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大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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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在北京大学(1)

担任图书馆主任

1917年11月10日是个星期六,这天晚上在南京江苏督军府,***在好友白坚武陪同下吃过晚饭,等待督军李纯的接见。

白坚武当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和***两人被誉为“北洋二杰”。他比***年长几岁,有着和***近似的自幼读私塾,稍长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不过,他18岁得中秀才。这个后来在日寇侵占华北过程中企图投靠侵略者,以至被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部处死的“汉奸首领”,此时还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青年。

和***不同的是,白坚武虽亦颇有文才,却耐不住贫寒寂寞的笔墨生活。从法政学校毕业后,他先后担任了直隶都督署秘书、自治筹办所课长。袁世凯死后,他又在孙洪伊担任部长的国务院内务部担任了佥事,后随同孙洪伊一道辞职。几个月前,经孙洪伊介绍,他到江西督军李纯的幕府中做顾问。

李纯是天津人,1911年作为清政府陆军第六镇步十一协协统(相当于旅长),随同冯国璋镇压过武昌起义,是冯国璋的亲信。冯任大总统时,推荐李接任江苏督军职务。白坚武到李纯处不久,即随李纯由南昌移住南京。

三个星期以前,***已来过南京,经白坚武介绍,同李纯见过面。得知***有去日本的打算,出于同乡之谊,以及对***志向才学的钦佩,李纯送给他100元钱,充作路费。不过,***去日本的计划并没有成行。在此期间,他接到北京友人的来信,已决定北上。这次到督军府来,一方面受人之托与李纯洽谈一些事情,同时就便向白坚武和李纯道别。第二天他将自下关火车站乘车北上。

李纯在会见***时说了些什么已不得而知,白坚武却在当天晚上送走***后,记下了自己的心情。

白坚武对***的评价是“为人品洁学粹”,对其大才不能为世所用深感遗憾。因为在自己的同学朋友中,总以尚“无湛然深悟”而拒绝做官的只有***一个人了。

安于清贫,志于学问之道,白坚武自己做不到这一点,但他懂得这种人生的价值。因此他认为***是同学朋友中灵性光明“赖以仅存”之人。为此,他在与***话别时,送他一首诗:

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

意思是说,安贫乐道的儒者已经没有了,所以国临大难,神州陆沉。读书做文章对于自己是流芳千古之事,对于社会是澄清是非,端正道德,为国家奠定千古基业之事。纯洁的人格和对国家的赤胆忠心是靠热血来铸成的。

这既是赞扬,也是勉励。或许,***已经告诉他,他此次北上是经章士钊的介绍,准备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一职的,他才写下了这番临别赠言。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它最初是承继清朝国子监的全国最高学府和全国教育的最高管理机关。1912年5月,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令,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

1917年时,北京大学已是拥有1500多名学生,有一批学有根底的教师,分有文、理、法、工、预5科,开设国文、伦理、中国史、外语、西洋史、法制、经济、逻辑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画图等多门课程,近似现代综合性大学的学校。

这年年初应聘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学界人士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是辛亥革命期间有影响的革命领导者之一,担任过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中过进士,在翰林院作过编修,有良好的中国传统学问根底。又有先后留学日、德、法等国的经历,懂得西方文化,崇尚民主科学。他主张融会中西文化,推动中国思想教育事业的进步。为此,他就任北大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并着手对学校的教学体制、课程设置、教授方法、教师录用办法等进行了全面改革。特别是在教师的聘任方面,他取人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应聘的教员中既有醉心欧美的西化学者,也有拖着长辫子的国学先生;既有思想激进的新文化健将,也有反对革新、宣传复古的保守人物;既有名望素著的儒林耆宿或蜚声海内外的留外博士,也有没考上大学,但有一技之长的自学青年。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完成早稻田大学学业的***也才有进入北京大学的可能。

章士钊后来回忆说:

一九一八年,吾入北京大学讲逻辑,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其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为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又守常先充图书馆主任,而后为教授,还有一段可笑之回忆。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初于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绪了不厝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

1918年1月,***接替章士钊正式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职。

对他来说,这是项新鲜的工作。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比起今天来规模小得多,但由于管理工作缺乏科学性,问题很多。

