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蚕农，并不像在塞文山区那样，到市场上寻求桑叶，而是于每年采叶之末，就要预定相当数量的桑树供来年使用。他们于是便亲自采摘桑叶。在此情况下，要预定一棵4—5龄的普通桑树，便要支付40—50文钱（每两白银合1200—1300文钱）。至于中国桑农偏爱某种桑叶的原因，至今尚无人研究，他们只遵循其先祖的习惯。
中国的养蚕是一项非常家庭化的产业，每个家庭饲养小数量的蚕，很少会有能生产1两蚕种的人家，而且从来不用雇工帮助。所有家庭成员都为养蚕出力，从“老爷”（祖父）直到“娃娃”（孩子）都参与，而且要对这个集体的日常工作没有任何损害。人们要付出许多辛苦，学生要放弃学习几天。已经结成蚕茧的蚕很快就能赚取几吊钱（每吊=1000文铜钱）。在法国，养蚕的卫生条件和温度非常重要；在中国却受到了忽略，人们只关心其数量。蚕虫最怕听到雷声和看到闪电，放在人类或动物尸体旁边的蚕也会遭不幸，很快就会死亡。甚至让蚕见到了近期见过尸体的人，也会遭到不幸。当任何一个陌生人走近蚕房时，主人首先就会问“见过死人没有？”除了四川人感到非常害怕的这种迷信之外，沙漠热风，即从甘肃高原上吹来黄沙的风，也是养蚕业的一大威胁。他们饲养的品种是三蜕蚕，每蜕平均5天。蚕虫只是到了此时才会产茧。全部饲养期需要持续35天。
一旦蚕停止吃桑叶并抬起头来，蚕农便将它们放在竹纸上，它们在上面度过最初的几天，然后爬上某种植物茎杆或叶子，以在那里筑巢作茧。蚕农们有时放一束稻草，将其一端扎起来并将其下部放在纸边上；他们有时又利用芥菜杆和Tchen-lan枝，或者是其他树枝。这些不同的材料有时被混乱地放在大桌子上，再将蚕虫移上去。蚕上架7—8天后，人们才开始摘茧。峨眉县平原上的蚕茧为白色，不是传统的纯白，也不是大白，也未曾混杂某些具有黄色特征的成窝的蚕。蚕茧呈椭圆形，中间隆起，向两端延长，其纤维组织更为粗糙，许多茧更具有如同缎面一般的光滑度。
蚕农必须使用450个小茧和300—320个大茧，才能缫得1市斤（604克）的丝。上等蚕茧所占比例很小。由于太多的蚕都集中在树枝梢上作茧，以至于人们被迫抛弃某些茧。优质茧率在2.1%—3%之间。大部分当地人都亲自缫其新茧，或者是雇佣流动专业人员缫丝。几乎在所有居民点，都开设蚕茧市场。他们或以重量，或以其他度量单位出售蚕茧。根据年代和地区不同，每公斤蚕茧的价格变化于0.85—1个法郎之间。为了雇佣专业缫丝人员，蚕农们有时要连续等待数日，才能轮到自己找雇工。
蚕农们杀死蚕蛹的手段，绝对是原始的。他们只是由于家庭收获的蚕茧数量有限，才得以方便工作。那些蚕茧都被集中在一面筛子上，筛子放在一个开水锅之上。蚕茧被蒸汽杀死。蚕茧一般都被缫成新鲜的丝。人们估计四川省的产量可达22千万个蚕茧，共缫丝半个月左右。中国人仔细地搜集干蚕蛹并且作药用及食用。这种蚕茧的质量并非上乘，完全不符合一种良好气候和很好的饲养方法能带给人们的希望。蚕丝的效益只能达到人们希望中的20%。因此，四川蚕的品种可能已经衰退，因而它必须与无锡或浙江省绍兴的白种蚕杂交，从而可以生产高级丝绸。它与欧洲瓦尔品种的蚕杂交，也会产生很好的收成。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引入中国的法国多姆省的比莱巴罗迷（Buis-les-Baronnies）的某些蚕种，已经在Tchen-lan-lin和峨眉县饲养，并且获得了特殊的成功。在该地区，养蚕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情况，极为罕见，养蚕不受蚕病侵袭的情况也少之又少。最常见和受害最多的疾病是蚕的软化病，而且是在蚕上架时受侵袭。人们也发现过几次微粒子病的病例。中国人用一种叫做“茴香”的药来医治蚕病，而茴香又酷似苦艾。他们切碎这种细小的植物，抛撒在已患微粒子病蚕的身上，有时会取得很好的疗效。蚕农根据有经验人士的建议，用中国烧酒喷洒桑叶，其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病蚕很快就会恢复健康，很少有死亡者。中国人还使用“蚕碴”（患硬化病的蚕）来制药。养蚕的最大天敌是鼠害。中国人在养蚕中还有许多迷信：房间有死人、鱼味、刚刚见到蛇与死人的人之目光，均足可以致蚕死亡。在养蚕期间，中国人要放弃一切宗教仪式，养蚕人要避免出席葬礼、祈祷死人和祭祖。
