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丝路看屈辞外来文化的可能性
汤洪
屈辞留有大量外来文化痕迹，这对理解屈辞至关重要，若不能正确疏解此类文化现象，我们将无法准确把握屈辞文义。历来《楚辞》注疏家多不认同屈辞所处先秦时代会有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故本文广采丝绸之路研究成果，置屈辞于先秦广阔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之下，重点探寻屈辞域外文明的时代可能性。
“西方考古资料也说明，中国丝绸至少在公元前600年就已传至欧洲，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五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而中国丝绸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已传至埃及，到公元前四五世纪时，中国丝绸已在欧洲流行。”“目前所见欧洲最早出土的中国丝绸，是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一座德国贵族墓葬。在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的荷米歇尔发掘的6号墓中，发现了一件当地制作的羊毛衫，羊毛和装饰图案中都杂有中国家蚕丝，墓中还出土成批的希腊和地中海地区的器物。这些中国蚕丝可能是经过黑海地区运入德国的，因为在斯图加特附近的霍克道夫—埃伯丁根一座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古墓中也出土了丝毛混纺的织物。这些史实生动地勾勒了驰骋在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在公元前6至3世纪时充当了中国丝绸最大的中介商和贩运者。”考古学家曾于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约60公里处发掘亚历山大城（约建成于公元前4世纪）时，发现许多中国丝绸1949年，原苏联考古学家在戈尔诺·阿尔泰斯克自治省的一座巨墓中发现了保存很好的丝织品，并于其中发掘出精致的中国刺绣褥面，上有用彩色丝线以锁绣法绣出的杂处于花枝间的凤凰图案，时间为公元前478年。这一丝织品与新疆1978年发现的刺绣技法和图案的风格完全一致，说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已有一条从黑海北岸经土耳其平原、哈萨克丘陵到准噶尔盆地、河套地区以及蒙古高原的草原贸易之路，将这一广大地区联系起来。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5世纪所著的《历史》第四卷中，从另一角度对欧亚大陆既存的族群交通线做了详细记述：“斯奇提亚人前面我已经讲过，他们统治了亚细亚有二十八年……该律欧涅斯定居在黑海之外……越过塔纳伊司河以后，就不再是斯奇提亚了，渡河之后，首先到达的地方就是属于撒乌罗玛泰伊人的领地……在他们的上方的第二个地带住着布迪诺伊人……在布迪诺伊人以北，在七天的行程当中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地方。走过这一片荒漠地带稍稍再往东转，住着一个人数众多而单独存在的民族，他们是杜萨该塔伊人，以狩猎为活的。在同一地区紧接着这些人还住着一个叫做玉尔卡依的民族……越过他们生活的地方再稍稍往东，则又是斯奇提亚人居住的区域了，他们是背叛了王族斯奇提亚人以后，才来到这里的……走过很长的这一段粗糙地区，则有人居住在高山的山脚下，据说这些人不分男女都是生下来便是秃头的……他们被称为阿尔吉派欧伊人……在秃头者以东的地区，是居住着伊赛多涅斯人。”后来的学者认为，希罗多德所指的秃头民族，很可能就是东方的蒙古人种。该叙述所记从西到东的线路，相当于由今顿河以东，渡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恩巴河，过咸海北岸，东南转向锡尔河和楚河，然后沿伊犁河进入天山北麓的广大地区。希罗多德《历史》一书，对研究欧亚大陆之间的早期交通极为重要，只要稍稍阅读其书，我们一定会深信在先秦甚至更早，中西间的交流是异常频繁而活跃的。在这样一个中西融通交汇的时代，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屈原所具有的广阔世界知识观念呢！
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社会喜爱的衣料，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最早在其著作中提到赛里斯（seres）国。由希腊语和拉丁语演化出来的赛尔、赛里、赛里克、赛里亚、赛里斯、赛里可斯，以及后来英语的锡尔克（silk）、俄语的旭尔克，都是丝绸的意思，皆来源于中国“丝”字的转音。
1877年，德国地理兼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对丝绸之路作了如下定义：“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丝绸古道》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名称的含义延伸到遥远西方的叙利亚。因有考古的新发现，丝绸之路的外延已扩展为中国古代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由中亚、西亚、印度通往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商孔道及文化交流之路。
自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以来，中西学者前后相踵，对欧亚大陆的交通作出了大量实质性的研究工作，且成果斐然。近年来，学界又提出南方丝绸之路：“至迟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开始，在从近东、中亚、南亚到中国西南四川盆地之间广阔的空间内，存在着相同或相似文化因素集结的连续分布现象。这个广阔的连续空间，就是古代亚洲最大、最长的文化交流纽带。这条纽带的南段和南段转折向东伸入四川盆地，以及由四川盆地出云南至东南亚的一段远距离国际交流线路，便是‘南方丝绸之路’。”目前，这一课题研究成果颇丰：伯希和《交广两道考》（冯承均译，中华书局1958）、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文史杂志》1987.1）、童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成都文物》1984.2）、桑秀云《蜀布邛竹杖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9）、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a》（《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8）、徐中舒《成都是古代自由都市说》（《成都文物》1984.1）、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历史研究》1993.1）、段渝《古代巴蜀与近东文明》（《历史月刊》1993.2）、伍加伦《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段渝《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中华文化论坛》1996.4）、季羡林《中国蚕丝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段渝《古代巴蜀与南亚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1993.3）、段渝《巴蜀丝绸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贡献》（《文史杂志》1997.4）、邹一清《先秦巴蜀与南丝路研究述略》（《中华文化论坛》2006.4）、邹一清《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对外贸易之比较》（《天府新论》2005.2）、段渝主编《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等，此外，邹一清《先秦南方丝绸之路与巴蜀对外文化交流的材料和研究》亦有综述。以上研究成果已经充分证明贯穿长江流域的巴、蜀、滇、越、楚文化与古印度文化乃至近东诸文化早在三千年乃至四千年以前就已存在着频繁的文化交流。
笔者认为这条南方交通线路对认识屈辞外来文化关系甚大，故特表于此。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
此事亦记载于《史记·大宛列传》：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两则材料所记大同小异，这是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后回朝向汉武帝所作的报告，报告称张骞在大夏国（今阿富汗一带）生活期间，亲眼见到产自蜀地的布帛和竹杖，并且得知这些货物是从身毒国（今印度）传来的。汉武帝深信张骞之言，并派使节希冀打通这条南方通道：“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岀，岀冉，岀徙，岀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
历史文献的记述告诉我们，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蜀地的物产就通过印度辗转流传至阿富汗一带，那么，要承载这一货物运输功能，就一定存在一条国际交通线路，此线路即为“蜀身毒国道”，此道和现今学者提出的南方丝绸之路应该相差不远，只不过《史记》所记这一条古道存在的时间远远超出汉人的想象，不是在汉武帝的时代，而是在早于汉武之世的更为久远的年代里，这条南方交通线路就已经存在于人们交流的足迹中。丁山甚至认为，楚印交通当早于蜀印，“楚印文化交通之开始，至晚当移于公元前六世纪以前”。
最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于1904年发表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一书中，对南方丝绸之路的陆道和海道进行了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