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爷爷留下的那栋干打垒小院外面，父亲被一个小石子绊了一下，差一点跌倒。父亲把他的皮大衣往我怀里一塞，跌跌撞撞往里走，一边大声叫道：“嫂子！嫂子！我回来了！”我的瞎了一双老眼的大婶战战兢兢地扶着门框走出，什么也看不见地说：“是三毛？是三毛吗？三毛你回来了？”父亲冲进院子，抢前一步挽住了大婶，父亲就在二月的阳光下，在老邓家遍地麦秸和鸡屎的老宅的屋檐下，扑通一声给大婶跪下了。大婶说：“三毛快起来，三毛你快起来。”父亲说：“不！”父亲他眼眶里涌满了泪水。父亲他就这么跪着，说什么也不肯起来。
我被那个场面给镇住了。热血一股股地往我脸上涌。我的父亲一生硬骨，他打了数百次仗，负过多次伤，至今他的颅顶还残留着一粒黄豆大的弹片，腿肚子里还有一粒子弹。1934年万源保卫战中，父亲中了三发子弹，三次被打倒在地，三次都爬了起来，血人似的在火海中跌撞冲杀，成为红四军中传颂一时的美谈。我的父亲他从来没对人说过软话，他直到八十岁的时候仍然大跨步地走路，腰板挺得笔直。
大婶是大伯离开家乡前娶进门的。大婶那年十七岁，是东冲村最俊气的妹子。大伯离开家乡的时候并不知道大婶已经有了身孕。在这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大婶始终盼望着大伯有一天能回到家里来看一眼他的骨肉。在邓氏家族三个虎背熊腰的年轻后生亡命他乡之后，一个十七岁的小媳妇就脱下红色的新嫁衣，一声不响地走出她的新房，默默地操持起一家老小的苦日子。这个十七岁的小媳妇起早贪黑，没日没夜的劳作，地里的活屋里的活全靠她一个人。她有的时候累得晕倒在地里，但她从来不对自己的公婆说。她毫无怨言地为邓家养小送老，把大伯的父母一个个安葬了，又把大伯的儿子一口口喂大了，然后为他娶来了媳妇，再安静地守在哔剥作响的油灯前，等待儿媳妇生产下大伯的孙子。这个当年十七岁的小媳妇偶尔也在黄昏的时候悄悄独自到村头的河边去等着，用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默默遥望着通往北边的那条大道。大伯当年就是沿着那条大道离开家乡的，他并不知道他的十七岁的女人在日后无数的黄昏来临时用怎样美丽而忧伤的目光期待着他的归来。她就那么地把一双眼睛一天天地盼瞎了。但是大伯始终没有回来，连他的遗骨也葬在不知晓的异乡了。
父亲说，你的大婶她是咱们老邓家的功臣。
回到邓家老宅使父亲一直压抑着的情感得以释放。在许多场合，父亲都表现得像一个孩子。父亲在长久地给大婶下跪过后站起来，对站在院子里怯怯地望着他的侄儿媳妇大声说：“明珍，给我杀鸡！给我杀最肥的鸡！”我的堂嫂那年五十多岁了，看起来，她比我的母亲还要显老。我的堂嫂恐慌地看着父亲的目光在搜寻着院子里那几只茫然无知的鸡婆，连忙小声说：“都是生蛋的鸡呢。”父亲说：“吃就吃生蛋的鸡，不生蛋的鸡谁吃？”父亲说完顽皮地看着大婶笑，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我很同情堂嫂，在父亲去爷爷奶奶坟地的时候，我给了堂嫂五块钱，让她去别家买两只鸡来。但这种阴谋没有得逞。父亲在喝过第一勺滚烫的鸡汤之后狐疑地皱了皱眉头，抬起眼盯着堂嫂说：“味道不对。这不是老邓家的鸡！”堂嫂吓得满脸惊恐，差一点打翻了汤碗。以后有好几天，堂嫂都躲着父亲，她一看见父亲就忍不住要全身发抖。
父亲回到家乡后一共办了三件事。头一件是给爷爷奶奶上坟。父亲去上坟，没有带我去。这是一件至今仍然令我疑惑不解的事。无论于情于理，我从千里之外回到祖籍，我是邓家的一个子孙，说什么都该去给祖宗烧炷香，磕个头的。可是父亲却不叫我去。父亲换下了军装，带着一把长柄锄，他在走出大门的时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父亲在二月的阳光下给我的大婶下跪，他在他这一生中只给这么一个女人下过跪，这个意义当然是非同寻常的。他是在替爷爷奶奶，替他的大哥，替他的二哥，替老邓家所有的男人下跪。父亲在邓家的老宅满是麦秸和鸡屎的屋檐下倾金山倒玉柱扑通一声跪下去，无论是祖坟里还是异乡别土里的邓氏亡魂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从此安宁。父亲走出院子，独自一人去了祖坟，在那里整整待了一天。父亲在那里做了一些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不相信父亲在爷爷奶奶坟前只是做一些拔草培土的事情。这不是他。我总觉得。父亲和邓家祖坟之间，一定还有一些别的什么秘密被隐藏着，而那些秘密，父亲是打算恪守到最后的，甚至连他曾一度信赖且寄托过重望的我，他也不打算告诉。
