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因为嘲弄取笑而直接导致两国开战的。春秋时期，晋国的郤克与鲁臧、孙许同时出访齐国，齐君的母亲肖和她的侄子踮起脚来偷看来访的使君，使君中有的是瘸子、有的是瞎子。于是齐国安排瘸子接待瘸子，瞎子接待瞎子，肖和她的侄子见此情形便笑了起来，不想被使君听到了。晋国这两个出使的大夫回国后，便一起率领军队和齐国在鞍大战。结果齐国军队惨遭大败。这就是因为嘲弄侮辱别人而招致的国祸。
那些嘲弄侮辱别人却没有遭到恶报的,也不是没有。如唐朝的高固，很长时间官居闲散的位置上，多次被同伴嘲讽取笑，等到他被任命为邠宁节度使，那些先前嘲笑他的人多数害怕起来。然而高固一概不计前嫌。宋朝的孙文懿，眉州人，年轻时家里很穷，想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自己到县衙开取推荐文书。县尉李昭言对他开玩笑说：“像你这种人去京城赶考的有几个？”没想到最终孙文懿以第三名的成绩金榜题名，后来到审官院任职。那个叫李昭言的，因有调任奉命去拜见孙文懿，心里非常害怕，以为孙文懿不会忘记自己先前调笑他的话。哪知孙文懿特意差遣李昭言去做眉州知州。像这类情况，受嘲弄侮辱的人固然豁达大度，但嘲弄侮辱别人的人却整天担惊受怕。既然如此，那么当初何苦那样乐意于做嘲弄侮辱别人的事呢？
所以，无论从道理上讲，还是以事实来检验，嘲弄侮辱别人的言行都不能不禁止，这是很清楚的。
（戒谤毁）
人皆有是非之心：是曰是，非曰非，宜也。人皆有善善恶恶之情：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宜也。唯是一事之是非，一人之善恶，其关系至为复杂，吾人一时之判断，常不能据为定评。吾之所评为是、为善，而或未当也，其害尚小。吾之所评为非、为恶，而或不当，则其害甚大。是以吾人之论人也，苟非公益之所关，责任之所在，恒扬其是与善者，而隐其非与恶者。即不能隐，则见为非而非之，见为恶而恶之，其亦可矣。若本无所谓非与恶，而我虚构之，或其非与恶之程度本浅，而我深文周纳之，则谓之谤毁。谤毁者，吾人所当戒也。
吾人试一究谤毁之动机，果何在乎？将忌其人名誉乎？抑以其人之失意为有利于我乎？抑以其人与我有宿怨，而以是中伤之乎？凡若此者，皆问之良心，无一而可者也。凡毁谤人者，常不能害人，而适以自害。汉申咸毁薛宣不孝，宣子况赇客杨明遮斫咸于宫门外。中丞议不以凡斗论，宜弃市。朝廷直以为遇人，不以义而见疻者，宜与疻人同罪，竟减死。今日文明国法律，或无故而毁人名誉，则被毁者得为赔偿损失之要求，足以证谤毁者之适以自害矣。
古之被谤毁者，亦多持不校之义，所谓止谤莫如自修也。汉班超在西域，卫尉李邑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章帝怒，切责邑，令诣超受节度。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干谓超曰：“邑前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北齐崔暹言文襄宜亲重邢劭。劭不知，顾时毁暹。文襄不悦，谓暹曰：“卿说子才(劭字子才)长，子才专言卿短。此痴人耳。”暹曰：“皆是实事。劭不为痴。”皆其例也。虽然，受而不校，固不失为盛德；而自施者一方面观之，不更将无地自容耶？吾人不必问受者之为何如人，而不可不以施为戒。
［译文］
