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有线广播把我召到公社。我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我已经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我去了公社。
公社革委会主任张继全、武装部长谭道良、知青办主任民帮惠全都在场，他们用那种仇恨一个人和渴望让那个人感受到地狱之苦的眼光看着我。我虽然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仍禁不住打了个寒噤。我在心里给自己鼓劲，对自己说，反正我已在十七层地狱了，再下一层也没什么了不起。
艰巨的拉锯战开始了。三个久经考验精熟韬略的土皇帝对付一个初出茅庐、除了亡命外一无所有，最致命的是他的命运完全操纵在他们手心里的毛头小子，那种较量绝对是不公平的。
他们说你是公社区里县里的知青标兵。
我说我不知道枪在哪里。
他们说各级组织对你寄托了很大的期望。
我说我不知道枪在哪里。
他们说毛主席逝世了全国山河仍然一片红。
我说我不知道枪在哪里。
他们说全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
我说我不知道枪在哪里。
他们说你坐吧坐着慢慢谈一切都可以在慢慢谈中得到解决。
我说坐着和站着一样我不知道枪在哪里。
他们对视了一眼，说别忘了，你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呀！他们把那个呀字说得很重，有点像宣誓的口气。
我迟疑了一下，心烛在往下塌泪。我还是很看重宣誓的样子的，我从小就在宣誓中长大，我不可能不看重宣誓。我咬了咬牙，说我真的不知道枪在哪里。
张继全叹了一口气，说：“你呀，太年轻，以后想到这件事，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们真替你可惜，不过路得靠自己走，我们不能代替你。老谭。”
谭道良没好气地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回生产队了，接受公社革委会的审查，直到把问题全部解决为止。”
我知道为了关鸿的事，他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恨不得生吞活剥了我。这个色狼，我们公社四茬知青中，被他奸污过的女知青不下二十个。每奸污了一个女知青，他就诱迫那个女知青写一封内容十分卑贱的“求爱信”，以此要挟女知青今后不敢告他，所以从没有一个女知青敢于在逃脱农村这片苦海后揭发他。
1987年l2月，我在海南岛采访人才热问题时，碰到了谭道良，他比十二年前更加红光满面，满脸酒刺暴露出他仍然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那天是在鹿回头宾馆，我和《中国青年报》《海南日报》《经济日报》几个记者从餐厅进餐出来，他从另一个餐桌站起来追上我。他说老邓我看着像你嘛。他从质地高级式样蹩脚的西服上兜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上面印着开县城关镇欧亚农工商公司副总经理的头衔。他给我介绍随后走近的一位妖冶女人：刘小姐，我的秘书。秘书对我艳笑，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晚上他一个人找到我的房间，我们谈到十二年前的那次“藏枪事件”。他告诉我，原来准备派民兵强行搜查那七支枪的，但又怕知青铤而走险执枪拒捕。我对他说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枪早被我们大卸八块了，而且那几支枪锈得厉害，谁知道能不能打响呢。他遗憾地说是呀是呀，后来我们才知道，要是早一点儿知道就好了。
