥不是农民，是一个木匠。跟家里别的人相比，他的性格与我最接近。他是一个忧郁、懦弱、沉默寡言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只有他继承了父亲爱钻研的脾性。他整天埋头于木头与木头之间，劈下来的树皮和刨下来的木花几乎将他掩埋了。他喜欢他的职业，并且准备干到死的那一天。但他打的家具在村里并没有口碑，这一直让我迷惑不解。迫于无奈，二哥只好做一些诸如菜板、凳子、梯子、扁担之类的东西，逢镇上庙会或赶集的日子，拉去卖。因为口才不好，总是卖不掉，就存在一个熟人家里，结果越存越多，几乎占去了半间屋子，终于不再欢迎他了。另外，我的二哥直到三十二岁那年才娶回老婆，是一个外省的女人，比他足足小了十六岁。关于二哥凭什么娶回这么一个既温柔又漂亮、年纪又比他小许多的女人，吴村人议论了许多年，也没有得出结论。他们最骄傲的是生了一个读书很好的儿子，叫东东——或许，我们家族的兴旺全靠他了。
我的三哥被村里人认为是一个“败家子”，所以他的职业很难界定。他喜欢赌博，会一点泥水，有时又会去镇上批发一点内衣裤，摆在桥头卖，唯独不喜欢种田。其实在四兄弟中，三哥是最能干、最机灵、最有前途的一个人。我的母亲早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当村里人说我三哥不务正业时，她不屑一顾。母亲的眼光显然是最具预见性的，三哥后来果真做了很大的买卖，成了方圆百里最大的树贩子。可惜他恶习难改，终于输得倾家荡产。他给家里留了一封信，说他要去上海，如果发不了财，就不回来了。后来，他就真的不回来了。有人猜他已经死了，又有人说在某某工地遇见过他，但就是没有三哥确切的消息。转眼十二、三年过去了，可怜我的母亲盼他归来，盼得两鬓斑白。我至今记得三哥硕大的脑袋，炯炯有神的眼睛，宽宽的额头，厚厚的嘴唇，棱角分明。如今，那些跟他处过对象的村里姑娘早已成了拖泥带水的妇女，看见她们，我就会加倍地想念他，想念我的三哥。
这就是我本人的情况，我的家庭的情况：我的父母年岁已大，我的大哥因为惧怕老婆而不能赡养父母，我的二哥因为贫穷而不愿赡养父母，我的三哥因为下落不明而无法赡养父母。日子一天天过去，时间悄悄流逝，从老屋的灶间，从落满枯叶的山上，从可怕的人群里，从我三天一次的便秘中……他们开始终日埋怨，抱怨，对我越来越凶；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后悔，后悔那一个动荡不安的年月，那么快活地孕育了我。而我……而我，经常把头顶在膝盖上，想着命运，惊恐地观察，父亲久治不愈的痨病，还有母亲的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