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和无私，
爱和恨之间，
仅是一线之隔。
越过它，
你可以感受到舍己为人、
不求回报的快乐。
这是最大的喜悦，
也是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步。
自私的人无法想象这种觉悟的情境，
因为他们停留在自我的束缚里。
佛告诉我们，凡夫最大的束缚就来自于自己的执着：功名利禄、爱恨情仇……它使人无知和不了解宇宙本体绝对的真相。当我们想要得到某些东西而对它产生执着时，它就成了我们迷失的根源。
在自己的从政生涯中，处处受到佛菩萨眷念加持的张耀枢，深感自己执着功名所带来的痛苦，他开始了对自己的反思，“顺加持中，容易贪恋迷惑。凡夫，往往在顺境中贪心会愈大，迷恋会愈深，背离佛菩萨的教化，会愈走愈远”。
这是他在顺境中总结出来的学佛经验。
在西充起义后，他想到了远离和放弃。他理想的生活是，“回到成都后找点田，过半耕半读的生活”。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未来的岁月中，自己会经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运动，经历中年丧妻的悲伤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痛。
从西充回到成都的张耀枢，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感觉是有点不适应。
全国虽然解放，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形势却十分严峻。新政府对如何创建未来的新中国也是在摸索当中进行的，因而有了一系列忽左忽右的运动，让人头晕目眩。那一段岁月，在下面的文字中，我们简要叙述。
$回成都 张家大院易主
1950年初，张耀枢离开西充后回到张家大院安顿下来。
同年2月3日（农历十二月七日），立春的前一天，妻子颜涓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女儿张采。再为人父的张耀枢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享受天伦之乐，现实就把他从得子的喜悦中抓了回来。
1950年7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从1950年冬至1951年春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清匪反霸斗争是同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结合进行的，对那些匪首、特务、“东霸天”、“南霸天”，经过群众控诉，新政府坚决予以镇压。新政府认为高地租、重押金、高利贷，是解放前地主向农民收取财物的主要形式，因此，1950年底，西南局颁布了《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
靠租地给农民的张家，自然成了“运动”对象。
张耀枢“想回成都找点田，过半耕半读的生活”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此时他在省政府编译室的老领导江子能，已是成华大学的副校长。知道张耀枢的情况后，就将他调入教务处做秘书，后调入出版科工作。这时张耀枢才知道，当年与他共事的老领导是民盟的，还是地下党员。后来妻子颜涓也在校内图书馆任馆员。
成华大学前身是上海光华大学在抗战时入川设立的分校。该校创建于1925年6月，由数百名脱离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组建而成。校名取之于古诗《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一句，体现了创办者复兴中华、反对列强的宏愿和光大中华民族的精神。
抗战期间光华大学在四川成都设立分校，分校于1938年3月1日正式开学，校名定为“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张耀枢的二姐三姐都在这所学校就读。
1939年，学校由市内王家坝校址迁到西郊草堂寺西边，此地因光华大学成都分校的迁入而得名“光华村”。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本部复校，成都分部交四川省地方接办，变更为“私立成华大学”，1952年9月更名四川财经学院（即现今的西南财经大学。——笔者注）。
巧合的是，几十年后，张耀枢唯一的外孙胡佩迦，成了西南财经大学的一名老师，遵循外公的教诲当了一个“叫咕咕”。
昌臻法师在晚年和侍者聊到了这段经历（根据2008年录音记录）：
能慧：你家里遇到运动（指减租退押。——笔者注），家里不就被抄了？
昌老：当然抄了，当时采取的态度是主动交，当时都看得清楚，身外之物，我们靠自己本事吃饭，不能靠那些留下来的东西，这点比较坚定，很快得到政府了解，还表扬了我们，喊别人向我们学习。
能慧：那时候你的父母还在不在？
昌老：母亲去世了，父亲在。他学佛的，也晓得是身外之物，他首先带头交东西，把没退的押金退清。当然，我们住的房子，老一代认为，几十年了，祖上留下来的，觉得有点舍不得，想保留下来，再把押金退清。