十二年前我们却不可能平等地坐在灯光柔和的宾馆里抽着剑牌香烟喝着文昌咖啡聊天。十二年前他是武装部长，在他的辖权内一下子丢了七条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他的麻烦比我还要大。
那天晚上我被关进公社治安所的拘留室里。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也没有被子盖。蚊子很多，扑面而来，我不得不在拘留室里到处走动，以躲避蚊子的袭击。半夜过后，我差不多走了有两万五千里路，累了，天地不管，躺在条凳上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了，我听见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我爬起来，拖过板凳站上去，我看见窗外的阿格龙和关鸿。
阿格龙烦躁地围着窗外那道高墙转悠，不时发出低沉的轻吠声。它看见我从窗格里探出脸，立即向我扑过来。它的第一跃没有成功，第二跃它抓住了窗椽子，吊在了上面。它开始用牙咬窗椽子，只几口，一根椽条就劈裂了。
我朝它呵斥道：“阿格龙你不要胡来，我还没有被开除党籍！”
阿格龙没听懂我的话，继续下口咬窗椽子。我急了，一拳击在它的耳门子上。阿格龙痛苦地跌了下去。
关鸿站在一棵香椿树下，把脸埋在一边，消瘦的肩无声地抽搐着。我看得出她是用手拼命堵着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我朝关鸿招手。我说：“关鸿，你到这边来。”
关鸿过来了。她站到高墙下，窗太高，我看不见她了，只能看见窗边的土墙缝里一棵随风晃悠的小草。我喘着气，也听见她在墙下喘着气。我感到她在拼命踮起脚，把手贴着墙伸上来。我把手伸出窗去，顺着墙往下够。我们的手在空中捏住了。
关鸿的手在微微颤抖。她像夜里在我背上抠字似的，一点一点抠我的手心。
我们就这么无声地捏了一会儿。我能感到从关鸿肩膀处传来的越来越强烈的压抑的抽搐。我想去他妈的共产党员！我喊：“阿格龙！”
阿格龙跑过来，在墙脚下趴下，让关鸿站在它的肩胛处，然后小心地站起来。我拼命地把自己的脚悬空，吊上窗户。这下我能看见关鸿的脸了。
月亮很好，关鸿的脸在月光下显得凄艳而美丽，泪水将她的整张脸都湿润了，化成一团朦胧的雾，让我分辨不清她是雾，还是雾是她。从她的头发里传来诱人的泥土味，还有苕藤浆的芳香。我有好长时间没有注意到关鸿身上那种迷人的味道了。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关鸿身上有泥土和苕藤的香味，这个发现让我十分高兴。
我对着窗外说：“关鸿，这回也许我出不来了，我的下场会很惨。”
关鸿拼命摇我的手，说：“不！”
我说：“我没有给你说，其实我自己知道，我犯的是死罪。”
关鸿拼命地抠我的手心，说：“我不听你说，你总是胡说。”
我说：“我要是死了你把阿格龙带好，过冬天的时候你要给它换新草，吴卿有不会收回我的自留地，你多种些牛皮菜，秋天腌咸菜，吃不完背回重庆去。”
关鸿的泪水流淌下来，指甲深深地掐进我的皮肉里。
第二天一大早，拘留室的门开了，走进来三个人，领头的是武装部长谭道良，他身后跟着两个解放军战士，其中一个年轻的背着一支冲锋枪。谭道良看着我，狰狞地笑了笑，倒背着手围着我转了一圈，说：“怎么样，想了一晚上，该想通了吧？你要明白，我们做事向来不喜欢开玩笑。”
我嗓子干涩地说：“你要我想通什么？反正我啥子也不知道。”
