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昆山县貌与城垣历史
一、昆山县貌及匪盗危害
昆山历史悠久，县古名娄邑，在苏州府治东七十里，在《禹贡》记载为“杨州之域”，周朝时为吴，秦朝设置疁县，属于会稽郡，据《汉书》记载，汉朝王莽时因境内有娄江，故而改为娄治，隶属于吴郡，直到南齐年间。南朝梁天监六年，分置信义县，属信义郡。南朝梁大同初年，又分信义，因县内有山名昆山，而陆机曾在此居住而改名昆山，属于吴郡。隋开皇九年，改吴郡为苏州，昆山县、信义县都被撤归苏州，历经八年有余，于开皇十八年复设，隶属苏州。唐天宝十年（751），太守赵居贞奏准割昆山的南部及嘉兴海盐地，置华亭县。昆山在唐朝得到较快发展，大历十二年（777）时，达到户口两千户，经过六十余年，于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又达到户口三千户。宋朝时，改苏州为平江府，昆山仍隶属之。南宋嘉定十年（1217），太守赵彦，提刑王棐奏准割安亭、春申、平乐、醋塘、临江五乡，隶属嘉定县。元元贞二年（1296），由于嘉定县人口不断增多，被升为中州，隶属平江路，州治在马鞍山前，延祐元年，迁太仓。太仓在昆山东三十六里（1356），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占据苏州，派遣将士高智广守中州，至正十七年，皮福复迁州治至马鞍山。后明太祖朱元璋命徐达讨平张士诚部，洪武二年，仍改为昆山县，隶属苏州。明弘治十年巡抚朱瑄等奏割昆山东北的湖州、新安及惠安乡的一半，并入常熟、嘉定，置太仓州。昆山县治固定下来。
在地形上，昆山位于苏州和上海之间，东南毗邻太仓，西濒阳澄湖，南依淀山湖，境内有禹贡三江之一的吴淞江，娄江等主要河流，吴淞江平均河宽约40-50米，源出太湖瓜泾口，穿过江南运河，流经吴江、苏州、吴县、昆山、嘉定、青浦等县市，在上海市区外白渡桥附近注入黄浦江。娄江又名下江，是松江东北支流，明朝时，从昆山东部娄门东行七十里而下，“东北入海，水势洪驶，并无迂曲”。除此之外，流经昆山境内的大小干支流有数十余条之多，如此密布的河道，给昆山带来了交通的便利和水利上的优势，但也给昆山带来了潜在的威胁，且不论倭寇从海上长驱直入，各地匪徒也易于流窜入内，甚至出现“吴盗浙窝”的局面。另外，众多河道也给治安巡逻带来困难，使得匪徒抢掠更加安全和方便。兹以清朝在苏州地区出现的枪匪为例，时人王步清曾这样描述其道：
（枪匪）私营小舟，首尾尖锐，形如炸锰，四浆双槽，旋转灵便，行水面若飞，不畏风浪……（水道）广狭不可悉数，皆曲折可通。枪船驾轻就熟，出没其间……
可以看出，在水中的匪徒往往熟悉环境，具有灵活快速的优势，同时水道也给其提供了天然的隐蔽场所，无怪乎明末常州人卢泾才将匪盗视为江南苏州嘉兴等地的三大害之一。
另外，昆山临近两淮盐场，又有水道通海，是贩卖私盐者行走的便利通道，因具有地利条件，该地区贩卖私盐以逐利的现象普遍。早在明初就已经出现大量江南籍盐徒，《明实录》载监察御史尹镗言“两淮等处廵捕私盐，而所获盐徒多江南常熟、江阴等县民”，至明中后期更甚，至万历时人张萱曾有“苏州府太仓、崇明、昆山、常熟南连松江、浙江、海盐一带，近年沿海居民专一兴贩私盐”之论。
贩盐者中，虽有迫于生计而小打小闹者，但更多的是大型集团作战。在贩卖途中，盐徒往往“恐遇盘诘，持兵拒捕，遂至为贼”，给地方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以下为《明实录》所录数条，从中可以看出盐徒的危害：
先是盐徒连艘数十，乘风涛出没，杀掠行旅，莫敢谁何。累敕南京守备等官督捕，至是贼徒益盛，杀死巡江千户巡检官兵共二十四人。
