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于“教训”的形式，蒋介石认为第一步进行宣传，搞精神讲话，因为“宣传就是教育，我们以后要造就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都不能不从宣传人手。”要随时随地“讲演我们党的主义，政府的命令，和现在的时局情形，使他们明白党的主义，革命的意义。”而且，还要特别注意所谓宣传的神秘性，也就是说，在宣传某个人物的时候，用各种方法来提高他的信誉与声望，“说得他如同一个神仙一样”，当然，这个人物自然非他蒋介石莫属，也就是说宣传要达到神化蒋介石的目的。
第二步要在潜移默化上下功夫。蒋介石不无神秘地说：“中国政治学家常用‘潜移默化’四个字，这四个字固然也有很大的毛病，但在政治上稍有手腕的人，无论对部下或对上官，总是选择机会，适用时机，可以讲话的时候便讲话，不可以讲话的时候就不讲，他这样的行动和态度，却可以使得上官和部下在无形中间，不用讲话，不动声色，而使他们的习惯改变过来”。蒋介石所谓的“潜移默化”实际上就是耍政治手腕和权术，显然，这样的教育或者宣传无疑意味着欺骗。
第三步是要用教育者的人格进行感化。蒋介石说：“拿我们的人格来感化每一个部下，使部下的心和我们做长官的心感通融结，而成为一体，这决不是多发几块钱，多施一点惠，或放宽一点，随便可以收买得到的。”人格感化，就意味着教训别人的人首先以身作则，各级官长要以身作则，率先作忠于蒋介石的表率，实践礼义廉耻，这样做会使整个集团更加牢固。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稳了兵自然会稳。
关于“保育”，蒋介石的意思是象保姆带小孩一样，从吃饭穿衣带起、教起，把受教对象育成成人——合乎统治需要的人。蒋介石为什么会对保姆的行当发生了兴趣，一连叠声地嚷起什么“保育”来了呢？这是因为他不知怎么一来就有了一个不是发现的发现：“你看普通人无论父母怎么骂，怎么打，儿女那里有怨恨他的父母，或是离开他的父母而自己先逃的？这是什么原因？没有旁的，就是因为父母生了儿女以后，教他吃饭，教他穿衣，教他如何走路，教他一切的言行，因此儿女与父母除先天的血统关系以外，更因后天的养育，而发生了一种固结不解的感情。”原来“育”有利于维系。所以当官的不但要教，而且要从生活方面进行养育和保育，从吃饭穿衣甚至叠被铺床教起，务必使老百姓和普通士兵规规矩矩地走路，规规矩矩地说话，规规矩矩地做一切事情，完成“从实际的基本生活，即食、衣、住、行几项起，实践礼、义、廉、耻，做一个完全的人”的过程。蒋介石大张旗鼓张罗了许多年的“新生活”运动，从教育的角度说，就是一种“从食衣住行达到礼义廉耻的保育运动”。蒋介石想通过这种“保育”，把他的道德教化渗入于社会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之中，使日常行为与道德行为发生直接联系。贯道德准则于日常行为之中。
然而，尽管蒋介石几乎把道德灌输与培养视为与教育的同义语，但他的政府和军队却在厉行着另一种的“人格感化”，忠于个人往往和腐化和贪婪相关连，品德的清廉却往往为统治者放心不下，封建体系的维系规律，就是这样演出着自己的二律背反。
人为地设计一种板核程序化的生活模式令老百姓遵行，到不失为独裁者的一种美妙玄想，然而无论花多大气力去教育，这种努力在本来就千差万别并带有巨大惯性的社会生活中除了化为泡影外，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煞有介事的“新生活运动”，就如冯玉祥鄙夷的那样：“只不过多添一种官样文章而已”。①（《冯玉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3、武化论
****在多事多难的近代中国，是以一代精英的弃文习武，一代风气的重武轻文开始，以几代军阀肆虐为终结的，影响深远波及甚广的社会思潮。它最初的信奉者，多半为在列强凌辱下矢志雪耻的爱国志士，然而，思潮的演进却远离了信奉者的初旨，除了导致中国大地刀兵纵横和暴虐的，军人专制外，留下的只是国愈弱、耻愈深的残局。
蒋介石当年也曾是千万个投笔从戎，幻想军事救国的热血青年之一，为学得一点可怜的军事知识，而日复一日地爬冰卧雪，刷洗马匹，忍受老兵的虐待和军官的责骂。也曾真诚地相信日本的武士道和普鲁士的尚武精神，能使中国由弱转强。然而，当他真的拥有权力，可以在全国推行所谓“军国民教育”，提倡“铁血”精神的时候，他所推行和提倡的，已经和当年的初衷有了天壤之别，内容与形式均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的武化教育，成为蒋介石强化反动统治，严格对军队控制，造就无头脑的战争机器的反动措施之一。
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尽管对西方民主思潮颇有反感，但对西方世界残暴和非人道的思想却有着浓厚的兴趣，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到希特勒的***主义，无一不是蒋介石着目的对象，他认为中国民族有三大弱点：“第一，不肯守秩序，守法律，而且对内没有服从性，不肯听党的命令；第二，光是消极的抵制，而无积极作为的能力，亦不肯积极的进行；第三，就是怕外国人”。所以就得加强一点军事化教育，培养组织和服从气质，以西方极权主义精神来改善中国国民素质。当然，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毕竟是道学面孔的蒋介石，即使他喜爱的“西学”也要中国化，儒家化一下才能从他嘴角冒出来。