他怔了一下，说：“好，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他转头对那两个解放军说：“带走。”
不背枪的解放军看了看我，走过来，掏出一根粗麻绳，开始捆我。我说：“捆我干啥子？我犯了啥子罪？”不背枪的解放军显得很烦躁，拉扯了我几下，不耐烦了，一下子把我搬翻在地上，用一只脚踩紧我的背，往我身上套绳子。那个背枪的解放军也走过来帮忙，把我头发揪住，不让我动弹。我拼命反抗，但无济于事，身上挨了好几下。两个兵很熟练地把我捆好，然后把我从地上提起来，拉出屋去。
不少人围在门外等着看热闹，我感到很委屈，便破口大骂：“操你妈！”那个不背枪的解放军用力抽了我一耳光，打得我眼里金花乱溅。嘴里立刻涌出一股腥甜的味道。我那个时候沮丧极了，心里想，不知道睡在墙外香椿树下的关鸿和阿格龙醒了没有，要是醒了，是不是听见了我挨耳光的声音。
我被带到区里，从那里坐上开往县城的班车。车上有一些乘车进县城的人，瘟疫似的看着我，躲得远远的。两个小时后，班车到了县城，我被松了绑，关进一个黑房子里。不远处正在开什么会，口号声此起彼伏。我想总归不该是开万人大会批斗我吧？当囚犯的经历仅仅一天，我还没有从知青标兵的荣誉座上冷静地退下来。我很疲倦，身上被捆的地方又痛又酸，就找了一处干净的地方靠墙坐下，打起盹来。几秒钟以后，一只硕大的老鼠就肆无忌惮地从黑暗中窜出来，啃起我的凉鞋来。
迷迷糊糊过了一段时间，一道耀眼的亮光把我惊醒，门开了，走进来几个当兵的，其中也有刚才捆我的那两个。他们把我从地上拉起来。又开始捆我。这回不是“苏秦背剑”式，是五花大绑，比刚才更结实。我稍一表示不服他们就揍我，除了脸部以外，哪儿顺手就往哪儿揍。等把我捆好后，两个士兵就把我拖着往外走。我不知道他们这是把我往哪儿送，但我从他们揍我的情况觉察到事情有些不妙。我很快就顾不上那些了，因为这一次捆得太紧，两臂以及脊背由于血流不畅开始变得冰冷，挨揍的地方隐隐作痛，这使我不可能高瞻远瞩地考虑以后的事情，并且灰心丧气。
士兵把我架上一辆解放牌卡车，一溜儿还停着七八辆，四边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帽子扣得低低的，看不清脸，一个个紧张地站在那里。不远处，传来开了锅似的口号声，等我渐渐明白过来的时候，口号声突然激昂起来，一队解放军列队跑过来，每两个人架着一个五花大绑剃了光头的人，甩粮食口袋似的一个个扔上车，然后他们也爬上车。我站着的这个车立即热闹起来。一个被捆成虾米似的老头撞在我身上，腿一软，躺在车厢板上，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当兵的强行把他架起来，往驾驶台上搡，脖颈里立刻插了一块长牌：“反革命强奸犯XXX”，名字用红墨水打了个不太流畅的大叉。
我这才注意到，这一溜七八辆军车厢板上都粘着一方白纸，上面写着“刑车”两个字。我的脑袋嗡的一声涨大了。我跳起来，高声喊道：“你们凭啥子杀我！放开我！你们不能把我啷个样！”
押着我的两士兵显然早有准备，他们用膝盖用力跪我的腰眼，不让我跳起来。一个兵把我的头发拽住用力往后扯，另一个用一根细麻绳往我脖颈上一勒，使我再也喊不出声来。我脖颈上也被插上一块木牌，我看不见它，大约写着“反革命藏枪犯”之类的字。
车发动了，一辆接着一辆开上街头。大街上站满了人。我感到喉管被勒破了，一股甜腥腥的热流直往肚子里流淌。因为头发被拽紧了，低不下头来，我只能看见一片天。我在那里找不到平衡，不知道我是在升华还是在沉沦。我憎恨眼前那片白晃晃的洁净和坦然。我全身都僵直了，直想骂出来。那时我唯一想要的就是一颗原子弹或者一把斧头。