主要的问题一是图书数量不足,一些新设学科,如化学等方面的图书更少;二是管理不严,一些书借出后长期不得归还,大大降低了图书流通效率;三是管理手段落后,给阅读和借书者带来不便;四是管理人员缺乏训练。

***到任后,陆续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他先根据一些学生的请求,发布了“图书主任告白”,希望借阅藏书量少的化学书籍的师生尽量不将图书借出,而在阅览室内阅览。其他人所借图书,须尽可能如期归还,并允诺与本校长期借取大量图书的国史馆和各研究所协调关系,以便这些单位所借书刊也能如期归还。

他还提出该馆过去从未实行过的个人将其藏书寄存到学校图书馆,允许其他师生在馆中阅读的方式。此外,他还号召向图书馆捐赠书刊,并身体力行,先后捐赠中外文书刊数百册。利用这些方法,馆内可参考图书的数量相对增加。

在此基础上,他参考各国大学图书馆章程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图书借阅条例。从北京大学档案中保存的当时“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来看,此条例对于借还书手续和方法、允借图书的种类和限量、孤本书的借阅限制、图书借阅期限、超过限期的处罚办法、损坏或遗失图书的赔偿,以及校外借阅等都作出细致的规定。订立新的章程后,借阅图书的数量、期限压缩了,孤本书不准外借。为了方便读者,他又规定延长阅览室开馆的时间。

他提出的这些新规定,特别是对借阅图书超期不还采取了罚金随超期的延长递增的办法,有效改变了图书流通缓慢的状况。

从殷汝耕给***的一封谈及书刊编目方法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对日本一些图书馆购、藏、管理图书情况求之若渴的心情。

殷的回信详细介绍了东京帝国大学和南满铁道会社的图书杂志目录编制方法,显然会给***以不小的帮助。

至于报刊订购、陈列和收藏,***也做了一番考虑。

他专门开设了报刊阅览室,同时将过期报刊汇集起来,装订成册。要求学校各办公室所订报刊不要丢弃,每10天或半月送交图书馆一次,并联络各办公室采取协商分购方式,以求所订种类齐备,避免重复。

在添置图书时,***很注意外文图书的购藏。后来曾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职务的罗章龙回忆他在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学习时曾说到,大战结束后,***曾采纳他的建议,“直接向德国出版机构定购了包括康德、黑格尔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内的大量德文图书。并且,为给图书馆英、德、法、日等外文书籍编目,***请罗章龙找了七八名英、法、德文班的同学,干了“一个时期”的义务劳动。

***也很注意图书馆与外界的联系。他曾带领馆中的职员到清华大学参观,受到清华大学赵校长和图书馆主任袁同礼的热情接待。

当时从北京大学所在的地安门内马神庙(即现在的景山东街一带)到位于京城西北郊的清华大学乘坐人力车须走两个半小时。6个小时参观日程,外加5个小时往来路程,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因此,这类参观活动在当时也许并不多见,以至于主要用于刊载校内新闻消息的《北京大学日刊》,竟连续两期很详细地报道了这件事。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利用比利时仪品公司提供的20万元借款,在学校东操场兴建的“红楼”竣工。这里称北大第一院。图书馆随同校总部和文科搬到这里。

“红楼”一层全部作图书馆的藏书室和阅览室。馆主任办公室设在一楼的东头。

新楼的建筑在当时来说可谓宏伟气派,但楼房的房间大多比较窄小。以前在旧校舍马神庙后院四公主梳妆楼附近宽敞的阅览室中开架阅览的方式,不得不改成阅览室和藏书室相结合的方式,这在***看来是不符合图书馆开放式的世界潮流的。因此他一直考虑如何加以改革,恢复开架式阅览。这便有了他担任学校总务处图书部主任和校图书委员会委员后,在提出学校财政预算内用于购置图书的费用应达6万元的同时,建议“从速建筑图书馆”的请求。

1919年初,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汇文大学、北京协和医学校等单位的图书馆联合成立了北京图书馆协会,***担任了协会的中文书记。