正象历代统治者总是不断给孔子变换“行头”一样，蒋介石扮出了一个****面目的孔子，硬把所谓军国民教育的发明权派给孔子。他认为：“我们今后一切的教育要有一个中心目标，就是要养成‘军国民’的风尚，我们救国民教育。亦就是‘军国民教育’。”进一步，“什么叫军国民教育呢？照从前德国俾士麦宰相说的，所谓‘铁与血’为军国民教育的精神；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古来军国民教育不仅是‘铁与血’，还是重在‘武德’与‘武艺’，这才是完全的军国民教育。”蒋介石认为，这种完全的军国民教育就是孔子的“六艺教育”，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按蒋介石的诠释：“礼即处事 ，接物一切合理的态度与规矩”，是礼义廉耻之礼，是合乎义理之礼；乐指音乐，具体地说指国歌，党歌的演唱；射指射击，也含有锻炼精神养性的意思；御，古代指驾车，今天为开汽车；书指书写；数即计算。六艺教育即这六项技能的培养，因而蒋介石断言，“所以我说孔子的教育，完全是文武合一，才德兼修的军国民教育。”还说：“我们中国从前的教育，有六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礼、乐、射、御、书、数，无论那个人，从小到老，没有不是在这‘六艺’上用功，以求精进。现在我们要做一个革命的干部，要做一个现代的国民，我以为还是要注意这六件事”。在这里，我们不能怪蒋介石削足适履地把孔夫子硬塞进“军国民教育”这只鞋里，也用不着与他争辩孔子的六艺教育原本就是一种贵族教育，根本扯不到“无论那个人”更谈不上“从小到老”。蒋介石在所谓“军国民教育”中强调的是“武德”，把孔子扯进来也就是要强调“武德”。武德之中“礼”当先，因为“无论孔子讲六艺，与管子倡四维，都以礼为首，可见礼是为学与做人的第一要件，亦即基本教育之中心，至于书数之学术，还在最后，乃为技艺之末。”礼就是秩序，武化的目的，就要国人都象军队那样听令守礼。武德的精神为“严”字，蒋介石说：“因为‘严’字是维持军队本身生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普通人要想做成一个正正堂堂的人，也不能离开‘严’字，无论个人的言行举止，无论处世接物或统带部下，都不能不整肃严明。否则，遇事苟且糊涂，或宽假姑息，结果便不免于纷乱，以至于败亡。”这里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由“严”而致“礼”的武化教育，就是为了免于“纷乱”而“败亡”。
Ⅳ 蒋介石的维系伦理观
中国传统政治是伦理型政治，谈政治涉及伦理，谈伦理又关联政治，五伦之中，政治关系的君臣与伦理关系的父子掺合在一起，君臣之忠与父子之孝也成了一义的两面，道德的说教往往淹没了政治的意图，统治者们花在道德体系的建设与修补的气力常常比用在施政上的大得多。以传统文化嫡传自居的蒋介石，自然也跳不出这个窠臼，他认定：“政治条件虽然包含着军事、经济、文化的种种，但政治的基础，实在是建筑在伦理上面，这样的政治，才是最有根底亦最为完善的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他的作为政治理论基础的伦理观是一副什么样子。
1、结构论
以君臣父子为主干的封建伦理关系，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依据，伦理关系的排列结构，本身就蕴含着纲常礼教的指向。中国传统伦理理论中的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亦称五伦）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概念，它既包含了传统伦理的道德符号，仁义礼智信，又是一种搭接政治与伦理关系的伦序。这个伦序和附着其上的道德符号，多少年来，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地震水灾，始终作为一种超稳定的内在社会结构留存下来。
作为近代一系列欧化过程的一个转折，辛亥革命打散了这个古老长寿的伦序，引入的欧化政体再也没了王权的位置，虽然在此后的38年里，不论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老百姓的心理亡，事实上的“皇帝”并没消失，甚至还正正经经地演过两次“皇帝”闹剧，然而“君”的名份连同这个名份上的光晕却永远地在老百姓的视野中消失了。大大小小强梁的土皇帝，在抄“家谱”的同时不约而同地会感到某种莫名的缺憾，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愚蠢的，就妄想用再温帝王梦的行动来填补它；聪明的，往往在“君臣”的词义上作文章。我们曾提到过吴佩孚的妙作，然而，跟蒋介石比起来，吴的努力只好算作小巫见大巫了。