我不知道是怎么被拖下车，轰轰烈烈地被两个肌骨紧张的大兵拖出一段路，按倒在沙滩上。我的一边是那个强奸犯老头儿，另一边是一个年轻人。不远处是一条麻木不仁的河，河水弯弯曲曲的，一点也不好看。我下意识地想挣起身子来，一个兵冲我腿弯狠狠地踢了一下，让我复跪下去。我的嗓子眼干极了，小腹一阵抽搐，头皮像是抹了一整车皮的清凉油。一个当官模样的人不停地在那里跑来跑去，一边气急败坏地喊着什么。不远处，两个当兵的戴着大口罩从一辆吉普车上跳下来，一只手揣在裤兜里，其中一个走到我身旁。两个押兵松了手往旁边一闪。轰的一声枪响，那个跪在地上的年轻人跳了起来，像是要逃开，又像是在做一个难度极大的舞蹈动作，整个身子向前猛地一扑，扑倒在地上，不动了，一条红色的水蛇猛地从他卧倒下去的地方窜向我，顺着我的膝头攀上大腿。
身旁什么地方轰的又响了一枪。
八
八天以后，我从县里被押回公社，训了一顿话，当天就放回生产队里了。
我回生产队时，澎河对岸站着黑压压一群人，领头的是生产队长吴卿有。事后有人告诉我，人群中还有两杆火铳，可惜的是因为火药受了潮，没能打响。
从人群中扑出一个小黑点，跃进河里，溅起白色水花向我泅来。我站在那里动弹不得，泪水簌簌地顺着我的脸颊流淌下来。阿格龙泅过河来，湿漉漉地扑进我怀里，我们俩一屁股坐在河滩上。我抱着阿格龙，把它抱得紧紧的，我们俩都哭出声来了。
事后我才知道，自从我被捉到公社之后，阿格龙每天都卧在澎河边上，铭心刻骨地盯着对岸的公社大院，然后公社的院子里从此不得安宁：公社食堂养的猪相继死了好几头，猪头被咬得残缺不全，剩下的猪像是得了神经病，整天不食不睡，尖锐地叫个不停；干部们喂的鸡婆一只只失踪了，几天后，不是在水缸里浮起来，就是在谁的床下僵挺着被扫出来。
那天晚上吴卿有杀了一只鸡婆在家里为我压惊。队里所有有身份的大社员都来了，围在一起抽臭烘烘的叶子烟。吴卿有端起酒碗对我说：“日你妈，看不出来，老邓你是一条汉子，我就佩服你这种人！”
七支枪是我被放回来的前四天交到公社的。没有人告诉我那是怎么一回事，但我知道，那与关鸿有关。
关鸿和阿格龙关系的融洽，是“匿枪事件”之后的事，那以前关鸿毫不掩饰她对阿格龙的厌恶。阿格龙丑陋、粗野、桀骜不驯，这些极端的坏毛病都不能使关鸿爱屋及乌。我不知道如果没有米娜，关鸿会不会这样。问题是有米娜，有米娜的娇美、温顺和善解人意，这就导致了阿格龙的悲剧，它一直无法从关鸿那里得到谅解。关鸿对米娜的偏袒，也就常常无缘无故地显露出来。
1976年9月的一天，是个赶集日，关鸿收拾了背篓去区里的集市上赶场。米娜像往常一样，很早就坐进背篓里，等着关鸿背它去场上。按照常规，这种事情是没有阿格龙的份儿的，但阿格龙憨憨的，从来记不住教训，也早早守了米娜，隔了背篓，很殷勤地用半截褐酱色的肥舌头去舔米娜粉嘟嘟的鼻子。
关鸿收拾好，肩上挂着一只洗白了的军用书包，从屋里走出来，说：“米娜，我们走。”
关鸿背了装着米娜的竹篓走出吴家潭子，发现阿格龙乐颠颠地跟在后面，便没好气地呛它道：“死鬼，你跟来干啥子？”
阿格龙傻呆呆地抬了头看关鸿的脸，一副极不明白的样子，看关鸿盯着它，知道关鸿是说的它，又被关鸿在屁股上踢一脚，说：“你回去，哪个情愿带你？”
阿格龙被踢了一脚，十分不愿意地轻轻叫了一声，用那只斜眼去看米娜。米娜十分自在地在竹篓里坐着，模样安详动人，什么事也没发生一般。阿格龙就知道再没有希望，痛苦地耷拉着耳朵，慢慢往回走。
关鸿背着米娜到集镇上邮了家信，买了煤油咸盐，扯了二尺纱布，竹篓里的米娜换了杂物和几斤刚下树的脆柿子，米娜则娇喘吁吁地在她脚边雪球一样滚动。两个人离开集市，行一气歇一脚地往家走。
眨眼间，天就变了，雪崩似的下了一阵大雨。那雨是出自九月的秋天，蓄足了气，性子野，雨点儿没大没小，第一阵就把泥地打出麻子脸似的一片来。关鸿身子弱，脚踝子纤细，原先就没有力，见雨来得猛，连忙招呼米娜在一家铁匠铺里躲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