父亲回到家乡做的第二件事是召集了邓氏家族中最亲近的人开了一个会。会是在夜里开的，这样就显得有点神秘。父亲要我来主持这个家族会议。这是父亲带我回乡阴谋中的主体部分。父亲对邓家的颓败和自甘堕落十分痛心，他处心积虑地要让邓家的威风重新得到发扬。他固执地认为，一切的不尽人意都是由于邓家人缺乏一个有胆有识并且有文化的组织者。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而这个人物的最佳人选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我。父亲的阴谋在他强大和刚愎自负的自我中一步步得以实现。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偶然场合中我得知父亲准备在家乡为我找一个身体结实的媳妇，让我因为有了那个身体结实的女人而在家乡死心塌地安家落户，那么他的一整套计划早就实现了。父亲差一点毁了我。他让我回到家乡来组织和发动那些一点也不争气的邓家的农民们。他斩钉截铁地说：“农民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农民什么也不是，他就是农民。”按照父亲的战略意图，我的文化知识和无牵无挂足以造成一种新的势力，它能为愚昧、自私自利并且目光短浅的邓家人提供一个新的家族核心。这很像几十年前发生在家乡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它是需要有狂热想法的人来充当火种手的。父亲肯定地认为，如果不出差错，他的二儿子将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夺取大队支部书记或者大队长的位置，如果这样，拿他的话来说：“邓家人就有救了。”
父亲回乡时满怀着再度闹革命的强烈念头，他甚至为新一代造反者们带去了他们的领袖。父亲正是怀着这样的复杂心情大声叱骂他的那些堂兄弟和叔伯侄儿们，挨个儿指着鼻子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父亲血压升高，心跳加剧，有一个时候他差一点因为激动倒了下去。而我的那些堂叔堂兄们则一边点头哈腰，一边唯恐落后地一支接一支吸着父亲带回去的“红牡丹”牌香烟，直到把它们全都吸光。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谁也没有认真去听父亲骂了一些什么，他们也不管父亲他为什么要骂，他们只不过是喜欢集体坐在那里罢了，但即使这样，因为有了“红牡丹”牌香烟，他们是很喜欢听父亲训话的。
父亲干的第三件事最具有传奇色彩，它让我再度看到了父亲身上被岁月尘土掩埋了很久的光辉，令我不由得肃然起敬。我吃惊地发现，父亲他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全部良好素质并没有消磨掉，它们只不过是在悄悄地潜伏着，等待着一切可能充分发挥的机会。
一百吨日本尿素在运往管理区的途中被一大群手执扁担打杵的东冲村人劫住了。司机从驾驶台里钻出来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疯啦？！”没有人听他的，东冲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举着扁担挑着箩筐没命地往前拥，从车上拖下成袋的化肥再把它们运走。在整个事件中指挥者只有一人，那就是我的父亲。
老区永远是贫困潦倒的，否则革命的火种就无法最早在老区燃烧起来。老区在老区人成为理论上的主人之后仍然顽固地保持着它的贫困潦倒，贞洁似的守护着这一份荣誉。老区对于源源不断地送到的各种救济物资采取了一种心安理得的接纳方式。整整两代人，几十万人的生命轰然倒下，把它们烧成灰，撒进土地里，土地也是可以变得肥沃起来。但这并不是父亲指挥那次抢劫化肥车的理论依据。父亲没有理论，他只有几十年屡试不爽的经验，那就是革命靠自觉。父亲从心底深处痛恨家乡人那种与前辈完全不同的逆来顺受和心平气和。打仗死掉了几十万人，难道造反的骨气也死掉了吗？既然管理区的那些土皇帝们不把化肥指标分给东冲村，那就抢嘛！
几百名脸上涂了锅底黑的农民突然之间出现在公路两旁，令司机和押送化肥的管理区技术员大惊失色。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打死也不会相信，在共产党领导着的地方会出现这种揭竿而起拦路行剪的暴民行为。父亲完全像指挥一场战斗一样向大队干部布置了这场“化肥劫案”。一辆牛车歪倒在公路当中，赶牛车的小伙子躺在车上呼呼大睡，长长一溜化肥车只能停在公路上。司机目瞪口呆地看着疯了似的农民一拥而上，身手矫健地攀上汽车，踢死猪娃似的往车下踢化肥袋。车下的人则配合默契，肩扛箩挑，迅速将战利品运下公路，顺着羊肠子一般的田埂消失掉。空气中弥漫着浓烈刺鼻的尿素味，同时弥漫的还有老区久违了的同仇敌忾精神。司机如果对历史稍微有点兴趣，他就会发现，这个场面和五十年前发生在这一带的众多事件有着十分相似的共同之处；他还会领悟一个道理，农民一旦被组织起来，就会发挥出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遗憾的是司机根本没能领悟这一点，除了节油标兵之外，他在哪一方面都表现平平，他只会一个劲地在那里喊：“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疯啦？！”没有人理会他，人们全都处在一种极端的兴奋和突然产生的责任感中，唯恐做了群众运动的落后分子。司机并不知道，此刻，在远离公路几百米外的一个高地上，一个指挥过数百场战斗的职业军人正披着一袭英国呢大衣冷静地注视着一切。当两辆八吨装的卡车被卸运一空之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场战斗应该结束了。