人人都有是非判别的心理：对的就说对，错的就说错，这是应该的。人人都有赞好、憎恶的情感：善待好的，憎恶坏的，这也是应该的。只是一件事情的是与非，一个人的善与恶，其中的关系很复杂，我们一时的判断，往往不能作为定论。我们所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善的，但有时并不恰当，这种不恰当的判断所造成的害处不会很大。而我们所作出的判断是错误的、恶的，如果不恰当，那么它的害处就会很大。所以我们评判一个人，只要不是关系到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就应该坚持宣扬他的对与善的地方，而掩盖他的错与恶的地方。即使不能掩盖，那么发现他的错误之处就予以否定，发现他的恶处就予以责罚，这也是可以的。如果一个人本身没有什么错与恶，而是我为他凭空虚构的，或者这个人错与恶的程度并不严重，而是我对他故意夸大其词，那就是对他的诽谤。诽谤，是我们应当禁止的。
我们试着来探究一下诽谤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是嫉妒别人的名誉吗？还是以为别人的失意对自己有利？还是别人与自己有宿怨，便以诽谤来中伤别人？所有这些，我们不妨叩问自己的良心，没有一个是可以做的。凡是诽谤别人的人，常常害不了别人，到头来却自己害自己。汉代申咸诽谤薛宣不孝道，薛宣儿子薛况的门客杨明，在宫门外打伤了申咸。御史中丞认为这件事不能以平民百姓间的争斗来定论，要把薛况处以死刑。但朝廷大臣以为，申咸是因为没有以正直之心去对待别人而遭到报复，他应该与施加报复的人同罪论处，最后薛况竟被免除死罪。今天文明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如果有人无缘无故毁坏别人名誉，那么受毁者有权要求对方给予赔偿，这足以证明诽谤者刚好自己害自己。
古时那些被诽谤的人，大都也采取不申辩的态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阻止别人的诽谤最好的方法莫过于首先加强自身修养。汉代的班超受命出使西域，卫尉李邑向皇帝上书，陈述班超经营西域的事业不可能成功，又极力诋毁班超，汉章帝大为愤怒，严厉斥责李邑，命令他到班超那里去接受调遣。班超就派遣李邑带领乌孙国的侍子回到京城。徐干对班超说：“李邑先前诽谤您，想破坏您经营西域的功业，现在您为什么不依据皇帝诏书把他留在西域，另派他人去送乌孙国的侍子呢？”班超说：“正是因为李邑先前诽谤了我，所以今天才派他回京城。我内心自省没有愧疚，何必怕别人的议论呢？”北齐崔暹劝文襄帝高澄亲近信赖邢劭。邢劭不知道这件事，却瞅准机会不时地在文襄帝面前诋毁崔暹。文襄帝很不高兴，对崔暹说：“你说邢劭的优点，而邢劭却专门挑你的缺点。邢劭真是个糊涂人啊。”崔暹说：“这些都是事实。邢劭其实不糊涂。”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虽然自己受到别人的诽谤却不申辩，品德固然高尚；但从诽谤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不是更加无地自容了吗？我们没有必要追问受到诽谤的是些什么人，但不能不劝诫和杜绝诽谤的言行。
（戒骂詈）
吾国人最易患之过失，其骂詈乎？素不相识之人，于无意之中，偶相触迕，或驱车负担之时，小不经意，彼此相撞，可以互相谢过了之者，辄矢口骂詈，经时不休。又或朋友戚族之间，论事不合，辄以骂詈继之。或斥以畜类，或辱其家族。此北自幽燕，南至吴粤，大略相等者也。
夫均是人也，而忽以畜类相斥，此何义乎？据生物进化史，人类不过哺乳动物之较为进化者；而爬虫实哺乳动物之祖先。故二十八日之人胎，与日数相等之狗胎、龟胎，甚为类似。然则斥以畜类，其程度较低之义耶？而普通之人，所见初不如是。汉刘宽尝坐有客，遣苍头沽酒。迟久之。大醉而还。客不堪之，骂曰：“畜产。”宽须臾，遣人视奴，疑必自杀，顾左右曰：“此人也，骂言畜产，辱孰甚焉，故我惧其死也。”又苻秦时，王堕性刚峻，疾董荣如仇雠，略不与言，尝曰：“董龙是何鸡狗者，令国士与之言乎？”(龙为董荣之小字。)荣闻而惭憾，遂劝苻生杀之。及刑，荣谓堕曰：“君今复敢数董龙作鸡狗乎。”