巡抚应天都御史陈祥等报：海贼百余人，泊舟常熟，登岸剽掠，敌杀官军，势甚猖獗，时以官盐久滞，私贩者众故也。
盐徒出没，私盐盛行，及南京卫所并武进等县，军民大户常造千料遮洋大船，或卖与盐徒，或自行装载。率领人众摆列军器，张挂黄旗，密通店主、牙行窝藏发卖，甚至劫掠官民船只，杀伤人命。
从上可以看出，盐徒不仅贩盐，更兼具抢劫集团的性质，其势力之大，气焰之炽，往往“连船数十，钲鼓相闻，驰突风涛，如履平地”。当有了一定的武装力量后，他们连军官也敢劫掠杀伤。与盐徒猖獗相对应的，则是朝廷对其的无可奈何。正如上文匪盗得地势之利而纵横无碍，盐徒也同样受益于江南的水道通达，他们“熟知江湖道路，变诈百出”，如锦衣卫指挥佥事冯珤所奏：“盐徒出没不常，官军疲于奔走，不能追捕，盖由长江万里，港汊非一故也。”
在盐徒于盗匪的双重肆虐的江南，昆山的百姓也不能幸免，无怪乎顾鼎臣有盐徒海盗猖獗的感慨。既然朝廷堵之不尽，剿之不完，那么就只有用另外的办法来保护百姓安危，筑城在此时就显得势在必行了。
二、昆山战略地位
苏州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富饶的物产，发达的经济，是明代的粮食重镇，蚕桑业、丝织业中心，商业都会，也是明代重要的赋税收取地之一。“姑苏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等谚语既说明了苏州的繁华，也表明了苏州地区对国家的重要。明初建都南京，苏州府则成为都城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重要。明朝迁都北京后，苏州府仍受到政府的重视。正如明末清初顾炎武所说：“吴郡之于天下，如家之有府库，人之有胸腹也。”
尽管相对于苏州来说，昆山仅仅是其众多管辖县之一，但昆山的战略地位仍不可忽视。在苏州诸县中，昆山距离苏州最近，“西至州八里”，而且是从海上至苏州的必经之地，控制了昆山，很容易对苏州形成牵制之势，给苏州造成威胁。
此外，传统兵法讲究“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牵制敌人，“使敌人不得至”，因此归有光曾说：“夫苏州之守，不在于娄门，而在于昆山、太仓。”可以看出，昆山城又相当于苏州的临海门户，守住昆山城便能有效遏制对于苏州的侵袭。
三、几毁几建昆山城
在顾鼎臣重修之前，昆山城或由于战火和疏于修复，历经了数次损毁后，已经失去了城防的作用。
最早有记载的昆山旧城即娄县城池，相传修筑于春秋时期，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昆山）本秦、汉娄县，其城吴子寿梦所筑”。在明清的昆山县志中，都登载有东城古迹，位于昆山县城东三百步外。宋时，村民们还能在原址看到古城砖和散落的铜质箭镞等物，一般认为，此东城遗迹就是吴王寿梦所建筑的娄城。
唐末，刺史钱镠占据杭州，淮南节度使杨行密为攻其腹背，于光化元年（898）三月，令秦裴以兵三千人攻下昆山，并戍守其中。九月，钱镠命大将顾全武率万余人包围昆山城，秦裴据城死守，顾全武久攻不下，引水灌入，冲毁了城池，秦裴乃降。
从上述历史资料上看，昆山在唐时不但有城池还颇为坚固，可以抵挡上万人的攻击。但由于是以土筑成，所以不耐水淹。攻毁的城池，并无多少史料。后世另有观点认为东城古迹为此城，宋时所见古砖及武器为此次战役所遗留。然此观点恐有不妥，其一，《吴郡志》成书于绍熙三年（1192），距离钱镠攻城仅二百余年，作者将此称为古迹的可能性较小；其二，宋时所见到的武器为铜箭镞，而唐时铁器早已取代了铜器，成为战争中武器的主要材质。汉武帝时，在全国遍设铁官，大量制造铁兵器，基本取代铜兵器。可见，东城遗迹至少为汉之前，是否为寿梦所筑或另有他城，还需要相关资料的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唐末城毁之前，昆山地区曾经有过至少一座城池。