伦理是什么？蒋介石认为，伦理“照中国文字的本义说：‘伦’就是类，‘理’就是纹理；引伸为一切有条贯、有脉络可寻的条理。是说明人与人的关系，这中间包括分子对群体的关系，分子与分子间相互的关系，亦即是人对于家庭、邻里、社会、国家和世界人类应当怎么样，阐明他各种关系上正当的态度，诉之于人的理性而定行为的标准”。好一个冗长罗嗦的定义！简单点说，不过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行为标准罢了。关键是这个标准住哪里，这关系列按什么样的标准来架构伦理的结构。蒋介石对发霉的故纸堆一向有不懈的兴趣，不要嫌物色旧，蒋介石说：“人凡古朽，它的伦理很多，并且有许多古词，今门看之，不免带有封建意味，但其中关于政治伦理一般的原则，是不会变的”。又说“你们去读这些书时，一定看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名词很多，一般唯物论者就专门从这些字眼上来批评，殊不知道现在的书，许多名词虽改，而其精神仍与从前一样，所以天下之至理，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垂诸百世而不变。”
四海皆准百世不变的天下至理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或曰五常）。也就是中国传统伦理和蒋介石伦理的基本结构。蒋介石认为：“中国伦理哲学的精要在于五达道——这就是五伦；实在是阐明人生个人对于其他份子的正当关系而课以积极责任的教条，也可以说是规定群己关系的标准。”
首先，“五论中的君臣关系，表面上看，现在似已过去不适用，但实际在解释上不可拘泥于一义”。按蒋的意思，“君”的含义是可以含混一点的，“不外是所尊敬所寄托的意思”或“乃是指居统率地位的人而言”。如果叫起真来，拿到台面上去，就可以说君臣关系“就是国民对国家（国民是臣，国家是君）或公务员对国民（公务员是臣，国民是君）的关系。”然而国家的象征是他蒋介石，国民的代表也是他蒋介石，所以实际上，按他蒋介石的道理，国民和“公务员”（各级官吏和部将）都是他的臣，都“应当贯彻以忠的精神”，甚至“象欧洲殉教徒一样的衷肠来服从领袖，使领袖的伟大精神如太阳光辉，如明珠宝璧那样普照于天下。凡是为了执行领袖的命令或意旨，一切困难险阻，都要不辞劳怨，勇敢地予以克服，为着领袖虽牺牲个人生命，也是最大的荣誉。”①（陈诚《服从领袖的真谛》。）虽然有一点小小的转折，君臣天系还明确得不能再明确了，关键在于“名词虽改，而其精神仍与从前一样。”
其次，“至于父子、夫妇，兄弟的家庭关系，虽不必如宗法时代那样规定的呆板，但家齐为国治之本，在责任观念上并没有今古的不问”，特别是“子弟在家庭中的地位与责任，和你们在国家的地位与责任，虽有范围广狭之不同，其中道理并无二致。”虽说到了“民国”时代，但子弟也只好听命于父权，妇女也只好俯首于夫权，满足于“持家教子，知礼明义”，因为“未有不孝于家而能忠于国者”，故尔“女子与小人”就只好委屈一点喽。
五伦的前四伦都刻板地依着古训，到第五伦，蒋介石突然“宽松”起来：“朋友一伦则应推而广之为对同志、对同胞的关系，而应贯以信义仁爱和平的精神，竭力尽互助、互信、生死、患难与共的本份。”五伦中朋友一伦，实际上是乡土意以往典籍文化中的投影，它没有服从义务，也较少等级色彩，对蒋介石来说，这一伦可以用来协调集团成员间的关系，作为“群育”的某种精神。
理顺封建伦理结构，是蒋介石所谓“伦理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把原有的传统伦理结构关系进行一番保存精神，改换名词的修补与重组，蒋记依附道德理论就可以依此陡升了。
2、四维论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一句蒋介石最热衷和使用频率最高的格言，终蒋之世，他的著述、演讲、文告乃至家书，至少一半以上都带有“四维”字样。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原来就是因为有礼义廉耻，礼义廉耻就是所谓人性，如果丧失了这个人性，不能实实在在做到礼义廉耻，那就是所谓衣冠禽兽，与一般禽兽没有分别，”四维不张，非但国将不国，而且人将不人了，真是非同小可。
“四维”的说法见之于《管子》，《管子》所谓的礼义廉耻四维，与儒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的后四德不同，不是一种纯伦理范畴的德行，而主要是四种统治效应，着眼点在利；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第一》）张四维关键在从民之四欲，佚民，富民，安民，育民。而蒋介石嘴里的四维，则完全是一种道学化的四维，他一反管子之道以为：“盖有‘礼义廉耻’之社会，衣食不足，可以人力足之，仓廪不实，可以人力实之。”他的四维，其实是“四德”，是某种统摄兼容所有儒家儒行的“简单明切”的概括。蒋介石认为：“其实无论‘礼义廉耻’，无论‘孝弟忠信’，无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或是‘智信仁勇严’，虽然德目之多寡，与文字之标示各不相同，而其所指之真实意义，都是互相包涵，互相关连，可以彼此发明，贯通一致的”。“四维”不过是蒋介石最感兴趣的道德符号而已，因为“维”的说法实在是形象极了，蒋介石也许就是想用这种无形的“维”，把他的党国“维”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