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元年（317），司马睿在建邺称制，是为元帝，历史上的东晋由此开始。以往的文史学家往往西晋、东晋并称，但实有分开的必要：不仅是因东晋偏安江南一隅；更重要的是两晋在政治格局、士人心态及文学创作方面都有不小的差异。与其并称，倒不如分开，更能凸显骈文的特质。整体上看，“两晋年代，东晋恰倍于西晋；而以文学论，渡江以后，百年之间，可述之作家寥寥无几，尤以骈文为微，几于很少新变可言。所异于西晋者，惟玄风益炽，复加以释家之教耳。”姜先生“骈文为微”的概述精当，惜未能深论原因，不免有遗珠之憾；且在具体问题上，也有待于进一步钩沉、梳理。
$第一节 东晋品格
显然，文人的生成、蕴育与当日的政治、社会密切相关。曹魏时，邺下文人集团的繁兴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历经“魏之三祖”的悉心经营，建安七子、祢衡、杨修、应璩、向秀、刘伶、何晏等一代代才学之士渐次孕育、脱颖而出。如果没有大的政局变动，这些人足以构成一代盛世文学的主干；但是，这一代代文士，却一次次受到政治无情、残酷的扼杀：仅举其大者，就有三个时期：一，正始时期：盛名一时的嵇康被杀，阮籍不久也郁郁而死，一时间，“名士少有全者”。二，八王之乱：猛一看，直接被杀的文士不是很多；但其最恶劣的影响，莫过于连续的混战、杀戮，足以使京师——这文人的集聚地受到严重的破坏，撕裂、毁掉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文人安身立命的信念和凭借。这在文学发展史上，其巨大的破坏性并不亚于对文人肉体的直接摧残、消灭。三，惠怀之乱：这场民族的巨大灾难，使得太康、元康文坛的大批精英身首异处，或死于非命，几乎零落殆尽。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左思、陆机、陆云、束皙、嵇含、曹摅、张载、张协、江统、挚虞、潘尼等一大批文人都死于变难之中，人才的延续产生了严重的断层。
客观上说，永嘉南渡确实是一件极为艰难、坎坷的事：
永嘉四年（310），江统“避难奔于成皋，病卒”；
阮修“避乱南行，至西阳期思县，为贼所害，时年四十二”；
约永嘉四年，张协“永嘉初，复征为黄门侍郎，托疾不就，终于家”；
张载“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遂称疾笃告归，卒于家”；
永嘉五年（311），“虞善观玄象，尝谓友人曰：‘今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其唯凉土乎！’……及洛京荒乱，盗窃纵横，人饥相食。（挚）虞素清贫，遂以馁卒。”
虞敳“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著《意赋》以豁情，犹贾谊之《鸟》也。……石勒之乱，与衍俱被害，时年五十”；
“洛阳将没，（潘尼）携家属东出成皋，欲还乡里。道遇贼，不得前，病卒于坞壁，年六十余”。
据此能看出，预感到天下大乱，挚虞想逃奔凉州，未得行，遂饿死在洛阳；虞敳跟随王衍（主力部队），命丧在石勒手下，这是滞留在洛阳的。那么，避乱南行的呢？江统避难奔于成皋，可能是体力不支，或幽愤、惊恐，途中病卒；阮修避乱南行，到西阳期思县（今河南淮滨县），为贼所害；潘尼携家属东出成皋，欲还乡里。道路遇贼，不得前，病卒于坞壁，江、阮、潘都是南奔途中遇害或病卒。这还只是史有明载的，史书没记载的还不知凡几。这也足以看出，避乱南行的路确实时时刻刻充满着不可测知的危险，单个的、少数的南奔，是很难到达江南的；也只有聚族迁徙，才可能安全到达江南。当时迁徙的方向，大致有三个：一、逃奔江左：“南渡人户中以侨在江苏者为最多，约二十六万；山东约二十一万，安徽约十七万，四川约十万，湖北约六万，陕西约五万，河南约三万，又次之，江西、湖南各一万余，最少。以是足知此次民族播徙，其主要目的地乃在江域下游，而与中上游关系较浅。”这以京口为中心，也即后来谢玄训练、组建北府兵的基地。二、流徙湖北北部、四川，即襄阳一带，这也是北府兵以后梁武帝夺权、梁元帝灭侯景的兵力根基。三、西走凉州，挚虞、虞敳见天下方乱，挚虞想逃奔凉州就是一个例证。曾是刘琨姻亲的卢谌，在317年刘琨被害后，因南路阻绝，只得投奔辽西的段末波，后在襄国被冉闵所害——一叶小舟就这样被汪洋大海所吞噬。到辽西的凉州一带，相对还安全一些：
中原的士大夫们在洛阳被匈奴刘聪攻陷后，纷纷逃往江南。但一部分人不愿放弃北方的大片土地，就在长安拥立愍帝司马邺。然而长安政权并没有维持多久，又被匈奴刘曜所灭，这时关中的士大夫要想逃亡江南已不可能了。因为潼关以东早已陷入刘聪、石勒之手，而取道四川也不可能，因为四川当时被李氏政权所据。因此这部分人只能逃亡凉州，投奔张氏。
也正是人才的严重断层，尽管东晋初年，明帝“有文武才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王导、元帝等倾赏文咏，《文心雕龙？时序》也说：“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甚至还把明帝与汉武帝并提。但元气大伤的文坛终究难以复振，世积乱离刻下了深刻的印记。