在纺织之前，每家主人都要仔细选择蚕茧。那些形状好和强健的茧子，要留作蚕种以备繁殖。中国人甚至在准备蚕种时，也有许多迷信行为。在嘉定府，缫丝交由拥有专门设备的专职人员完成，将蚕茧运回缫丝工的家中。缫丝工站在其缫丝盆的中央。中国的缫丝工作基本上是很原始的手工操作，而且从来没有想到改进它。其理由很简单：“先祖是这样做的，后人也应该这样做。”任何说教都不能改变他们的顽固态度。如此生产出来的丝，与欧洲、日本和中国南方（广东）的丝相比较，则显得过分粗糙。令人难以想象的粗糙和不规则，是四川丝的典型特征。四川的缫丝工，或由于忽略了拍打蚕茧，或者是操纵其设备时的障碍，他们一次向缫丝池中抛入20—30个，甚至是50个蚕茧。人们经常会从中发现20—30个，甚至是100个旦尼尔（denier，丝的长度单位）的蚕茧。北圻一年多代蚕品种的蚕茧质量比四川蚕茧的质量更低劣。安南的缫丝工以其原始的方式和劣质的原料，所获得的丝却比四川丝更为规则和更纤细。10—11公斤的蚕茧才会获得1公斤的丝，当地缫丝工每天平均生产2—2.5公斤丝。每缫1两（约37克）缫丝，工人报酬为6文钱；为缫丝盆添水加煤火的工人，每两缫丝获12文钱的报酬。这就使每公斤缫丝价值近105法郎左右。丝被原封不动地运往四川省市场，在市场上再缫丝一次。因为当丝出自缫丝工之手后，是不能被直接纺织使用的。这样的丝束的直径一般为3—3.20米，被铺在地上或拴在插入地下的竹竿中。这种再缫丝，每两（37克）要支付缫丝工6—8文钱。在1896年，1两丝价值1200文，相当于4.20法郎。四川经重缫的丝，并不出口。人们在当地用于制造流苏、丝线、所有装饰绦子和衣服的装饰品。
至于那些缫丝的废品以及发育不良、备留蚕种和遭受损坏的蚕茧，中国人也懂得利用它们。他们在把这些废物煮沸和浸泡之后，再晒干、抽丝和梳丝，进而用纺锤来纺线。他们既可以把它们作家庭女红使用，可以用于填充冬衣与被子的内絮，也可以用于服装的边饰和刺绣。缫丝剩下的绢丝和下脚料也变成了商品。人们通过在缫丝盆中加工缫丝原料而获得缫丝。川茧只能产很少绢丝，当地人的纺织方法非常落后。但中国缫丝工还会在蚕茧尚未完全消除其粗糙外皮时，就开始缫丝。欧洲缫丝工一般会从好绢丝中获得25%—28%的成品，而中国工人却只能获得6%—8%。由于中国工人缫丝的缺陷，所以其下脚料就非常多。如此出售的下脚料却只占其全部收益的2%—3%。中国人在与欧洲人交流之前，只能少量利用缫丝废料。今天，这些下脚料也成了商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了上海市场。其输出量达到58万公斤。有些“收购贩”逐门逐户，几钱几两地收购。这些原料很脏并且保护也很糟，含有许多茧衣、稻壳和杂物，从而使对其利用和加工变得更艰难了。在欧洲的影响下，经过引入新的漂白法和梳理法之后，这种状况才彻底改变，从而使中国人更好地利用其蚕茧废料。
每120公斤的一包丝从四川运往上海，运价昂贵，其厘金也很多。地方的投机商，在一段时间内夺占了这种商品，从而使其价格暴涨。其目前的价格徘徊于20—22.5两白银之间。以马赛的法郎比价，则相当于每公斤价值1.20—1.40个法郎。
丝绸工业可能还会为欧洲人带来巨大利润，并且可以在当地从事这项工业，正如当时在上海和日本所做的那样。人们甚至在四川也可以建立丝绸纺织厂，当地的丝绸和丝带消费可以维持工厂的运行。四川缫丝废品下脚料向上海市场的输出量，据海关统计，每年约为1万担或挑（每担折合60.468公斤），即60万公斤。这种估计可能还会低于实际情况。在该省的不同县内，也要消费几乎是同样数量的绢丝。在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所经过的大部分县内，缫丝与消费情况大致相同。其中有一种丝是由8—10个茧缫成，其细丝直径只有18—25旦尼尔。绵州丝在里昂市场颇受瑞士制造商们的器重，它在中国主要是用于制造复捻经丝，其售价相当于每公斤14法郎（由省府官吏们确定的公秤的重量）。绵州地区平均每年生产20万公斤丝（以整数计算），其各地区的产量大致如下：
绵州市15万公斤
梓潼县33万公斤
德阳县4600公斤
绵竹县4650公斤
总计192250公斤
在欧洲市场上，另一个非常著名的四川丝品种，便是四川西充丝。西充提供的是四川最劣等的缫丝产品。在西充县周围，一般都是由每个家庭完成缫丝的，从不使用专门的缫丝工。蚕茧被混乱无序和不经选择地抛在缫丝盆中。农民同时将30—50枚蚕茧抛在一个缫丝盆中，而只能获得一条既粗糙又不均匀的丝线。在市场上，西充丝每公斤只能卖到8—10法郎。西充郊区每年提供20万公斤生丝，其中每年平均有16万公斤被输往上海市场。四川其他地区的产品相当均匀，其质量大致介于绵竹与西充丝之间。
