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虽然一时半会儿儒学并没有真的尊贵起来，但大方向一定，变化总是会出现的，慢慢的，儒学地位高了起来，儒生的队伍开始壮大。选官的察举，本来选拔的标准很是实用主义，没有多少道德要求。到了西汉的后期，也开始一点点板起面孔，讲究起来，原来的贤良、文学、治剧、优异等选拔名目，最后只变成了“孝廉”一个名堂。选官的制度杠杆，是社会风尚改变的利器。于是，社会上稍微识几个字的人，就都想成儒生了，原来对五经有点了解的人，在坐了很久的冷板凳之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通一经卖一经，不愁门庭不若市。
王莽的改革虽然没能立得住新朝，但在“信而好古”方面，却走的比汉朝的任何一位皇帝都远，因而儒术在独尊的方向上，推进了一大步。侥幸得了天下的刘秀，当然只能接过接力棒继续走。东汉的政坛和文坛，都成了经学的天下。通经，逐渐成为被察举征辟的先决条件，各地的学校自然都塞满了人，而京师的太学更是人满为患，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几万人。朝中知名的公卿大多在太学兼职。进入太学而且有机会成为这些人的弟子门生，那么出仕的机会无疑要增加很多。
但是，朝廷的官职毕竟有限。大家一拥而上的时候，未免狼多肉少，得食者稀，落空者众。实在挤不上去的就得别寻门路，班超的投笔从戎，跑到西域冒险，就是刀笔吏的非儒学化的一种选择。只是像班超这样的人毕竟太少，明知道往上爬的路越来越窄，大家还是挤在一条道上，谁也不肯下来。后来太后和皇帝跟宦官们勾连起来，把官爵挂起来卖，于是太学生大哗，闹起了学生运动，这是后话了。
察举是推荐选拔，需要有“群众评议”。那时的群众评议不是虚应故事，真刀实枪，各地每年就是依照评议，推举“孝廉”。读书人每年都会定期对自己地方的士人品头评足一番，每月初搞的评议就叫“月旦评”，留下来一个成语叫“月旦”。在开始时候，只要老实巴交，认真读书，而且孝敬父母大概就可以得到好评。时间一长，竞争加剧，如果想让人们“月旦”出个好结果来，非得有点特别的表现不行。努力读书，钻研经书当然可以，那个时代，也的确出了不少皓首穷经的人物。但是走这条路，实在太难，有些人，即使下了苦功夫，耗够了时间也做不出来名堂。于是有人打起了另外的主意，在道德行为上做文章。
从东汉到西晋，是一个出孝子的时代。现在流行的二十四孝故事，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的人和事。这些所谓的孝行，有些还算正常，比如黄香冬天给父亲温席，夏天打打扇子什么的。但有些就很是矫情，比如丁兰父母双亡，刻木为亲，天天侍奉，妻子稍有“虐待”木人之举，就将之休掉。至于郭巨为了让母亲吃的更好而埋掉自己的儿子，则简直是残忍了。可是，这样孝行，在那个时代，是会受到追捧的，大家比着来。最常见的是，在父母之丧上做文章，三年的守孝之期很快被突破，四年、五年，最多的守孝十年。有人守孝就在在父母庐墓之旁，搭个草棚，或者干脆生活在墓道里，披麻戴孝，穿粗布衣裳，不能吃荤腥，不能近女色，苦苦地熬。当然，也有熬不住的，被人揭发，在墓道里生了儿子。儿子都生出来了，估计别的禁忌也就都不在话下。风气所被，孔融四岁就知道让梨，陆绩八岁就会在席间往怀里揣橘子，被人发现就说自己母亲爱吃，回去孝敬母亲的。这种道德追求的风气，有时也会飞起流弹，殃及人们的正常性生活。据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东汉时有儒生，每要妻子同房，必先通报：为子嗣计，敦伦一次如何？
这种矫情的非常之行，当个故事说说还不妨。如果真的成了榜样，让大家学习，而且大家还真的学，时间一久，人们可就有点受不了了。所以，事情开始向两个方向转化。一方面，孝行的故事还在继续，但苦行的因素逐渐消失，虚假的成分明显增加。比如说，卧冰求鲤啦，哭竹生笋啦。没准鲤鱼和竹笋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偏说是卧在冰上，冰化了自己跳出来的，竹笋则是哭出来的，让人感到是大白天见了鬼。另一方面，反动也出现了。最明显的是当年以孝悌闻名的孔融，居然宣称，父之于子，有何恩义可言？当初父亲制造儿子的时候，无非是出于情欲。母亲之于儿子，也是如此，不过是瓶子里面装了东西，东西出来了，关系也就完了。此话虽系至友之间的戏言，就离经叛道而言，后来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不拘礼法，都不过是孔融的余沥。这种反动，如鲁迅先生所言，是由于社会生活虚伪的太厉害，老实人太认真，结果受不了，于是当了愤青。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也就快要结束了。魏晋的读书人，开始在清谈、醇酒、妇人、五石散加门第上比拼，无论什么样的孝行，跟做官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不过，这时候也有让人看了舒服的地方，士人的生活糜烂奢华虽然到了一塌糊涂的地步，但矫情和虚伪却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