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由
对很多人来说，“顾鼎臣”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作为明代孝宗朝的状元、武宗朝的良臣、世宗朝的宠臣，可以说，历史给了顾鼎臣很大的机会来立身扬名，他却在历史的流逝中，渐渐被人忘却。
相较目前学术界对明朝经济及赋役改革问题和明世宗“大礼议”问题的关注，曾主张清理土地积弊，并在“大礼议”问题保持特有态度和行为的顾鼎臣却鲜见论及。究其原因，主要应有以下几点：
首先，《明实录》对顾鼎臣的考语是：“然其在政府充位而已。”清修《明史》则评价其“素柔媚，不能有为，充位而已”；甚至在笔记小说中，他也以“事业毫无闻”的形象出现。这些史书的记载，不能不为后世了解顾鼎臣留下先入为主的印象，而一个柔媚平庸的朝臣，显然不具备研究的价值。
其次，无论是赋役改革，还是修筑昆山城，顾鼎臣都作为幕后支持者的身份出现。限于礼部尚书的身份，顾鼎臣虽然得到世宗的信任与重用，却始终无法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世宗所赐“经纬首选”的银印，恰好表明其身份是经纬之臣，只能通过上疏和与各方面协调来推动政策施行。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身在幕后的参与者很容易被忽视，尽管做了大量努力，顾鼎臣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和意义仍容易被研究者忽视或者轻视。
最后，顾鼎臣曾于嘉靖十年（1531）上《步虚词》，因为世宗对道教斋醮的偏好，加之严嵩、夏言等佞臣都因青词得幸，所以《步虚词》使顾鼎臣被划归于严嵩之流，获得“青词邀宠”的名声。《明史》中有“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顾鼎臣被认为是始作俑者，因而受到后人不公正的评价。基于以上原因，在后人眼里，顾鼎臣基本上就是一个谄媚无能的人物，历史长河将其湮灭，也无可厚非。
而在顾鼎臣的家乡苏州，顾鼎臣却得到当地人民永远的纪念。苏州沧浪亭《吴郡五百名贤传赞》称赞其“泽被东南，功存桑梓；救时良相，名炳青史”。在民间至今流传着有关顾鼎臣的众多故事、戏剧、评弹，苏州人往往从小听着顾鼎臣的故事长大，可谓耳熟能详。在这些故事中，顾鼎臣或者聪明睿智，或者带有神性光辉，甚至被认为是文曲星下凡，再或者被塑造成一个忠厚且智谋的长者。
顾鼎臣同时代的人，也不吝于将各种美誉加诸其身。如嘉靖朝大学士翟銮称他“嘉靖中兴相业者，当有所归”；蒋德景引孟子语赞曰“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而公鼎则认为其“导之中和，以成嘉靖平明之治”等，认为其“中正平和”，成“平明之治”，当嘉靖朝政争之时，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苏州向来是出产状元的地区，顾鼎臣在其中不算最有文采的，更不算最功名显赫的，但恰恰在自古以来如此之多的状元之中，偏顾鼎臣受到了百姓的认可与爱戴，这是无法以巧合而轻率下结论的。而正史与民间评价的截然不同，其关注点的大相径庭，则又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顾鼎臣湮没于历史之中，难道“中正平和”恰是“庸碌无为”的同义词？
怀着对这些矛盾的思考，笔者踏上对顾鼎臣的研究之路，在顾鼎臣看似平庸的表象之下，挖掘出众多未被了解的历史史实。事实上，顾鼎臣在世宗“大礼议”之争后，仕途上一直平步青云，由翰林讲臣身份入阁；卒于任上之前，他一直荣宠不衰，身后也被世宗怀念；顾鼎臣深受世宗信任，以至于在世宗南巡期间，由他留守京师辅佐太子，被给予极大的权力；作为经筵讲师，他言辞犀利，不教条、不避讳，敢于向世宗提出劝诫，却又因此深受赏识；在事功上，他促成了欧阳铎江南赋役改革的实施，推动了昆山城的修筑加固，因此受到桑梓百姓的爱戴；在家族方面，他给顾氏家族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为顾氏的兴旺发展奠定基础，而他的宗族思想也影响了顾氏包括修谱、修祠、义田等宗族建设各方面的进行。
以上种种事实，都表明顾鼎臣并非碌碌无为、随波逐流之人，因而非常具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笔者希望通过客观扎实的史料梳理，将顾鼎臣置于原本的历史语境之中，尽力揭示每个历史细节所能指代的含义，从而能够考察其行为真实的历史作用与影响。通过对顾鼎臣的个案研究，试图对明代中期的政治与历史有更加客观、深入的认识。
在逐步研究的过程中，笔者越来越发现顾鼎臣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一种不计较个人名利的超脱，同时也交集着一种积极关心家族、桑梓乃至国家现实的使命感。而这两方面表现的融合统一，恰恰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精神思想的表现与实践。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明代世家大族衰落，科举繁盛，商品经济发展，传统士大夫的伦理观念在社会变革前开始出现动摇和衰落。顾鼎臣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仍旧坚持着士大夫的传统精神修养与抱负，在当时的政治与历史环境下显得尤为格格不入，根本得不到当时及今日历史研究者的同情与肯定。
