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齐梁时的纵逸之俗及骈俪兴盛的社会背景
宋齐梁三朝，宋是骈俪观念完全形成的时期，齐梁则是极度兴盛时期。但也需进一步明确骈俪文风是在怎样的一个纵逸、享乐之风以及社会背景下产生，以此对骈文有一个深入的理解。
《南齐书》卷四十二《王晏传附王诩传》：
晏弟诩，永明中位少府卿。六年，敕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十年。敕特原诩。
据《宋书》卷三十九《职官志下》，黄门郎，“魏晋以来员四人，秩六百石”，官位第五品；又，“五营校尉（指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和射声校尉）秩二千石”，官位第四品；“诸卿、尹，第三品”。显然，射声校尉和少府卿无论在官品抑或俸禄上都比黄门郎高。王诩和阴玄智却因此限制免官，这只能用出身官中的清望官（与“浊官”相对）来解释——即时人看重的是清望官。陈朝的蔡凝就曾说：“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就是说，黄门郎属于出身中的清官，照例只是高门子弟才有资格做的。这实际上正是宋齐以来日益僵化的“士庶天隔”的反映。究其实，不过是高门才能享有的一种特权——即拥有伎乐等声色享受。王诩之所以被原，就很可能是因其兄王晏的缘故。王晏在齐武帝时权倾一时，备受恩宠：“荷武帝厚恩”，“晏既不能谦退，位处朝端，事多专断，内外要职，并用门生”，至于射声校尉阴玄智，可能因其家族声望不高而没有被原，宋、齐以来，高门中没有阴姓一族。射声校尉是武职，更为时人所鄙夷。这一时期的丘灵鞠“不乐武位”，甚至为此而愤慨不平，扬言“应还东掘顾荣冢”，就是一个明证。现在需要弄清楚的是，为什么会有官品上的限制，它说明了什么？实际效果又是如何？
王诩和阴玄智遭禁锢的事，发生在齐武帝永明六年（488）。这一时期，据《南史》卷二十五《张兴世传》、《张欣泰传》，张兴世“历雍州刺史，……病卒”，雍州刺史的驻地在襄阳。因此，张兴世的父亲请求鼓吹，应当是宋后废帝元徽（473—477）前后的事。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田舍老公”竟侈求鼓吹，想“行田时吹之”，听起来颇可笑；但正说明当时伎乐享受的普遍，甚至下层人也想染指。二，兴世“素恭谨畏法”，再结合《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九引裴子野《宋略》“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 的记载，刘宋时很可能已经有了伎乐的严格限制；否则，就称不上“禁令”。再者，《梁书》卷三十八《贺琛传》载：“歌娘舞女，本有品制。……今言妓（史书“妓”、“伎”不分）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本有品制”也充分说明官品的限制在梁前早已存在。这样，齐武帝时对“畜女伎”的限制就极可能是刘宋时的沿袭和重申。同样，齐武帝对“将家儿”张欣泰作士族之举严厉叱责，也表明武帝对这类事情的一贯态度。这与王诩遭禁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不允许庶人染指只有士族才能享受的伎乐和高雅。而张欣泰一旦解禁，就“恣情闲放，声伎杂艺，颇多开解”，有意无意地，也表明时人伎乐享受的普遍；这时还甚至出现了“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的极端情形。为此，武帝不得不特意严加禁止。其实，武帝在次年，即永明七年（489）四月、十月又两次下诏禁止侈靡之风，试图对这种淫逸之风加以遏抑。永明中，又制诸王年未三十，不得蓄妾。因此，永明七年的诏书中，虽没有再次申明伎乐方奢侈方面的限制（大概是去年已明令禁止，今年已无需提及），但其本质是一致的。这种“坚毅”的态度一直持续到临终，“颇不喜游宴、雕绮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顿遣。”甚至临崩又下诏严加禁绝，务存节俭，不得有违准绳。齐武帝遗憾“未能顿遣”，正说明了这时的侈靡、纵逸之风确实是积重难返、不可救药了。
当然，这种伎乐享受，更多的是俗乐，即所谓的“郑卫之音”，而不是雅乐；因为晋宋以来，雅乐早已散逸殆尽了，“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这一时期，俗乐在渐次兴起，已是无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明帝崩，迁御史中丞。时国丧未期，而尚书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陶无大臣忠慕之节，家庭侈靡，声妓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宪。”
初，谢安爱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妓乐，颇以成俗。
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及登台辅，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
