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Bertrand Athur William Russell，1872~1970）是当时闻名世界的英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在政治方面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他来中国后，相继发表了有关中国文化传统、访俄观感、中国改革的出路及若干哲学问题等内容的讲演。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他很注重教育与实业发展的落后，这方面的讲演内容使早已对他有几分崇拜，并热衷于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张东荪发生了一番感慨。
张东荪在1920年11月5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短文，提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中国只应实行一种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多数派主义（指布尔什维主义）。随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通信，申述自己的观点，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陈独秀、李达等接连发表文章，驳斥张东荪的观点。同样的争论在倾听了罗素讲演的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内部也发生了。
***在一篇谈话中明确表达了他不赞同张东荪等人主张的态度。他指出：
不少人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着力于发展实业，以开发全国的事业，增加富力，从而使一般人尤其是广大的下层农民富裕起来，认为这是最稳妥和最好的方法。然而我的想法却与此相反，我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
他同样反对通过“四国新借款团”提供实业贷款的办法，指出：
在现存制度下谋求实业的兴盛，实质上就是要使我国的统治阶级与各国的资本阶级结合起来，这样只能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决不会带来其他任何好结果。
他承认要使人们了解采用社会主义的方法，由劳动者为自身的利益发展实业是一个困难的过程。他说，社会主义研究会正是要研究这种方法。但是，他的意见在研究会内不占上风。在已知的该会成员中几乎没有什么人加入共产党组织，他争取部分基尔特主义者的努力显然没有成功。
***遭到的另一挫折是他发展的几个无政府主义者被证明是无法一起合作的。
包括黄凌霜、陈德荣、华林等在内的6名无政府主义者实际构成了最初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主体。事情很快出现麻烦。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崇尚个人绝对自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小组正式宣布成立的会议上，他们就反对采取有组织的形式，所以会议既没设主席，也没有记录。当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和分配时，他们又提出各项工作不必确定由谁承担，即不必给各人挂上不同的头衔，小组决定做什么，可以由大家自由分担。这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在另一次会议上，发生了要不要承认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争论。经过一番辩论，无政府主义者“和和气气”地集体退出了共产主义小组。
事实上，这类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到共产主义组织内引起争论以至又退出的事情在其他地区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过程中也多有发生。它证实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一句古话。
使***欣慰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等很快补充进来，并成为坚定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骨干。
1920年11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一个多月后，正式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担任了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到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支部成员已达到13人，占到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同时，***等还根据上海党组织的经验和要求，指导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青年团的主要领导者是刘仁静、张国焘。***由于年龄和工作的关系，显然不宜担任青年团主要领导的职务。但从现有档案中留下的当时打入青年团内部的密探写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的密报中可以看出，***不仅经常参加团的活动，而且在处理重大事件时常常起到主脑的作用。
同最初的共产主义小组一样，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开始也是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有其他思想倾向的青年混杂的联合团体。由于主义不同，半年以后，青年团解散，至1921年11月才又重新建立。
中共北京支部是北方共产主义组织的核心，它对天津、济南两地党团组织的建立也起到指导和协助作用。
天津是***的第二故乡，他对那里怀有很深的感情。他曾不止一次回到母校，或到天津探望友人。
1919年9月，在周恩来等建立觉悟社后不久，***应天津学生联合会之邀到津讲演，并和觉悟社社员进行过座谈。1920年8月，周恩来、邓文淑（颖超）、刘清扬等11位觉悟社成员到北京，征求了***的意见后，邀请了北京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少年中国学会举行了联谊会。会上5个团体的代表决定发起各团体改造联合会。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
这次联合似乎没有持续下来，但***与天津的青年进一步熟悉了。几个月后，中共北京支部的张太雷和原觉悟社的成员谌小岑根据***和张国焘的指示，在天津组织了一个持续时间不长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同时，张国焘还和谌小岑一起到唐山联络了铁路工人邓培、梁鹏万等， 在那里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邓、梁二人很快加入了中共北京支部。***后来又帮助于方舟等在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重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工作为津、唐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济南的共产主义小组是在北京小组和上海小组的共同帮助下建立的。其主要发起人之一王尽美在五四运动期间就与罗章龙建立了联系，后来加入了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该会的通讯会员。在此期间，王尽美常到北京，与***有所接触。同时，北京支部也派人到济南协助工作。济南小组因此得以在1920年冬秘密成立。
由于在繁重的教学、校务工作外，还要担任理论研究和宣传，及多种社会工作，***不能长时间离开北京，因而无法担当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尽管如此，他仍被中共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而在北京，从小组到支部，又到北京区委、北方区委，***虽然没有一直担任领导职务，但实际上始终担负着主要领导职责。
有关***的领导风格，罗章龙在回忆中写道：
他在工作中，以身作则，贯彻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他坚持原则，服从中央，根绝派性，排除宗派思想。在他带领下，北方区组织长期稳定，团结一致，发扬正气，严斥奸佞，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合理使用干部的人事制度，使北方区委成为一个艰苦朴素、忠心革命、既是指导北方地区各项活动的运筹帷幄的决策机关，又一个执行决议的坚强战斗集体……