为此，东晋政坛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往往是家族势力强盛的，其所得的政治利益就越大。如琅邪王氏，因祖居地临近江南，迁徙较易，且过江又早；为此过江后族人强盛，尽管一度受到王敦叛乱的消极影响，但其家势依旧岿然不动。再者，聚族南渡早的，较易占据朝廷空缺的职位，也容易立稳脚跟；相反，过江迟的，不仅很难占据职位，还往往被人以“荒伧”目之。这样，因东晋政权的门阀性质，它对东晋一代文学的深远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东晋初期，在戎马倥偬、立根未稳之际，国家虽然重视学术文化，王导在“军旅不息，学校未修”时，也上书兴言建学，但国学一直处在一种有名无实的状态，教育的重任下移到家族承担。这一时期家族教育的兴盛，如谢安“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为佳”，谢氏“乌衣之游”等，就是国学衰落后的一个必然结果。也可想见，这种家族培养的士子，其显露头角必然会滞后一个时期。东晋时的著名文士，如庾亮、温峤、庾阐、郭璞、葛洪、孙绰、许询、王羲之、袁宏、干宝、曹毗、谢混、殷仲文、湛方生等，除去西晋过江的孑遗温、庾、郭、葛外，其余的都基本上成长于明丽的江南。也正因家族地位的急遽上升和凸显，南渡后成长的一代，因政治地位的优越——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又有富足、闲适的生活条件，大多倾向于满足偏安的现状；发而为言，社会责任感就愈益淡漠了，王羲之就可说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尽管王羲之一度“勤政”，“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甚至还曾当面驳斥谢安的清谈，“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但当殷浩北伐时，却一再修书与殷浩及会稽王司马道子劝阻其事。因为在王羲之看来，“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在“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的情况下，“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就是说，以区区江左之地，意欲力争经营全国，鲜有不败亡的；因此，莫如退还长江，划江而治。这一论调，在《与会稽王笺》中又一再出现。今日看来，王羲之“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的观点，是耐不得推敲的，也站不住脚；往昔，偏在西北一隅的秦国，不就一统了天下。更重要的是，王羲之不仅不要北伐，还建议退守长江——这当然是一种更加保守的心态了，这不能不是一种器局狭小的偏安心态。王羲之因与扬州刺史王述不协，“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不仕，“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优游山水之间，以服食、畅游为乐事，就不免是门阀制度下士族子弟失意时的典型做派：社会责任感在渐次淡漠，追求的只是一己的自适、快意。流风所及，甚至一代田园诗人陶渊明，在日日躬耕南亩之际，在日日与左邻右舍共话桑麻之时，也没有写出对周遭民生疾苦关注的诗文，这岂非咄咄怪事！这种东晋士人特有的追求淡雅、雅致的品格和思想，不能不对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种偏安、苟且的心理，并非只有王羲之一人具有，确实是当时整个的社会思潮。“百郡千城，流寓比室”，“即永嘉以来，北方平均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至南方。”为规避版籍的混淆，便于统一对编户齐民的剥削，东晋政府实行了土断。晋成帝咸宁七年（341）第二次土断时，政府把户籍分为两种颜色：“白籍”（北来侨户的户籍）与“黄籍”（正规的土著户籍）。之所以有“白籍”的存在，就是说一旦故地收复后，还有返回原籍的希望，这正如沈约所说的“人伫鸿雁之哥，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已渐安于雨柔风丽的江南。隆和元年（362），桓温以“河南粗平”，将移都洛阳，孙绰上书反对，理由就是“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又说，“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长子老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何者？植根于江外数十年矣，一朝拔之，顿驱踧于空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富者无三年之粮，贫者无一餐之饭，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将顿仆道涂，飘溺江川，仅有达者。”约十年后（在桓温薨后，孝武帝时期），范宁上疏陈时政，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事实：“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人们已安习水乡了；渐安中，人们逐渐断了恢复北方的念头。这时距东晋建国仅过了六七十年。