以上三例，至少能说明这种伎乐的兴起是源自世家高门的。陈郡谢氏的门第，自不用多言。梅陶任尚书，也说明了高门的性质。重要的是，《谢安传》和《王坦之传》都加以记载，可看出这类事在时人心目的重要地位。再者，这种俗乐风俗在东晋末年就当兴起了，而吴歌被上层人士接纳也在这个时期，这不是巧合，而是说演奏女伎、携带女伎等世俗享乐需求直接促使了对吴歌的接纳和认可。当然，伎乐和俗乐是两码事，歌伎自可演唱一些典雅的清商曲。至于俗乐，即当时所说的“委巷之歌”，无疑是伴随着伎乐的兴盛而渐次进入上层社会：
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
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石深衔之。
延之每薄汤惠休，“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事。”
桓玄在东晋后期。谢石任尚书令在东晋孝武帝时。至于颜延之鄙薄汤惠休一事，虽不能确考时间；但应当在元嘉中后期（颜延之的主要活动在元嘉时期；况且，鄙薄之事必在颜延之甚有声誉之后）。因此，至少能说从东晋末年到刘宋中期，虽然吴歌更普遍地受到了上层士人的喜爱；但在一些公开的场合中，上层士人是不屑于委巷之歌的，甚至有时还不得不有所忌惮。至于以委巷歌谣写入本属雅正的诗歌，更是让人鄙夷的事。这种情况到了宋孝武帝大明（457—464）年间，就有了突破性进展。
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
一般而言，史书“常事不书”，萧惠基喜好雅乐正声——魏三祖《相和歌》，之所以被记载，正说明这时雅乐的衰微甚至已到了“鲜有好者”的程度。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请求兴复清平三调，即雅乐，也曾一度得到了实施：“僧虔上表请正声乐，高祖乃使侍中萧惠基调正音律。”但是，无论王僧虔、萧惠基等人怎样的努力，都不能挽救清商曲的衰亡。《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载梁武帝天监元年（502）下《访百僚古乐诏》：“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也说明了雅乐的散佚是比较厉害的。萧子显作为亲历者，在编定《南齐书》时把时间界定在宋大明中，应当有充分的依据。我们推测其主要原因就可能是孝武帝鉴于雅乐的大量散逸，而直接把“杂舞”公然“施于殿廷”。王僧虔在宋顺帝升明三年（479）上表说：“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把时间上推十数年，正在大明年间；可见这一时期的确是一个转变的关键时期。
孝武大明中，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庭。
这是委巷歌谣公然进入庙堂、得到最高层认可的一个显著标志。孝武帝之所以敢这样做，当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一，孝武帝确实贪婪，恣情于声色。“世祖闺庭无礼，与义宣诸女淫乱，义宣因此发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举兵”，“上于闺房之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宫掖事秘，莫能辨也”，“殷淑仪，南郡王义宣女也。丽色巧笑。义宣败后，帝密取之，宠冠后宫。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当时莫知所出”，都表现了赤裸裸的贪欲和恣情声色。从宋明帝泰始五年的诏书“自大明积费，国弊民凋”，以及《宋书》卷五十七《蔡兴宗传》中“先是，大明世，奢侈无度，多所造立，赋调烦严，征役过苦”，也能看出孝武帝的贪婪和奢侈。二，重要的是，除了自己嗜好声乐外，当日的声色享乐之风早已弥漫上下。沈庆之“妓妾数十人，并美容工艺。庆之优游无事，尽意欢愉，非朝贺不出门”，徐湛之“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涂巷盈满”，在宋孝武帝驾崩，免于横死后，刘义恭与义阳等诸王、刘元景、颜师伯等恣情声色，竟“常相驰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都让我们看到那一时期恣情纵逸之风。就是在后废帝时，杜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由此招来废帝的嫉妒，“听其弦管，积久转不能平”，最终带来杀身之祸。也可想见，徐湛之之流所好的绝不会是典雅的清商乐，只能是“烦淫”的俗调。所以，这一时期，史书中记载伎乐享受的人日趋增多；吟唱吴声、西曲，也逐渐成了上层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高门日益享受的必然结果。
随王诞在襄阳，造《襄阳乐》，南平穆王为豫州，造《寿阳乐》，荆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乌飞哥曲》，并列于乐官。歌词多淫哇不典正。
据《乐府诗集》卷四十八《襄阳乐》引《古今乐录》：“元嘉二十六年（449），（刘诞）仍为雍州刺史，夜闻诸女歌谣，因而作之。”《南史》卷十四《南平穆王铄传》载元嘉二十二年（445），“以铄为豫州刺史”；那么，刘铄造《寿阳乐》应在此时。《古今乐录》：“西乌夜飞者，宋元徽五年（477），荆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显然，《宋书？乐志》所论的“列于乐官”、“多淫哇不典正”的乐府民歌，正是在孝武帝大明前后。这也粗略见出吴声、西曲迅猛发展的历程。或者能说，正是吴声、西曲迅猛的发展，引起了上层士人的拟作。至于这些“淫哇不典正”的歌曲，能列于乐官，也说明了时人已不介意于委巷歌谣的低贱了。