这个协会是为了加强北京各图书馆之间的互助合作而成立的。成员们定期交流工作经验,互换出版物,可以互相借阅图书,或介绍本校师生到其他图书馆借书。这开创了中国图书馆之间合作的先例,对于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为了提高图书管理人员的素质,同时也不断丰富自己的图书管理知识,***十分注意了解西方国家图书馆教育的情况。

他了解到欧洲图书管理员训练的历史和美国开设图书馆学校的概况,形成了一些有关图书馆教育的思想。认为图书馆与教育事业密切相关,要想使国家教育发达完美,就应当“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图书馆不仅是藏书的地方,更是教育的机关。这是同教育方法的更新,即由过去的以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教育改变为现在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启发式教育相联系的。

他还认为,在当时中国发展图书管理事业,培养专门的图书管理人员是十分必要的。他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图书馆事务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意见,如在征集图书时应格外注意对赠书者及时鼓励;在图书分类上应注意到卡片方法尚不受国内读者的欢迎,应与本册目录编制法合用;在借书或阅览问题上,既应考虑到适应开架阅览方式的进步潮流,又要注意国内读者修养程度尚不整齐的状况,采取管理人员监视开放阅览的方法,以及严格借阅手续,保证图书流通迅捷等等。

他在《晨报》发表文章介绍美国17所图书馆学校的建校情况及其课程设置,并建议国内在正规图书馆学校不能马上建立之前,举办一些短期训练班或开讲演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曾在他的建议下于1920年暑假期间开办了图书馆讲习会。***应邀担任了该会的讲习员。

***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将近5年之久。直到1922年12月,他才正式辞去该职。这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阶段。其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他为北大图书馆的改革做出了贡献,为北大师生的学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服务,更主要是他通过这个工作岗位结识了当时全国最为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的一大批知名人士和当时及后来在中国思想、文化、政治等各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青年学生。

他同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汇合,从而成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阵营中的知名人物,他和毛泽东初次会见,他大张旗鼓地宣传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筹建北京地区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创始人之一,都与他进入北京大学担任了图书馆主任相关。

为公益事业斗争

***进入北京大学不久,便利用他担任图书馆主任的方便条件,参加教职员中的一些公益性工作。他祖父的那种急公好义的精神在他身上表现出来。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担任校长以前,管理工作较差,学生中不少人求学的目标是毕业后升官发财,或在社会上找到一份好职业,因此托门路、找靠山者有之,平日游手好闲,考试打小抄儿者有之。教师中不仅有思想保守陈旧者,及滥竽充数、混饭碗者,更有道德堕落、赌博、嫖妓者。

蔡元培在实行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忘记在精神、道德方面改变学校面貌,他于1918年1月发起的“进德会”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进德”,就是增进道德之意。“进德会”的增进道德,按照蔡元培所说,主要是增进个人的道德修养。为此,他提出一些被认为是不道德或于人身修养有害的行为列为禁戒之例。

他为申请入会的人拟定三个等级标准,任其自由选择: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项;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项。

这里面的甲种会员条件,后在该会正式成立时被改作入会的基本条件,其他禁戒则改为由入会者自行选择遵守。

***是第一批报名入会的会员。他选择的是“甲种会员”。当时报名的29人中,有丙种会员2人,乙种会员10人。

***所以选择这个标准,并非由于他还有当官打算,大抵是因为在他看来,做官吏、议员这两件事本身也许不应作为“进德”的禁例。

进德会在北京大学是个影响颇大的组织,仅在1918年6月该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加入该会的教职员就有160多人,学生入会者达300余人。***在这次会议前选举进德会组织成员时,当选为“纠察员”。

在此后的评议员、纠察员第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了两项建议,第一项是建议将进德会改为“有不为会”。

他的这个显得有些学究气的建议,是合乎情理的。“进德会”的所谓“进德”实际上只是不去做某些事情。严格说,那些不去做的事情,如吸烟、食肉之类未必就是不道德的。但是“有不为会”比起“进德会”来似乎远没有后者那样既充分表达发起者的初衷,同时也更容易产生效果和更具影响力。他的这项提议被多数否决了。

他的第二项提议是鉴于纠察员的职务所负担的责任难于履行,提议废除此职。这项提议看来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经过别人补充提议,最后多数表决同意将纠察员改为评议员。在这次会议上,***还被推为《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4位编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