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这个词,现今的人们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却是困扰清朝官方的一个大难题,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几乎无日不在为教案头痛。所谓教案,就是中国不信基督教的人和信基督教的人,包括外来的传教士之间的冲突和纠纷,大到烧屋杀人,小到借贷纠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鸡飞狗跳,最后都要由官府出面,在法庭上解决。
教案尽管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就是两类,一种是误会的,一种是不误会的。误会主要来自文化的隔膜。中国老百姓对于基督教(主要是其主干分支天主教)的仪式不理解,对于为什么出生要洗礼,临死要终傅,结婚也得去教堂,由红毛蓝眼睛的外国神父指指点点,比比划划的很是不明白。而且做弥撒的时候,在教堂里,男女混杂,更是让某些多事的人看着不舒服。这一切,足以激发我们在性方面思维特别活跃的某些国人的想象力。于是,有关教会和教民以及传教士的丰富多彩的“故事”,一个一个出笼了,从教民妇女初夜的奉献,到鸡奸、乱伦、群交。这一时期的打教揭帖是我有史以来看到的最污秽的文字,无论是出自绅士和秀才之手的八股文体的“雅帖”,还是一上来就操娘、半通不通的涂鸦,一涉及教会的活动,大抵都是在脐下三寸那点地方驰骋,显然,我们这些揭帖的作者作如是观,除了肚子里力比多(libido)过于丰富之外,有文化的隔膜在里面起作用。有时候,这种文化上的隔膜甚至翳闭了人们的眼睛,让他们在观察的时候出现幻觉,比如在有的教案里,某些打更的村民就作证说,他们亲眼看到教堂里传教士和男女五六十人,“同卧在地,名曰采精”。
更大的隔膜发生在教会的育婴堂里。育婴堂本是教会的公益事业,这种公益中国某些地方也有,只是不太普遍,而且在晚清的衰世,就更显得奄奄一息。西方教会大规模进入之后,在医疗、救济、抚养孤儿方面往往刻意下功夫,虽然目的不过是为了“中华归主”,但却也让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贫弱无助的弱势者得了不少实惠。只是天主教育婴堂的嬷嬷们,往往对弃婴的灵魂比对他们的生命更关心些,以至于收来弃婴之后,往往更热心给他们洗礼,而不是赶紧医治或者喂养。由于收的弃婴本来就很弱,往往一番折腾后,咽气者甚多,所以育婴堂的儿童死亡率很高。育婴堂不得不将他们集中掩埋,一个棺材多个死婴,或者一个墓坑埋一堆。
原本弃婴东一个、西一个地丢着,无论是狼叼去了还是狗吃掉了,谁也不会注意。可是这么多死婴集中在一起,未免有些“触目惊心”,于是各种“故事”就出来了。首先弃婴的来源受到了怀疑,有些人认为教会通过“拍花”的方式偷人家孩子,只要什么地方出了一桩儿童走失事件,那么大家就会传的沸沸扬扬,好像出现了一支拍花的大军偷走了无数孩子似的,而这个大军就出自育婴堂。育婴堂偷婴儿干什么呢?这就需要国人的想象力了,好在国人在这方面一向特别擅长,于是故事出现了特别恐怖的情节,说是育婴堂偷走婴儿是为了挖心肝做药,还挖眼睛,据说是可以制成药水,点铅为银,而且只有中国人的眼睛才能如此,外国人的眼睛不中用。
人命关天,这种隔膜导致的后果往往特别严重,那一时期,很多大规模的教案都是因此而起的,一起就出人命。时常有人拿着婴儿的小鞋狂呼乱叫,只要有人发现了育婴堂的墓地,就会出现一阵骚乱。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与此有关,不仅搭上了几十个嬷嬷和传教士,而且连法国领事丰大业的命也送掉了。当然,天津的事情跟别处有点不一样,那里的育婴堂,嬷嬷们特别热心,为了收弃婴,居然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手续费,就是为了这点微末的手续费,竟然有混混去偷人家孩子送去。传说中“拍花”的因果链,就这么连上了。
当然,不误会的教案也很多,最多的往往跟唱戏有关。那时节,农村的人们没有别的娱乐活动,请人唱戏要算最热闹的事儿。过年过节唱,办事情唱,有的时候为了求雨也要唱。中国人请戏班子唱戏,虽然都是为了给自己看,名义上却非说是给神看,因此戏台往往搭在庙宇的前面。可是,这种名为娱神实为娱人的活动,却让某些教会人士(主要是天主教)神经过敏,被视为“偶像崇拜”(显然是庙里的泥胎作怪),严禁教民参与,而且还特地为此从总理衙门讨来了一纸赦令,允许教民在这种活动中可以不出份子(这种活动都是村民自己凑份子)。在农村,唱戏是一种社区的“集体活动”,如果不参加,就意味着不合群,甚至是跟众人对着干,这样做,难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况且,在那时的中国乡村,平日的生活的娱乐活动,唱戏是必不可缺的,教民也是村民,他们同样需要戏剧来排遣解闷,这种欲望有时甚至并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够恪守规矩,他的家人亲戚,在锣鼓喧天的时候,未必能抵挡得住诱惑,如果也跑出来看上几眼,那么教民就成了占大伙便宜的人,白眼不免会变成嘲骂。如果是求雨活动,唱完戏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这个雨当然不可能只下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么参加求雨的人则不平衡——教民这个便宜占的更大了,由相骂进而开打,教案就这么闹起来了。