这种偏安、苟且的心态只能导致创作器局的狭小，而不可能出现一个因时代变乱而兴起的慷慨激昂、悲壮向上的思潮。士人的理想也发生了变化，谈玄、养生、沉醉于佳山丽水等，追求自适、闲逸等自然高雅的情趣。东汉末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同样是更深的灾难、更多的乱离，却没有激起东晋士人心底更多的、持久一些的波澜；尽管元帝曾说过“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一代清谈名士卫玠说过“见此茫茫，不觉百感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执宰大臣王导说过“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但也都仅是一刹那间焕发的异彩，“社稷焚灭，山陵夷毁”的惨痛很快就消散在茫茫流光之中了。与同是偏安江左半壁江山的南宋相比，辛弃疾、陆游等慷慨悲歌、昂扬奋发；甚至一代巾帼李清照虽怅然满腹，也写下了“凄凄惨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等诗句相比，这种格调、悲歌，东晋是很难寻觅的。这不能不是一个特定时代下的产物。除了人才断层、渡江高门只为一家之念外，西晋以卑鄙的手段夺取曹魏政权，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世说新语？尤悔》的记载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东晋以来，时人一直在探求西晋速亡的原因，干宝《晋纪总论》就是这种思潮下的直接产物。
第二节 因谈余气，流成文体：玄风弥漫下的清丽
对东晋一代清谈、文风的概述，莫过于《文心雕龙？时序》和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论》：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
从刘勰说的“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及沈约说的“有晋中兴，玄风独振”来看，都清楚地道出了一个事实：即东晋玄风复炽，甚至比西晋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弥漫一时的玄风，时至今日，至少从《世说新语？文学》篇还能窥其一二：《文学》篇共104条，其中，前65条是谈当日的学术，后39条才近于今日所说的文学。65条中，涉及清谈的共有46条；再细分，涉及西晋人的15条，东晋的31条。这样，在具体条目上，东晋占绝对优势。最能说明一时清谈之盛的，莫过于众人“互为客主”、聚众反复辩难。这种聚众情形，西晋时仅有“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 （第19条）一次；东晋则多达八次：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第22条）；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第29条）；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第40条）；
“殷、谢诸人共集”（第48条）；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第51条）；
“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第53条）；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第55条）；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第56条）。
就谈玄辩难酷烈的程度来看，也以东晋为最，如“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第22条）；“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第31条）；“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第38条）；“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第53条）；甚至在殷浩“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的感召下，谢尚“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第28条）；支道林与始在总角的谢朗辩难，“遂至相苦”，致使其母王夫人不得不抛头露面，“流涕抱儿以归”（第39条）等，其酷烈的程度都远远超过西晋。西晋最多的只是发问，“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第9条），或“时人攻难之，莫能折”（第12条）之类的——这一切不能不让我们看到东晋谈风的弥漫、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