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式青铜剑的起源并非为中国西南古蜀地区，至今四川地区并未发现有关于它起源发生的依据，且这种柳叶式青铜剑出现在古蜀地区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剑型。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这种剑是外来的剑型，是古蜀吸收了其他外来文明的成果所致，并非古蜀自身创造的文明。根据考古材料分析可知，柳叶形青铜剑发源于安纳托利亚文明，时代应该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稍后传入近东文明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继而在中亚文明中出现大量的柳叶青铜剑，到公元前30世纪中期，柳叶青铜剑已经出现于印度河流域，这种剑型的遗址在印度地区流行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古蜀地区出现的这种剑应该在当时的商代晚期，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从柳叶青铜剑的发生、发展、分布及其年代等诸多情况分析，古蜀地区的这种柳叶青铜剑应该是从古代印度地区传入的。
从柳叶式青铜剑传入的途径看，笔者认为这种剑型的剑应该是由境外南端的印度地区通过缅甸进入云南传入四川地区的，这一传入路线正与南方丝绸之路线路相符。而印度地区的柳叶青铜剑正是通过与中亚和西亚地区文化与贸易交流而引入的，这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在四川地区会出现中国境内最早的柳叶青铜剑，也可以看出南方丝绸之路是早期古蜀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从而使各种境外文明源源不断地流入古蜀腹地，成为古蜀文明的一部分。
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面具、青铜立人、黄金面罩等，这些青铜器物与黄金器物的文化因素并非本土所有，而来源与西亚有关，特别是与近东两河流域地区文明紧密联系。笔者认为这些西亚文化因素传入古蜀地区，应该是经过西亚到南亚的贸易路线，再经过南亚印度中心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四川地区。在古代西南地区，特别是古蜀地区多见蚀花琉璃珠，其为瑟瑟的一种。瑟瑟是古代波斯地区的宝石名称，是阿拉伯语的译音。中国古代各史籍中关于瑟瑟的性质认识各有不同，但是主要都是指宝石，明代以后主要指人工制造的有色玻璃珠或烧料珠之类。成都地区多有瑟瑟，从它的性质看应当指宝石一类，其来源应是西亚地区。有关蚀花琉璃珠在四川地区的发掘情况有：四川茂县曾出土不含钡的琉璃珠，四川理塘县也曾发现不含钡的琉璃珠。这种不含钡的钠钙玻璃珠，产自中亚和西亚。而这些玻璃珠在之后被古蜀文明所接纳，逐渐在古蜀地区乃至西南地区广泛传播。
这些瑟瑟来自于中亚和西亚，笔者认为其来源的途径应该是通过贸易交换而来。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蜀布、邛竹杖通过古蜀商贾贸易流入中亚地区，这样就不难想象瑟瑟同样也可通过这一贸易路线流传入蜀国地区，这条贸易路线正是南方丝绸之路。就此可以看出古蜀文明中大量外来的文化正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而交流，并与古蜀传统土著文化加以整合，从而创造出不同于中原传统文明和各外来文明的古蜀文明的。
三、古蜀文明的外向传播与南方丝绸之路
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在先秦时期就创造出了极其辉煌的古蜀文明，这一文明不仅影响着该区域内的各种原有土著文化，同时也对周边地区各文化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古蜀文明对西南地区的影响尤为明显，其中云南地区、南中地区各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古蜀文明的影响。在中南半岛及东南亚地区各种文化遗迹中也包含着诸多与古蜀文化相联系的文化因素。
在东南亚的越南地区，马来西亚霹雳州的南部、印尼苏门答腊的南部，爪哇的中部和东部等地均发现有大量的石棺葬。这些石棺葬经研究考证后，西方学者将其认定为属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遗物。
古蜀地区很早就流传着有关于石棺的传说，且有与之相关的文献记录。《华阳国志·蜀志》中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蚕丛是古蜀国传说中的蜀王之一。《蜀王本纪》：“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石棺葬文化始于蚕丛，那可以看出在古蜀早期这种文化已经存在。从四川各地发掘出的石棺看，在整个川西高原，从岷江以西直至金沙江流域，是中国石棺葬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在云南地区西北部也发现了石棺葬，但是就其文化内涵来看，这些都是四川金沙江、雅砻江流域石棺葬文化向南扩展的结果。笔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南进可以通达中南半岛地区，这就可以使得石棺葬文化从古蜀地区向南借南方丝绸之路一路南传到东南亚地区，我们也就不难想象为何在东南亚地区会有这么多石棺葬的存在。
新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各种大石遗迹遍布美洲、欧洲及亚洲各地。这样一些上古遗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些遗迹从欧洲的丹麦到地中海沿岸，从亚洲伊朗到印度，从中国大陆到东南亚地区都有发现。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大石遗迹分布相当的广泛，从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沿着马来半岛直达苏门答腊、爪哇等地。这些地区出现了独石、墓石、石台和列石等大石遗迹。对大石崇拜的习俗在东南亚地区延续时间漫长，据海涅戈尔登的估计：最早出现于印度尼西亚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2500年至1500年左右，直至今日这些大石遗迹依旧保留在南洋群岛的某些山地部落之中。对于这些东南亚大石遗迹的起源，专家学者试图将其与离这些大石遗址最近的印度南部大石遗址加以比较研究分析探寻其共生关系，但是经过对比研究后发现“南印的大石遗迹与东南亚发现的并无显著的相似之处，就是共生的器物群也是完全不同的”。在南方丝绸之路上与中南半岛相毗邻的云南也未曾发现过真正的大石遗迹。但是在南方丝绸之路境内起点的古蜀地区却流传着众多关于大石建筑的传说，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大石遗址。从时间上看古蜀地区的大石遗迹从商周时期直至战国西汉时期都有存在。如在川西南地区安宁河流域，各种形式的大石墓葬更是构成了战国西汉之际土著民族的特征。在对古蜀地区大石遗迹与东南亚地区大石遗迹问题上分析，童恩正先生认为：在对两地大石遗迹进行全面分析之前，我们自然一时难以肯定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相距不远的两个地区之内同时存在相似的现象，无疑应当引起注意。笔者认为如果东南亚地区的大石遗迹是受到古蜀大石文化影响，那么这种文化传播途径应该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到印度地区，进而进一步地传入东南亚的印尼等地的。
四、结语
在先秦时期，地处长江上游的中国西南古蜀地区创造出了极其辉煌的古代文明，这种文明不单单是一种只包含本土文明因素的土著文明，在其文明发展进程中也吸收了来自境内外各种文明的精华，应该是一种多元文化集中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明。这些外来文明的传入需要借助相应的传播途径，而作为早期西南地区对外的交通贸易线——南方丝绸之路正可以提供这样有利的条件去促进古蜀文明的繁荣。同时古蜀文明也会因其自身的极度繁荣而影响周边乃至境外文明，古蜀文明要想对境外文明产生影响，同样需要借助这样一个通道去向外传播。
以上分析可以说明，南方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简单的经贸通商路线，它也对早期西南地区对外文化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各种外来文化因素对西南地区特别是古蜀地区固有文化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古蜀文明也通过这样一条通道不断地向外传播，影响境外的文化，特别是对东南亚地区的固有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因此，南方丝绸之路就成为了早期古蜀地区对外交流的纽带，既促成古蜀文化的形成，也促进古蜀文明的不断发展，从而使具有独特气质的古蜀文明被其他地区文明所吸收采纳。因此璀璨的古蜀文明能够产生并不断发展进而影响其他地区文明应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南方丝绸之路对古蜀文明传播的重要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