因唱戏引起的教案,虽然多,但规模往往都不大,毕竟,两边的利害冲突不大,而一些庙产纠纷则冲突要激烈得多。中国北方农村的村头巷尾,都有庙,里面供着关公、观音、玉皇、水母娘娘之类的神,这些庙有很大部分是没有人经管的,里面既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而且庙产往往没主,弄不清那块地皮和地上房屋产权属于谁,实际上,它应该属于村民的公产。但是在教会的扩张过程中,教会在寻找建教堂地皮的过程中,往往冒出某些无赖,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骗说这些无主的庙宇是他家的产业,然后把它卖给教会。待到教会真的在自己“买来”的产业上拆庙动工盖教堂时,村民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大哗。虽然这些破庙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没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将之拆掉,变做另外一种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途,大家的神经就都紧张起来。神庙的镇压作用,辟邪作用都从人们的记忆深处冒出来了,人们甚至还记起了这些神庙当年是如何的灵验,这些神佛是如何的神圣,如果听任洋人拆毁,将会给村庄带来怎样的灾祸等等。由于兹事体大,这种教案纠纷往往闹的时间特别长,争、闹、打、打官司,然后再争、闹、打,往往会闹上十几二十年。著名的山东冠县梨园教案,就是民教双方争夺该村的玉皇庙的庙产引发的。
当然,有的时候,误会和不误会往往搅在一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津教案,闹起来的时候,有四个根本不相干的俄国人在乱中被杀,可抓来的疑犯,每个人都供说,他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闻说“外国人打官闹事(指法国领事丰大业因教案咆哮北洋大臣衙门事),心生气忿”,因此前去救护的。其实呢,这些混混无非是在趁乱打劫。事变中,四个俄国人的财物都被抢走,其中一个俄国女人戒指被抢,连指头都被剁掉。还有很多规模很大的教案,其实就是由于某些匪类觊觎教会的财产,因此利用误会,制造谣言,说教会拐卖儿童,挖心摘眼,再举出“物证”一只童鞋之类的东西,往往就会闹出大事来。
无论误会还是不误会,教案的主导者往往都是乡绅或者其他乡社组织(包括帮会)的首领。像做过湘军将领的湖南人周铁汉这样特别富有卫道情绪的乡绅,当然也有,不过更多的乡绅反教,主要是看不惯乡村崛起另外一个文化和威权中心,分享了他们的世袭权力。大多数教案,如果前台没有乡绅领头的话,追究下去,背后都有某些乡绅在起作用。遍查教案档案和地方志,留下来的打教揭帖,多半出自读书人之手,有的还是八股体,读起来抑扬顿挫,合辙押韵。不过,乡绅毕竟要跟着官府走,只要官府不同意甚至制裁他们的闹教打教行为,他们多数都会识趣地偃旗息鼓的。即使倔犟如周铁汉,官府要想制住他也并非难事。
但是问题是,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政府对这种在武力压迫下的开禁,始终耿耿于怀,对挟坚船利炮进入的洋教,往往怀有最大的警惕。在朝廷中,也许像贵州提督田兴恕,广西西林知县张凤鸣这样对基督教持赤裸裸地强硬态度的官员,并不多见,但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叶,利用民间的反教情绪暗中抵制,始终是清朝对于基督教的既定政策。以往,人们对于教案往往有种说法,认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国的地方官往往向着传教士和教民,甚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对县太爷颐使气指。显然,这种情况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我所看到的教案档案,凡是教案的官司,一开始官府几乎都向着民方,有时甚至直接出面收集不利于教方的证据,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绝不稀奇。