清商曲日渐衰亡的过程，其实就是吴声、西曲日渐兴起的过程。
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元嘉）盖宋世之极盛也。……（永明）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
顺帝升明二年（478），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言之，并论三调哥曰：“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韵，独尽于衣冠。”
据此，从元嘉时“歌谣舞蹈，触处成群”，到顺帝时“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再到齐武帝永明时“歌声舞节”，“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都清楚地显示了俗乐涌来的强劲势头。与此对应，这时的享乐、纵逸之风可谓甚嚣尘上、甚至空前：“是时，（齐）武帝奢侈，后宫万余人，宫内不容，太乐、景第、暴室皆满，犹以为未足。”还甚且为公主、皇后置面首，宋废帝曾为“淫恣过度”的山阴公主“立面首左右三十人”；齐郁林王甚至为文安王皇后“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齐高帝建元三年（481）“诏王公卿上谠言”，刘思效为此上表陈言：“贵势之流，货室之族，车服伎乐，争相奢丽，亭池第宅，竞趣高华。”梁武帝天监元年放遣宫女时诏书也说，“宋氏以来，并恣淫侈，倾宫之富，遂盈数千”，都充分说明了逸乐之风的具体情形。为此，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一以两个特定的视角，即“宋齐多荒主”与“宋世闺门无礼”，淋漓尽致地透视出了那一时代的淫逸、恣情之风。这样，沈文季在齐高帝的宴会上公开歌唱吴声《子夜来》，就不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一个必然要出现的情形。民歌已公然挺进了朝廷的宴会。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宜集英儒，删纂雅乐。诏付外详，竟不行”。之所以要“删纂雅乐”，就是因为这时雅乐几乎丧失殆尽；之所以“竟不行”，再结合上面萧惠基调正雅乐音律的事实，便能看出雅乐已非时人所好，一般人喜好的伎乐，恐怕都只是吴声、西曲等俗乐了。重要的是，《南齐书》以后，不仅有关这种俗乐的记载不多见，时人也不再对此批评了。其批评大多集中在刘宋一代——这正说明刘宋一代是雅、俗乐观念激烈交锋的时期。到了南齐，人们已习以为常、处之泰然了，也毋须论证了。
《南齐书》卷四十四《沈文季传》的记载也说明了这种过渡状态：
后豫章王北宅后堂集会，文季与渊并善琵琶，酒阑，渊取乐器，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儿。”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当不损仲容之德。”渊颜色无异，曲终而止。
《明君曲》属于吴声。而“沈文季不能作伎儿”，一定程度上含有对歌唱《明君曲》的排斥。据《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传》，萧嶷建元元年（479）封豫章郡王，永明十年（492）薨。这样，这一事件在南齐初年，正好能说明这一时期民歌从排斥到接受的状态。
如果把现在保存在《玉台新咏》和《乐府诗集》中的吴声、西曲跟汉乐府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汉乐府尚不乏“观风俗，知厚薄”的政治意图；但到了吴声、西曲，这一传统几乎丧失殆尽了，余下的只是寻求一己的感官刺激和声色享乐——这也恐怕是南朝民歌多爱恋内容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只有这一内容的民歌，才能进入高门、富贾的关注视野，其他的则尽可删削和摒弃。萧涤非先生即说“南歌内容单调，几纯为男女相悦之情，画眉注口之事，绮罗香泽之态”。梁朝时鱼弘就经常对人说：“丈夫生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但欢乐，富贵在何时”，“于是恣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惊绝。” 鱼弘的宣言和声乐嗜好在当时上层有很大的代表性。上面提到的一些民歌的作者，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有这种嗜好：
（谢石）纨绮尽于婢妾，财用縻于丝桐。
质又顾恋嬖妾，弃营单马还城，……遂复携嫔拥姬，淫宴军幕。……质至寻阳，焚烧府舍，载妓妾西奔。
朝廷制度无所遵奉。富贵拟于王者，夜中诸厢廊然烛达旦，后房服珠玉者数百人，皆一时绝貌。
（刘）诞造立第舍，穷极工巧，园池之美，冠于一时，多聚材力之士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