钱镠攻毁之后，终宋代之朝，昆山城没有进行重修，而仅仅围以木栅。《嘉靖昆山县志》所云“县境无城，惟以竹木为栅”即是指此。与此说相悖，现今流传于昆山百姓中的，还有金兵一夜筑城的故事。传南宋初年金兵南侵时，在吴淞江北受到宋军的抵抗而不能继续南下，于是两军在吴淞江两岸对峙，金兵为便于防守，在一夜之间，于离江约一公里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城，城的四周都有城墙。由于是金兵所筑，当地百姓将这里称为“金城基”。金城遗址从明代至金仍有，但在2008年，苏州博物馆等单位对金城遗址进行考古勘探调查过程中，根据采集到文化遗物及对城基堆筑层进行的仔细分析表明，其属于汉代建筑遗物。因此百姓之说恐讹误，然而此城是不是存在，抑或在其他遗址，还有待于考古的继续发现。
入元后，因蒙古游牧部落“以四海为家，六合为宫，不设险于区区之城郭”。为了方便管理，元初统治者对江南采取了弱化政策，特别下令夷平江南城池，导致江南“凡城池悉命铲夷，其土堙之于堑，故民杂居遗堞之上”、“城郭沟池悉废为耕艺”，昆山城更无修筑的理由。
直至元至正十七年（1357），因方国珍起义，当朝方修葺土城防御。在《昆山新阳合志》中载有：
至正十七年，知州费复初复旧治时，以方国珍犯境，始筑土城御之，周二千二百九十九丈，凡一十二里二百七十八步，高一丈八尺，濠周二千三百五十九丈，深五尺，广六丈。城有六门，明复为县城。
此次修筑的昆山城，是在大兵压境之下匆忙完成的，本身就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而甫一修成，就经历了数场激烈战役。先天本不足，后天亦摧之，仅仅不足二百年时间，昆山城就已经颓废，只留下城门和城基，而城的主体部分，则是“虽有城基，存无三四”。
弘治四年（1491），时任昆山知县的杨子器对所存留部分做了简单修缮，即在六门上分别建门楼，并分别命名为：“东曰宾曦（俗称东门），西曰留晖（俗称大西门），南曰朝阳（俗称南门），北曰拱极（后改拱辰，俗称北门），东南曰迎熏（俗称东南门），西南曰丽泽（俗称小西门）。”嘉靖十三年（1534），知县郭楠又于东门外筑水关一座，上有门楼三间，扁曰天风海涛。
另外，包括东城古迹、金城古迹在内，昆山城在万历时共存有七处以城命名的古迹，兹引述万历《重修昆山县志》以备查考：
古图经云县故有城，然湮废已久，宋时娄县村犹有城基，其田尚有城裹田之称。墟落间以城名者十二，今可至者七尔：
东城在县东三百步，城虽莫考，而桥巷犹以东城名。吴志云耕者于东寺后多得古城砖，及铜箭镞，疑即寿梦所筑也。
武城在县西北，汉书娄县注有南武城，俗传吴（阖闾起以侯越）。
金城在县东三里，世传吴王所筑，今有金城浦。
度城在县东南七十里，相传为黄巢筑，今有度城潭。
西鹿城在县西一里，有卜将军墓碑，云丧昆山西鹿城。
巴城在县西北十八里，其地有巴王庙，巴城湖。
雉城在县西北十八里，今湖亦以雉城名。
颜县城、尾浦城并古经所载，今莫详其处。
尽管有不同程度的修整，破旧的昆山城仍无法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如上文所述，昆山地区是盐徒海盗的重灾区，在乡士民眼里，这样的城池，不仅不能抵御大规模的侵袭，连小规模的骚扰也无法抵御，根本无法起到城防的作用。顾鼎臣修城的上疏中，曾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苏州）地方东临大海，西滨震泽，北并大江，南通湖泖。盐徒海盗时常窃发，势甚猖獗，不无觊觎窥伺。而昆山一县尤为屏蔽要地，旧有城垣颓废已久。近年以来，节被盐盗烧劫，居民惊惧，虽经节议修筑，切虑前此官司任事不力，以致因循岁月，迄无成功。