夫或恐自杀，或且杀人，其激刺之烈如此。而今之人，乃以是相詈，恬不为怪，何欤？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怒一人而辱及其家族，又何义乎？昔卫孙蒯饮马于重丘，毁其瓶，重丘人诟之曰：“尔父为厉。”齐威王之见责于周安王也，詈之曰：“咄嗟，尔母婢也。”此古人之诟及父母者也。其加以秽辞者，唯嘲戏则有之。《抱朴子·疾谬篇》曰：“嘲戏之谈，或及祖考，下逮妇女。”既斥为谬而疾之。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徵舒之母，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徵舒似汝。”对曰：“亦似君。”灵公卒以是为徵舒所杀。而今之人乃以是相詈，恬不为怪，何欤？
无他，口耳习熟，则虽至不合理之词，亦复不求其故；而人云亦云，如叹词之暗呜咄咤云耳。《说苑》曰：“孔子家儿不知骂，生而善教也。”愿明理之人，注意于陋习而矫正之。
［译文］
我们中国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不是骂人呢？从来不认识的人，在无意中，相互之间偶然发生点摩擦，或者是驾车挑担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彼此相撞，本来相互致歉就可以了结的，却破口大骂，很长时间没有休止。还有亲戚朋友之间，讨论事情如意见不合，就相互责骂起来，或者骂对方是牲畜，或者侮辱对方祖先。这种情况，北自河北，南至浙江、广东等地，大体情形都是一样的。
彼此都是人类，却突然以牲畜辱骂对方，这是什么道理啊？根据生物进化史，人类不过是哺乳动物中进化程度较高的；而爬行动物却是哺乳动物的祖先。所以发育生长二十八天的人类胎儿，与发育生长天数相等的狗胎、龟胎十分相似。然而辱骂别人是牲畜，是嫌别人进化的程度较低吗？但一般的人，最初的看法并不是这样。汉代的刘宽曾经招待客人，派家奴去买酒。过了很久，家奴却大醉而归。客人不能忍受家奴的行为，骂道：“你简直是牲畜养的。”过了一会儿，刘宽派人监视家奴，怕家奴受骂后会自杀，他对周围的人说：“他也是人啊，你骂他是牲畜养的，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侮辱吗，所以我怕他会自杀啊。”还有前秦苻坚时，王堕性情刚直，痛恨董荣如同仇人，从来不跟他说话。王堕曾经说：“董荣是哪里来的鸡狗哦，怎么能让有识之士跟他说话？”董荣听说后羞愧难当，就劝苻坚杀了王堕。等到行刑的时候，董荣对王堕说：“你今天还敢骂我董荣是鸡狗吗？”对待辱骂，要么自杀，要么杀人，古人的选择反差如此之大。但是今天的人，却以这种方式互相责骂，还不觉得反常，这是为什么呢？
父子兄弟，罪责不应该相互牵连。因为对一个人愤怒，进而侮辱他的家族，这是什么道理呢？古时候卫国的孙蒯在重丘放马饮水，不小心让马毁坏了饮水的器具，重丘的人就辱骂孙蒯说：“你家父亲是一个暴虐的人。”齐威王被周安王责备，便怒骂周安王：“呸，你母亲是别人的奴婢。”这是古人迁怒而辱骂别人父母的例子。那些骂人的脏话，只有在嘲笑戏弄的时候才出现。《抱朴子·疾谬篇》说：“嘲笑戏弄的话，有的波及祖先，直到牵连妇女。”作者斥责这种荒谬的做法并痛恨它。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私通夏徵舒的母亲，他们在夏徵舒母亲那里饮酒作乐。陈灵公对仪行父说：“夏徵舒像你。”仪行父说：“也像你。”陈灵公最终因为说这些话而被夏徵舒杀死。但是今天的人，却以这种话相互责骂，并不以为怪，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说惯了听惯了而已，即使是最不合情理的话，也不会去追究说这些话的原因；而且人云亦云，就像是发感叹那样语气自如。《说苑》说：“孔子家的孩子不会骂人，是因为他们生来就受到很好的家教。”希望明白事理的人们，注意自己的不良习惯并加以改正。