当时，我和兄弟觉得这个看法不对，想保留也保留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好多现金，当时把家里的很多古物、书画等拿去卖还没有人要。你们不了解，当时的人都不敢要，找的都是有钱人，他们都想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弄出去（换钱）。
我就亲自找过一个人，他比较了解我们，请他看一些名人字画，都是祖上传下来的，他说很好。他说：东西很好，我一样东西都不敢要，我的东西都要处理，所以我给老一辈说，你们不要管。后来，我和几个兄弟研究，把房子卖了（文庙后街34号。——笔者注）。
当时地主家庭卖房子是拿不到钱的，一卖了，就交减租退押。退押是退给政府组织与机构，他给你算出来了，你剥削了好多就退好多，不得讲价钱，他说你是好多就是好多。退押清了后，大家就分散了。大家就去租房子去了。我们家里年轻一代大部分人都参加工作了，后来，我爱人也参加了工作，靠这个（工资）收入生活。维持生活没有问题，那时生活（消费）很低。
能慧：你父亲到了好多岁走的？
昌老：六十几。不大。
能慧：你当时多大？
昌老：我三十多岁，母亲解放前就走了，我去当芝麻官，当了三年，第一年她就走了。
隆顺：以前你家里靠租地给别人当生活来源？你们不是还有人行医吗？
昌老：嗯，嗯。地主家庭。行医当然也是一个收入（指三叔张澄菴。——笔者注）。解放后，医又没有生意了。
1951年初，张家几姊妹生活了多年的文庙后街34号易主，大家分别在外租房子住。
张耀枢夫妇带着儿子女儿，住进了成华大学给他们在成都柿子巷的房子内；张毓如一家租住在纯化街刘家大公馆附近，住了大半年，在1951年底又搬迁到南大街一大院内居住，其院邻居王治平就是普钦法师的弟子；张星如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与二姐毓如一家生活在一起；大姐朗如也从成都双栅子街102号朱家祖宅搬了出来，租住在离纯化街不远的青莲巷；其他兄弟姊妹也各有其所。在之后的岁月中，他们都漂泊着，分别搬了无数次家。
已为人父母的张家少爷小姐，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体味到了世事的无常，人生的苦，由此更坚定了学佛的信心，一有机会就亲近高僧大德。
亲近圣钦大和尚参禅
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张耀枢从小就学佛。那时的他，学佛是从相信因果开始，为了改命，求佛菩萨加持。由于灵验，使他更加的虔诚。
到了成年，便想到要追求更高的层次，想得智慧，想开悟。于是转而又求法。因为老一辈人的关系，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少的高僧大德。
在张耀枢突破了算命先生给他的寿命极限20岁的时候，他因为外祖父刘豫波曾是四川佛教会名誉会长的关系，拜见了成都大慈寺方丈、当时的四川佛教会会长圣钦大和尚，后来圣钦大和尚成了他学习禅宗的依止师父。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厌倦官场的张耀枢回到成都后，常常到大慈寺看望自己的依止恩师。有时候也和妻子颜涓带着自己的女儿张采、侄女赵启林一同去看圣钦大和尚。
关于跟随圣钦大和尚参禅的情况，昌臻法师在晚年也有过回忆：
隆顺：你老是好久开始学佛的？父母咋教你的喃？
昌老：从小家庭儒家佛家一起来，从发蒙以后开始。父母从信因果，相信佛菩萨的加持，相信善恶报应是真实的，就举例（讲给我们听），每顿吃饭就是课堂，在吃饭的时候讲（因法师父亲工作忙，只有在吃饭时间才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因此常在吃饭时候教育子女，这也成了张家人的习惯，并一直延续至今。——笔者注）。
能慧：你好久开始参禅的？以前学佛从信因果开始啊？
昌老：20岁开始参禅。信因果、诵经，《心经》《大悲咒》《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太上感应篇》、四书五经，都背了，还要通过老师考，背全本的。这个东西是好，过去儿童读经，很容易就背了，当然不懂，但有的以后也不懂就是问题了。
能慧：20岁拜师，就拜圣钦老和尚？
昌老：嗯。仪式没有，但是对老人家三拜在方丈室。封起礼物，也不是天天去，他也忙，有时去问，他也说。当然是我的根器太差，没有尝到味道，也就没有下好多工夫。
隆顺：你跟普钦法师当时有什么因缘，再转而跟普钦法师的？
昌老：就是自己一直没有开悟，同参中有，自己就晓得自己根器不同，原来以为自己是上根，当然看到别人开悟了，就怀疑自己了。就去考人家，别人境界就是不同，于是就承认自己不行，就参不下去了。承认自己不行，不是那个材料。
隆顺：你是好久学密的？参禅之后有好久？
昌老：二十多岁。参禅有五六年，在没有参禅的时候就看《坛经》《金刚经》，包括那些公案啊。
能慧：你学“密”学了好多年？
昌老：从二十多学到三十好几，学密也得了些受用，当然也很难，心里就动摇。最初想修行的时候，就接触谢慧霖老居士，他是印光大师的弟子，他劝我念佛，但是听不进去。他送我的书没怎么看，后来参禅参不进，学密又觉得很难，我转回头就认真看印光大师的东西。
那时，谢老居士已经圆寂，我看《印光大师文钞》，就觉得很好。因为我对儒家的东西很相信，而印光大师的东西与儒家的东西很相近，从深信因果这点下工夫，把人做好来修行，一下就觉得很投合的，我就决定来看看。
虽然也在学密，但是看这个就很容易接受，后来普钦上师也圆寂了，路子是有，但是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好大的收获，后来看印光大师的就觉得和我很合适，就学进去了。实际上，参禅后和整个学密的过程，我都在看印祖的东西。