而在与欧阳铎的书信中，他也提到昆山无城所受到的滋扰：
（苏松二府）人民生聚日繁一日，皆朝廷赤子，而各县旧无砖城，一遇盐徒行盗猖獗，则公私皇皇，无所恃赖。元末张士诚掩袭潜据之事，前辙可鉴也。
有鉴于此种情况，顾鼎臣怀着对江南盗乱的忧虑和对乡梓的拳拳之心，不顾朝廷地方的一致反对，而发心修城，在其敦促下，此城终于修迄，在后来为保护乡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二节 昆山城修筑始末
一、修筑昆山城因由
昆山城破败的现状，激发了顾鼎臣修城的想法。在他之前，曾有“邑人操江佥都御史周伦疏请筑城”。嘉靖五年（1526）时任都御史的周伦就上疏嘉靖皇帝要求对无锡、靖江、昆山、常熟、嘉定等江南沿海城市的城池问题进行重视：
臣巡历江洋，阅视夷险，查考废堕，寻访民风，方欲效竭驽骀，展布芹曝，乃于六月二十七日，荷蒙转官本院，但地方事宜，原奉敕谕者，臣不敢不为陛下一言之，臣查得所属地方切近江海，如应天府，江浦县，有县无城，浦子口五卫城，见已塌坏，常州府江阴县，土城初筑未曾包砌，无锡县旧有城基，大半废圮，靖江县新设江中，未曾建筑。苏州府常熟、昆山、嘉定，虽有城基，存无三四，松江府上海县旷在海滨，未经建筑。先有江贼张士诚由福山港直趋常州，竟据苏州。海贼方国珍由刘家河随潮窃入昆山，皆无城之害也。目今承平已久，虑患当深。
在此疏中，他分析了几城的城池状况，并提出自己的忧虑，可惜未能引起朝廷重视，修城之事也无法实际执行。
在修筑城池的上疏中，顾鼎臣曾提及周伦，有今该抚按官勘估议处，思欲保障地方，以为公私经久之计之语。仅凭此一点，显然不足以证明顾鼎臣在嘉靖五年（1526）时，曾与周伦一起关注过修城问题，但综合根据周伦上疏的时间、其同为昆山人、及在修城中涉及人员等原因考虑，我们仍可以大胆做以下假设：
在周伦在巡历昆山时已经与顾鼎臣就修城达成一致，待周伦上疏无果后，修筑城池也成为顾鼎臣重新入朝后待完成的事业之一。
在此推断背后，有一个重要人物不容忽视，即为顾鼎臣同乡、已乞病退的方鹏。第一章已经提到，从嘉靖元年（1522）到嘉靖五年（1526）的近五年时间里，顾鼎臣以省墓、染疾为由，一直在昆山修养。在修养过程中，常与乡村士绅数十人结社以文酒为乐，畅谈时势，抒发情怀，甚至产生了终老乡中的想法。而经过方鹏的鼓舞，顾鼎臣又幡然而起，愿有所作为。嘉靖十七年（1538），修筑昆山城池得以实施后，方鹏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仅大力盛赞，认为修城使得“公私底宁，内外咸靖，如震凌之有帡幪，反侧之措衽席”。还以非常殷切的语气，提出了对守城者的砥砺：
虽然筑之固难，保之尤难。吏兹土者，他日遇不测之警，必将竭忠秉节，与民守之城存，与存按堵如故，庶不负斯筑矣。不然，则虽金汤之险，雉堞之雄，于我国我民何赖焉？此又诸公深望于后人者也，是为记。
在这篇纪略中，方鹏以代诸公立言的方式，俨然将自己置身修城者的位置，然而，与各类县志中将顾鼎臣作为昆山城修筑首倡者的提法不同的是，方鹏此文自始至终并无提及顾鼎臣，他所记述的修城过程为：
（昆山城）历岁既久，渐复于堕，议者兴叹。侍御陈公蕙按节至昆，奋欲改筑，乃谋于巡抚都御史欧阳公铎，郡守王公仪共图艰久不坏之规，以为奠国庇民，永远无穷之利，继而陈公亲履其地，指授方略，今侍御赵公继本代之，则保障之心益切，而劝惩之法益密矣，县尹鲍君龙兼总诸务，克殚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