保宁府的情况很特殊，那里所产丝绸确属上乘质量。人们可以把它们共分为两类：高平（欧洲人读作koopun）丝，由专家缫丝，用10—12个茧，便可以缫得25—30旦尼尔的丝。这种丝在绕于缫丝机之前，都要经过冷水水流冲洗，从而可以产生使欧洲人感到惊奇的色彩。其售价为每公斤13—14法郎。第2种是高次丝（kao-tchitse），用15—18个蚕茧纺成。其丝不经冷水冲洗，其售价为每公斤11—12法郎。这几种丝在欧洲的用途很大。它们经常被输往上海市场，其输出的平均数字如下：
西充丝17万公斤
绵竹丝15万公斤
高平丝6万公斤
这些丝被缩压成5公斤重的包，盖有“竹”的包，或者是分类储存在仓库中。它们再以16包装一箱，每箱约80公斤，或者是60公斤。运输费包括厘金与海关税，在售价之外，每公斤再加25法郎。输出这些商品的商人用它们来交换欧洲产品，如棉纱、棉纺品和各种织物。由此而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银钱交易，其价格的浮动往往是以高利率为基础的。
四川主要丝绸生产中心的产量如下：
地区年平均产量（公斤）地区年平均产量（公斤）
万县10000龙安府6400
梁山县620成都府200000
绥定府23000泸州府10000
顺庆府350000合州23000
西充县220000重庆府17000
绵竹135500嘉定府（峨眉县与邛州）712000
潼川府260000叙府80000
保宁府450000
四川经上海向欧洲出口丝的数量（1887—1897年的10年间），每担一包（60公斤）从重庆运到上海，每50万公斤支付28两白银的运费（全部费用，包括运费、关税和厘金）。它在绵州和重庆的当地价值为205—210两白银，到上海便成为235两。
丝的类别平均输出的数量（公斤）
绵州138000
高平35000
万州22200
西充49800
潼川府的丝在输出时与绵州丝相混淆了，从而使其总数达到50万公斤；保宁府的丝与西充丝一并输出，这个质量级别的丝共达67万公斤。
四川的丝绸市场，主要有绥定府、顺庆府、保宁府、潼川府、绵州、龙安府、成都府、泸州府、合州、重庆府。
丝绸采购要借助经纪人。经纪人每售出100两丝（每两37克），便要收100文（1200文相当1两白银，即4法郎）的经纪费。这种经纪费要由买主和卖主各付一半。每10天中，便有一、五和八日为集日。
在四川可能建造欧式的纺织厂。但这个问题比初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它可以为法国里昂市场提供无法评估的服务。四川居民的富裕程度，便会在那里通过出口商从日益发展的贸易交流中广泛受益。但在四川当地工业中，建立西方纺织厂的计划，依然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除了尚不明确的产业法律所造成的障碍之外，还必须经受那些官吏们千方百计的反对，因为这些官吏们是西方发展和创新的天敌。法国里昂商会入华考察团极力说服四川官吏和富商，向他们讲解创建西方纺织厂的意义。但他们在承认这些论点合情合理之外，却仍在坚守其固有传统；平民百姓对出于“机器”的一切，都感到反感和厌恶。如果中国商人采纳西式纺织术，那么所有的行会—工会、纺织工人和重缫工集团便会揭竿而起，阻止这些纺织厂正常运行。虽然法国人一再向四川丝绸界强调上海与广州的例证，但当时四川知识界，似乎也对来自欧洲的一切都感到无动于衷。人们是否可以对一个如此拒绝发展的大众体抱有希望呢？这是一种未来的秘密。
1895年签订的中日《马关新约》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只交所订进口税。”但中国四川人似乎从未接受过这些具体规定。法国人还是希望在四川建立一座西方纺织术的示范性工厂，其目的在于向天朝臣民们进行示范性生产，而且此类纺织厂应该建在重庆。但1896年的长江江水泛滥，法国人的船舶无法将设备材料逆水而上地运往重庆，那些设备被原封不动地弃留在上海。当江水下降时，时间又太晚了，无法向四川人提供一种示范。工业发展曾彻底改变了日本面貌，这一切也必然会将根据形势而在中国发生。
人们估计，四川的丝产量价值大约为2300万—2500万法郎之间，其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1—13法郎。如果在那里建立西式缫丝厂，那就会使其价值增加3—4倍，大家可以预见到7000万—7500万法郎的产值。四川丝的生产成本每公斤约7—8法郎，全省的纯收入可达3000万法郎。
蚕茧的性质和丝束，很适合较细支纱的纺织品，诸如9-12旦尼尔的纱。由此而生产的丝，可以与意大利的中等丝相媲美。
三、四川的丝绸纺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