父亲这一辈子杀人无数。
在具有远距离杀伤能力的火器替代了刀矛弓箭的捉对厮杀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之后，父亲说不清自己到底杀死过多少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父亲从来不对我们提起有关战争的事，虽然这个话题对我们做孩子的十分具有诱惑，但他从来不说。在重庆的那座彭姓买办留下的花园式林园里，我的一个小伙伴总是向我炫耀他的父亲。他得意扬扬地说：“我爸杀过人”。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被阳光照耀着，灿烂夺目，是那种标准的骄傲的样子。从小学到中学，这份不曾拥有的荣誉一直刻骨铭心地纠缠着我，使我在许多梦中游弋在尸骨成堆血流成河的战场上，灵魂不得安宁。直到日后我长大成人，从另外的渠道知道了父亲保守那个秘密的原因，我才原谅了父亲。
父亲在成为一名职业军人的时候肯定知道自己这一生会杀人的，这毫无疑问。但是父亲绝对没有想到，他渴望要杀掉的第一个人却是他自己的同志。
父亲想要杀掉的那个人是手枪队副队长，云南人，名字叫向高。向高在朱培元手下当过连长，性格乖张暴烈，对手下的兵轻则训骂，重则拳打脚踢，手枪队的兵几乎全被他收拾过。我的父亲在向高手下当兵实在是倒了大霉，从河南到通南巴行军途中，父亲至少挨过向高三次揍。有一次父亲牵着的一匹骡子掉进峡谷里了，向高把父亲吊在树上用擦枪条猛抽，抽得父亲皮开肉绽，好几天屁股不敢沾马鞍。父亲那天就暗下发誓，说什么也要杀掉向高。
杀掉向高最好的方式就是打黑枪。
战斗发生的时候，战场上一片混乱。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地带和骑兵厮杀是最令人心怵的，那些圆臀细腿的骏马驮着它们剽悍的主人风驰电掣地朝着草地上洒豆儿似散开的步兵扑去，而那些步兵真是可怜之极，他们经过了路途漫长的逃亡和被围剿，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步履蹒跚、提心吊胆。在没有遭受袭击的时候，他们像断断续续被风吹皱的一条线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移动，谁也不说话，从日头出来一直移动到月儿升起，除了荒凉的风吹动茅草的声音，头顶飞过的雁阵偶尔抛落的鸣叫声和千万双脚杂乱踢踏起泥水的声音，这支队伍移动得毫无生气。马队一来，队伍立刻炸了，在经过短促的抵抗之后，便抛下辎重毫无目标地四下逃命。在一览无余毫无屏障的草原上，无论他们是勇敢地迎着马队冲上去还是撒丫子逃开都丝毫没有意义，因为凭着四条疾速的马腿，那些在草原上长大的勇猛的武装土著会轻而易举地抵近他们，用得心应手的柳叶刀从正面或者背后劈倒他们，让他们这些异乡人的鲜血浇灌无人照料的野花野草。
父亲在最初的惊慌过去之后变得兴奋起来。父亲意识到，他杀掉向高的机会来到了。父亲下意识地逃出几步之后站住了，他紧握着他那支奥地利生产的五连珠马枪，根本不管他那几个部下，而是回过头去，在四下溃散的人群中寻找他的目标，寻找向高。枪声在草原上空此起彼落，刀光血影交织成一幅杂乱的画面，不时有人被击中或是被砍倒，发出瘆人的惨叫声，一些失去了骑手的马在人群中四下乱窜，将人撞倒在地再踏成肉泥。父亲躲避着那些马。他的运气不好，在毫无秩序的战场上，他根本无法找到他的仇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向高在什么地方。要做到这一切，父亲必须花很大的工夫。战场上，尤其是短兵相接的白刃之地，敏捷的反应是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最好武器。要做到敏捷，你的思维中只能保留两个概念，敌人或友人。而父亲在这一点上恰恰不是这样，他的思维十分混乱——自己人——敌人——仇人——向高，这种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意识妨碍了他，使他在一片混乱之中跌跌撞撞，完全弄不清方向。实际上，直到他被一柄染足了大草原黄昏时娇艳的晚霞的柳叶刀劈倒时，他也没能找到他的仇人向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