普钦法师的示现
1951年，由居士贺幼云引荐，张耀枢、张朗如、张毓如、张星如几兄妹都皈依在高僧普钦法师门下学佛，普钦法师为他们分别赐法名妙首、慧宝、果瑶、果慧。
普钦法师对张耀枢说：“你们家祖辈都行善积德，全家善根深厚，你们兄弟姊妹都皈依三宝，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要晓得佛法是难闻的妙法，你在家里是长兄，我现在就给你起个法名叫‘妙首’吧，妙首就是众妙之首的意思，希望你今后带领全家好好学佛，才不负‘妙首’二字”。
于是，自此，张耀枢就多了一个名字：张妙首！
引荐他们皈依的贺幼云居士，对张家姊妹学佛影响很深。在晚年昌臻法师的回忆中，我们能够感知到。对于二姐张毓如来说更是难忘，她和大她20多岁的贺先生是忘年交。她对自己的子女说：“贺先生是把我们引入佛门的人，要一辈子记住她。”
普钦法师为耀枢取“众妙之首”这个法名，对耀枢树立更坚定的学佛信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普钦法师是一位大成就者，他的苦行、他发大愿血写《华严经》、燃身灯供佛、发利益众生十大愿、把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修忏悔法等等，都令耀枢对他无比崇敬！
他经常亲近普钦法师，在他从西充回到成都这一段重要的人生转变过程中，在学佛上能安心下来，完全由于普钦法师的教导，他对学佛的信心，从观念到知见上都建立起来了。
张耀枢皈依的普钦法师，俗名潘荣尧，生于1905年，四川隆昌县盘龙镇人，是一位信根坚固、道心坚定、誓愿宏大、真参实悟的高僧。他精进苦修，戒德精严，以悲悯为怀，大喜大舍，以身示范，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塑造了一位圆满的比丘形象，成为佛门的光辉典范。普钦法师于1960年农历三月初九安然示寂，身软顶暖，面色如生，世寿55岁。
法体停过七天之后，被弟子们送往成都石羊场近慈寺荼毗，荼毗时，烟焰升空，如五彩祥云。
灵骨五色，不计其数的小绿珠满地滚动，能拾得起来的舍利子都呈五彩色，不规则状，半透明。其中有三颗比黄豆还大，光滑润泽，宛如玉石：一颗粉色，一颗淡蓝色，一颗白色。尤为殊胜的是，有一块4厘米的白色顶骨，呈现出五彩色的丝状纹路，红色和绿色最为明显，后被普钦法师弟子通宗法师请回供养。
普钦法师圆寂了，但是他的教诲，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加持着他的弟子。
在跟随普钦法师学密的日子里，普钦法师教张耀枢如何摄心；如何去掉名利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如何在起心动念处下工夫，不管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受影响。普钦法师的开示：“处逆境正好用功，消业障，增福慧。”使张耀枢在后来所处逆境中受益匪浅。使他在人生最低潮时期，对佛法真正生起了信心，提高了对学佛的认识，发起了出离心，懂得要脱离人生这个轮回之路必须要学习佛法，要发起菩提心！并且用普钦法师所教之方法去忏悔、去发大愿。
普钦法师为张耀枢开示很多，也为他示现了很多，普钦法师是张耀枢学佛路上的导师。无论是在家还是出家时，张耀枢都没有忘记普钦法师的教诲，以精进学佛弘法利生来报答师恩。为了报答自己的崇敬感恩之心，张耀枢用妙首这个法名一直到皈依离欲上人。
出家后，他把普钦法师这样一位大成就者、自己的恩师一直作为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导师，为了让更多人受益，他为普钦法师写传；1998年他响应普钦法师弟子通宗法师的倡议，在多吉扎西仁波切的支持下，在四众弟子的努力下，在仁寿县黑龙滩报恩寺内，建华严普照舍利塔，塔内供养如来之遗教丹珠尔，及佛像菩萨像等，还有通宗法师请回供养的普钦法师五彩顶骨，供四众弟子礼拜，以报师恩。
父亲病逝
1950年底，张耀枢父亲带头交东西给政府，把没有退的押金退清。然而因为张家很多的财产都是用到慈善方面了，所以没有多余的钱款再来退押，于是将张家大院抵押了。现在祖屋也没有了，大家就劝他外出回避。于是决定到重庆四弟张寔父家去。
但是鉴于他的身份，派出所却不予开证明。家里人都很着急，于是一家人虔诚念观音菩萨圣号，祈求加持。二女毓如就到纯化街延庆寺为父亲求了一签，签文是：
一纸官书火急催，扁舟东下迅如雷；
虽然刻下多惊险，保尔平安去复回。
结果，当他们抱着再试一试的心情去时，发现已经换了工作人员，竟顺利地开到了证明。
在那个非常时期，家人都不放心他一个人外出，在孝亲环境中长大的张耀枢的弟弟张光璐，此时正在读大学，为了陪伴父亲，他退学和父亲一起到了重庆，住在四叔张寔父家。
1951年，已在北京工作的张寔父长子张彦来到重庆。
张彦随父很早离开张家大院，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5年到芷江采访抗战胜利的受降仪式，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辗转到延安、香港。1946年任重庆《商务日报》记者、香港《中国文摘》英文半月刊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对外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