一个案卷,看前面,整个官司一面倒地倾向于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证词是真实的,给人感觉好像教会方面简直十恶不赦。但是看着看着,突然之间,风向转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后结案,多半是民方败诉,该抵罪的抵罪,该赔偿的赔偿。很明显,这是传教士通过外国领事或者公使,把状告到了总理衙门的缘故。当然,这种外力借强权干预中国司法的行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的地方官葫芦僧乱断葫芦案,往往一入手就在主观上断定教会方面理屈,好像也大有问题。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那些非常明显的荒唐事,比如挖心剖肝,采生割析之类的控告,官府从不做分辨,一味听信,等到外国干涉了,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于案件审理前倨后恭的状况,官府却不做任何解释,让打官司的民方觉得,官府只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才枉法曲断的。在查阅教案卷宗时,我发现,非教民最热衷的官司,往往是那些缘由荒诞不经的事件,发生了瘟疫,教民偷偷往井里放漂白粉(因为当时的瘟疫主因之一就是饮用水不洁),会被当成往井里下毒,天旱不雨,会认为教会做法,止住了云雨。拐卖婴儿的事情已经不需要说了,反正只要机缘凑巧,一切都会被一般民众当成充分的理由,去兴讼,去打闹,甚至去杀人放火。官府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民众负屈含冤的心理,从而使得民众的反教情绪日趋严重。只要某个地方民教双方打过官司,这个地方双方的冲突就会加剧,某些原本民教相安无事的地方,只要打过官司,哪怕仅仅是误会,那么就会由此变成民教冲突高发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的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原本相亲相善的民教,就是由于一场因合作引发的误会。打完官司,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事实上,尽管在外国压力下不得不惩罚闹教打教的人,官方却一直在刻意培养这种来自民间的敌意,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民气”始终是他们对付外国的一种资源,所以必须要让“民气可用”。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官方对“民气”的一次大利用。在这次大利用中,虽然对外国人的文化隔膜和冲突,甚至种族的分野与歧视(比如洋人的毛发和肤色眼睛颜色,都成为点燃敌意火种)都被动员起来,但跟中国知识界自甲午战争以来兴起民族主义思潮,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它呈现出一种落后、排外、向后看的强烈倾向,这种倾向,是受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向后转的清朝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使得国家像失控的列车,脱轨而去。
误会是可以消除的,不误会的冲突,也可以化解,不同文化之间有交流,就会有误会和不误会的冲突,如果某种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介入,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从东罗马时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的行进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中国政府喜欢与否,中国都不可能将之关在门外。基督教“中华归主”的目标也许听起来有点令人不悦,但他们毕竟不是真的要占我们的土地,颠覆我们的政府。而且,无论再怎么强势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人们信教。因此,为了培养敌意,在今天还不顾历史事实,甚至重复当年打教讹言的说法,叙述当时的历史,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经告诉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