守常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很尊重群众的意见……使用干部，大胆放手，对同志十分信任……在教育党员方面，守常总是主张革命原则，一秉大公至正，主张团结，既不损害同志，也不放松批评……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守常同志带领大家以艰苦卓绝，忠心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风，上下一心，不争权夺利，埋头苦干……
尽管时隔60余年的评论难免带上评论者的渗入了后来历史感受的主观色彩，它仍提供了可以为其他材料证实，因而是可信的一些情况。这展示了当年***从事中共领导工作时的风貌之一斑。
领导北方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即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在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特别是北方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和北京区委的同志们及以区委同志组成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东北三省大片区域内的工人运动领导工作，其中重点是北方铁路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的运动。党组织创办了《劳动音》和《工人周刊》，组织了职工学校和工会、俱乐部，并配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了长辛店铁路地区、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工厂、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京绥铁路车务部门、正太铁路等处工人的罢工，及开滦五矿大罢工和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向顶峰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
北方工人运动是从长辛店铁路工人的组织开始的。1920年3月23日，已经活跃了一年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首次发起了农村讲演活动。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邓中夏是初期农村讲演的主持人之一。3月27日星期六晚，邓中夏和杨钟健召集报名参加农村讲演的10余人举行了会议，议定了“乡村讲演”的8项办法。4月初开始，讲演团成员利用春假期间分组到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北京的近郊区进行讲演。
讲演团初到京郊农村进行讲演的题目仍是“女子应当和男子同样的读书”、“缠足的害处”、“平民教育的重要”、“人生与工作”、“中华民国”、“皇帝和总统”、“共和国民应有的精神”、“平等与自由”之类，与共产主义及工人运动没有直接关系。直到同年冬天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决定把长辛店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据点后，有计划的工人组织和革命宣传才正式开始。
邓中夏、张太雷、杨人杞、张国焘等首先协助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建立起劳动补习学校。在此基础上，1921年“五一”劳动节时，正式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会，这是京汉铁路线上成立的第一个铁路工人工会。
与此同时或稍后，唐山地区的京奉铁路工人也组织起工会；京绥铁路建立了工人文化补习班和工人夜校；正太铁路成立了总工会；济南也先后建立了理发、挑粪、铁路、纺织行业的工会组织。
上述这些工作大多是在以罗章龙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虽然没有直接具体负责这类工作，但作为中共党的北方组织的核心领导者，他对这些工作仍尽可能地予以了关心和指导。
张国焘的回忆说：在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经费发生困难时，***承担了筹措经费的工作，解决了危机；罗章龙的回忆说，当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发生罢工时，***兴奋地召集区委扩大会议，讨论支持罢工的方案，并派他前去联络。
此外，***在北大担任校长室秘书时的同事章廷谦回忆***在1922年底到校长办公室办公后，“除处理校务外，也处理一些党务或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问题。和他常来往而且也是我所熟悉的人，现在还记得的有：范鸿劼、高君宇、邓仲澥（中夏）、刘仁静、黄日葵、何孟雄……”
同***一起工作过的早期中共党员包惠僧的回忆说道：
1923年春我在北京区工作，与***同志接触较多。因为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他经常参加区党委的会议。他在我们同志中，年龄最长，地位最高，所以我们在工作中遇着困难就去找他，他没有哪一次不是热情地接待我们的。他对同志们的意见总是虚心听取，慎重考虑。他从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忙，把区党委给他的工作任务推出来或者压下去……
章廷谦和包惠僧的回忆说到的情况虽然时间稍靠后些，并且没有直接地涉及***对工人运动的具体领导，但从当时北方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发动工人运动这一点可以推知，***和同志们交流情况，帮助大家解决的疑难问题中有相当的部分可能与工人运动有关。
除此之外，***在这段时间里还以他熟悉的方式进行工人运动的宣传和鼓动工作。
还在党组织成立之前的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就继前一年写了第一篇纪念“五一”节杂感之后发表了长文《“五一”May Day运动史》，号召中国工人尽快觉醒。
1922年3月，在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胜利之际，他被作为“中国劳工问题专家”接受了采访，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作了展望。
他强调了中国工人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的工人运动虽很幼稚，但处在世界文明国家“由资产阶级时代向无产阶级时代转变的历程”中，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香港海员罢工就是显例。他认为：香港海员罢工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内部的团结和全国工人及其他团体的支持。
此前不久，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被军阀赵恒惕杀害。***在为《黄庞流血记》所做的序文中悲愤地写道：“最后的阶级争战，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开始了。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向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未成的事业……中国社会运动史的首页，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以下的空白怎样写法？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这一年的“五一节”，***又发表《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他写道：
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在我们中国今日的劳动界，尤其应该令这个日子含有严重的意义，尤其应该不令这个日子毫无意义的粉饰过去。
他解释了争取工作8小时、休游8小时的意义，并列举了关于外交、内政和改善工人境遇的11条标语口号，希望劳动者去掉庆祝节日的心理，努力争取实现这些要求。
3个月后，长辛店铁路工人的罢工揭开了北方工人大罢工的序幕，***提出的斗争口号反映到工人们的具体要求之中。他长期以来所做的劳工运动的宣传、号召、动员终于得到了最初的成果。
***在这段时期从事的对上层人物的联络工作也产生了援助工人运动的效果。据罗章龙的回忆，***团结的国会议员和社会各界名流达二三十人之多，这些人以不同的方式支持了工人罢工运动。如在工人罢工时，有的议员在议会中站在工人的立场上质问当局；有的帮助罢工的组织者募捐；有的为中共北京区委提供情报或做些掩护工作；还有两三个议员竟骑着毛驴到长辛店去对工人表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