从这个角度出发，对顾鼎臣的研究则更加具有典型价值。顾鼎臣的家庭属于世家旁支，家族中仍保持着对传统价值的坚持，而其本人又属于新兴科举新贵，在传统家庭和科举进学两方面的教育背景下，顾鼎臣可谓具有双重身份。这两层身份将如何统一，如何指导其在朝中的言行，是贯穿顾鼎臣研究的整条线索。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是传统士大夫对于入世和出世的普遍看法。顾鼎臣的一生，也恰好十分巧合地经历了消极避世和积极用世的两个阶段。对这两个阶段进行分析，又可以进一步认识在政治环境变化时，传统士大夫如何协调理想与现实、情操与事功、国家利益与个人声名之间的关系。
在顾鼎臣政治生涯中，在其平步青云的十余年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莫过于“大礼议”。有关“大礼议”的历史解释，大体可以划分为典型两种：其一，为历史进步说，即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认为“大礼议”是新势力革新落后迂腐旧势力，给明朝带来了进一步繁盛；其二，为封建君主专制说，则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立场，对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历史进行批评。此观点将中国历代王朝视为封建君主专制的产物，而对皇权的批判便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对于“大礼议”，此观点的秉持者对世宗的批评尤甚，认为世宗此举充分显示出君主专制的倾向，从而进一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当时“大礼议”的支持派，也被认为是居心叵测、欺下媚上的小人，同样受到了严厉的道德指责。
这两种观点，无一例外受到“五四”以来的西方现代学术思潮影响。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它一方面以“修身”为最基本要求，强调士大夫所具有的道德性；而另一方面，又以政治事功为目的，强调最终的结果。换言之，即要求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这是判断士大夫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作为古代史的研究者，我们同样不可忽视这样的评判标准，才能更客观真实地看待历史事件，分析历史问题。
二、研究回顾
顾鼎臣作为嘉靖时期的阁臣，但其政治生涯却橫跨孝宗、武宗、世宗三朝，最终得到世宗皇帝的信任，屡经言官弹劾而始终荣宠不衰。在其六十八年的生涯中，既在庙堂上以精彩的经筵讲授博得世宗的赏识，也因为家乡昆山修筑城垣获得百姓的称赞；曾上疏世宗皇帝要求进行土地清丈，也支持过欧阳铎、王仪等人在江南进行赋役制度改革。此外，顾鼎臣的宗族思想亦是顾氏宗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顾鼎臣相关研究
在寻找相关研究著作时，笔者首先关注的是有关顾鼎臣的专题研究论文与专著，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仍相当的单薄。以顾鼎臣为主要内容的专著至今未见，以其为主题的研究性的论文同样罕见。
关于顾鼎臣个人的文章，大体以介绍顾鼎臣为主，如杨瑞庆《清官顾鼎臣》，介绍了顾鼎臣生平，顾氏祠堂的现状，并从减免税赋、筑城抗寇、仗义公断三个方面介绍了顾鼎臣对昆山百姓的贡献，因为顾氏祠堂中所立曹端《官箴》中“公生明廉生威”的两块碑石，将顾鼎臣认定为清正廉洁的清官形象。但事实上，在顾鼎臣生平事迹中，关于廉洁的历史记载并不多，在其文章也没有叙述详细。同时，其用苏州评弹《顾鼎臣》故事来讲述顾鼎臣的贡献，缺乏确实的史实依据，这并不可取。
石雨《状元宰相顾鼎臣》从顾鼎臣所撰《状元图考》收录至明万历四十一年，认为作者应该为多人，而现代突出顾鼎臣则是因为其名气较大。同时，也介绍了顾鼎臣在民间文学中的形象，和正史中的形象，并简述了顾鼎臣江南赋税改革及筑城事迹，认为明史“素柔媚，充位而已”的评论有失公允，是一篇较为严谨的介绍性文字。
佚名的《出身低微的状元宰相——顾鼎臣》是一篇较为详细的介绍顾鼎臣的文章，其包括了顾鼎臣的生平、正史评价、少时故事、考场故事、青词结主、功绩等，从丈量田亩、裁减江南赋税、请求纾民解困、修筑城池四个方面对顾鼎臣进行评价，认为其是一位能关心百姓困苦、关心朝政大事的好官吏，同样较为严谨。
星华的《被戏剧化了的顾鼎臣》介绍了有关顾鼎臣身世的传说，认为是其具有传奇性、戏剧性的经历，成就了顾鼎臣能在市井文化中广为流传，但其所依据的仍是市井传说，正史中无载，真伪不可辨。
在研究中有部分涉及顾鼎臣的著作则较为分散，涉及经筵研究、青词研究、苏州文人文学研究、明清望族研究、及以顾鼎臣为作者的作品研究等方面。
顾鼎臣是世宗初期著名的经筵讲官之一，他往往在对明代经筵进行研究的论著中被提及。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为朱鸿林先生的《嘉靖皇帝与其经筵讲官的互动》，将顾鼎臣专门提出一节《成功的经筵讲师——顾鼎臣》进行论述。在此节中，朱鸿林先生对顾鼎臣讲筵过程进行梳理，指出了作为经筵讲师，顾鼎臣具有灵活的头脑和自信而谦虚的态度，既不盲目追随传统的评注，敢于大胆创新，同时又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在讲筵中，他往往能运用各种技巧，给世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他的讲筵内容，又往往和平中正，对世宗既有所劝诫，又有所启发。所以，世宗对顾鼎臣的讲筵大加赞赏，并对其信任和宠爱。