（文明与奢侈）
读人类进化之历史：昔也穴居而野处，今则有完善之宫室；昔也饮血茹毛，食鸟兽之肉而寝其皮，今则有烹饪、裁缝之术；昔也束薪而为炬，陶土而为灯，而今则行之以煤气及电力；昔也椎轮之车，刳木之舟，为小距离之交通，而今则汽车及汽舟，无远弗届；其他一切应用之物，昔粗而今精，昔简单而今复杂，大都如是。故以今较昔，器物之价值，百倍者有之，千倍者有之，甚而万倍、亿倍者亦有之，一若昔节俭而今奢侈，奢侈之度，随文明而俱进。是以厌疾奢侈者，至于并一切之物质文明而屏弃之，如法之卢梭，俄之托尔斯泰是也。
虽然，文明之与奢侈，固若是其密接而不可离乎？是不然。文明者，利用厚生之普及于人人者也。敷道如砥，夫人而行之；漉水使洁，夫人而饮之；广衢之灯，夫人而利其明；公园之音乐，夫人而聆其音；普及教育，平民大学，夫人而可以受之；藏书楼之书，其数巨万，夫人而可以读之；博物院之美术品，其值不赀，夫人而可以赏鉴之。夫是以谓之文明。且此等设施，或以卫生，或以益智，或以进德，其所生之效力，有百千万亿于所费者。故所费虽多，而不得以奢侈论。
奢侈者，一人之费，逾于普通人所费之均数，而又不生何等之善果，或转以发生恶影响。如《吕氏春秋》所谓“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酒厚肉，务以自疆，命之曰烂肠之食”是也。此等恶习，本酋长时代所遗留。在昔普通生活低度之时，凡所谓峻宇雕墙，玉杯象箸，长夜之饮，游畋之乐，其超越均数之费者何限？普通生活既渐高其度，即有贵族富豪以穷奢极侈著，而其超越均数之度，决不如酋长时代之甚。故知文明益进，则奢侈益杀。谓今日之文明，尚未能剿灭奢侈则可；以奢侈为文明之产物，则大不可也。吾人当详观文明与奢侈之别，尚其前者，而戒其后者，则折衷之道也。
［译文］
我们来认识一下人类进化的历史：古时候的人在野外住洞穴，今天的人却有很好的住宅；古时候的人生吃动物，以鸟兽肉为食，以鸟兽皮为衣，今天的人却掌握了烹饪、裁缝的技术；古时候的人把柴草捆起来当做火炬，用陶土做灯，而现在我们却利用煤气和电力照明；古时候的人用木头做车轮，挖木做船，以此作为短距离的交通工具，而今天却有汽车和汽船作为交通工具，无论多远的地方都能到达；其他一切日常应用的东西，古时的粗糙而今天的精细，古时的简单而今天的复杂，大都是这种情况。所以拿今天与古时相比，器物的价值，有超过古时一百倍的，有超过古时一千倍的，甚至万倍、亿倍的也有，就好比古时人节俭而今天的人奢侈，奢侈的程度，随着文明的进程而加剧。所以痛恨奢侈的人，就连一切物质文明的成果都予以摒弃，如法国的卢梭、俄国的托尔斯泰就是这种人。
即使这样，难道文明与奢侈就这样关系密切而不可分离吗？情况并非如此。文明，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而对人们广泛有利。把道路铺造得像平板一样，供人行走；把水过滤干净，供人饮用；在大街上安灯，供人照明；在公园里播放音乐，供人聆听；普及教育，开办平民大学，供人受教育；图书馆的藏书成千上万，供人阅读；博物馆里的美术作品，价值连城，供人鉴赏。这就是所谓的文明。而且这些设施，有些是用来改善卫生条件，有些是用来增益人们的智慧，有些是用来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这些设施所产生的效果，往往需要消耗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亿的费用。所以虽然费用巨大，但不能认定是奢侈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