朱鸿林先生详细提出了顾鼎臣在进讲《尚书？洪范》时对蔡传的质疑，及由此引发的后续事件。世宗因为对顾鼎臣质疑经典的行为感到不安，进而向杨一清和桂萼求证。朱鸿林先生认为，尽管杨一清和桂萼都表达了对经典的支持，但顾鼎臣敢于挑战经典的行为和在此事件中表现出的谦虚态度，显然让世宗对他产生了勤学好思的印象，进而对顾鼎臣格外的信任。朱鸿林先生的论证严谨而丰富，给予笔者很大的启发。
而史载顾鼎臣得宠的主要原因青词研究方面，则有南炳文的《嘉靖青词》，长虹的《青词琐谈》，张泽洪的《道教斋醮史上的青词》等论文，但其中，大多延续明史顾鼎臣以青词结主的结论，对其多有批判。
作为苏州众多状元中的一员，在对苏州文人文学的研究中，顾鼎臣或多或少都被涉及。较为详细的主要有复旦大学博士朱焱炜的《明清苏州状元文学研究》，其中将顾鼎臣任性情而必以规矩的为人之道，印证他的为文之道。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注意到顾鼎臣为明朝苏州状元中唯一写过散曲并流传下来者，但其文仅就文学角度分析，仍过于简略。苏州大学博士王文荣的《明清江南文人结社研究》通过史料，提及顾鼎臣创立文社名邑社，其友方鹏等同样在内，但没有对嘉靖初年，顾鼎臣回乡丁忧时，其思想转变与文社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
顾氏作为明代昆山望族，在明清望族研究中，常有涉及，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吴仁安的《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该书史料丰富，内容详尽，对顾鼎臣家族做了系统而简要的梳理，惜乎顾鼎臣并非作者关注重点，因此，使人有意犹未尽之意。
相关论文中有范金民的《明清江南望族的谱系——读〈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对吴仁安先生论著进行评述，并将顾鼎臣家族定义为江南向上层流动的家族。
王广成的《望族与昆山县域社会的变迁（1368-1911）》，将顾鼎臣家族定义为由农民、小商人等平民家庭上升为科举家族。同时对顾氏家族的藏书进行了归纳。
以顾鼎臣为作者的相关研究论文则有赵钱的《明代内府刻本〈赐号太和先生相赞〉》，此文对这部中国明代乃至中国古代所传至今的最大的一部雕版画册进行介绍，同时对润笔的顾鼎臣进行介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顾鼎臣进行研究，或者在著录将顾鼎臣作为一部分的研究数量不多且较为零散。同时，大部分研究都仅本于史料对顾鼎臣的评价，在涉及自身论著内容时顺带提及，内容简略。尽管有部分研究能突破史料的负面评价，也失在考证不详，严谨度不够。可以说，顾鼎臣研究仍属一个新鲜的领域，而鲜有人涉及。
同时，由于本书的目的是以人物揭示历史变迁，涉及内容包括制度史、思想史、经济史、城防等各部分内容，因此，以顾鼎臣经历为线索，笔者又将重点放在搜集对其经历中所涉及各领域，如经筵、嘉靖初年的赋役改革，以及宗族建设等方面的研究。
（二）顾鼎臣与经筵的相关研究
顾鼎臣出身科举，后任翰林院侍读编修侍讲，最后进入内阁。从其三十三岁进入翰林院至六十八岁去世，顾鼎臣的政治生涯与翰林院的工作密切相关。通过对翰林院的研究的回顾，可以了解顾鼎臣所处的翰林院及其社会与政治功能。其中，关文发、颜广文的《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一书，将明代的翰林制度的源源、结构、职权、任选及翰林与内阁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对嘉靖六年（1527），由汪佃事件引起的翰林院整顿也有详细的记载。孙力楠的《论明代翰林院》也同样对明代翰林制度进行梳理。华中师范大学的吴琦、唐金英师徒二人则考察翰林院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其在《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中，认为翰林院对高层政治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也有其消极面，如翰林的经历使其在入阁时，已久染官场习气，常结成朋党卷入酷烈的党争之中。这些都使笔者得以系统、清晰地形成与明代翰林院相关的背景知识，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便利。
入阁作为顾鼎臣晚期政治地位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明代的内阁制相关论著，同样丰富了作者的知识背景。在这方面有林延清的《嘉靖帝对内阁的强化、完善与控制》，认为嘉靖帝即位后，为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大力整顿和强化内阁；提高其地位和权限，使明代内阁制度进入了其发展的鼎盛期，对明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田澍的《嘉靖前期内阁改革述论》，认为内阁是明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宗即位之初，随社会政治的渐进，内阁制度也发生了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