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向以不干净而闻名于世：不经常洗澡，不经常换洗衣服，随地吐痰，用袖口擦鼻涕，不洒扫道路，听任厕所散发恶臭的气味，饮用水不加以过滤澄清，有了传染病人，也不知道去隔离。上述情形，从小的方面来说是损害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从大的方面来看会造成一个地方瘟疫流行。这是我们痛心疾首的事情，希望大家都以崇尚整洁来互相鼓励。
不过，崇尚整洁也有一个分别。洗澡、洒扫，是一个人可以尽力而为的事情；公共环境的清洁，却是众人相互约定而加以实行的。如果不把握一个正常的尺度，矫枉而过正，那么它所带来的弊端也会很多。
南宋的何佟之，一天洗澡十几遍，还嫌不够多；元代倪瓒的痰盂，频繁地换水，衣服帽子经常擦拭，每天数十次，连他住房前后的树木和石头也要经常擦洗；清代的洪景融每天洗脸从早晨洗到中午还没洗完。这些都是因为太爱干净而浪费时间。
南齐的王思远，对那些登门拜访自己的客人，发现有人衣服不整洁，他就不靠近。如果来客形态庄重、衣冠整洁，他才与之促膝交谈，等到这人走了之后，他还叫来两个人轮流擦拭来客坐过的地方。南朝宋的庾炳之，来访的士大夫还没有走出门，他就让仆人擦拭客人坐过的位子；宋朝的米芾不和别人共用手巾和器具。这些都是因为太爱清洁而妨碍了别人。
如果去采访各地的风土人情，教化野蛮落后的民族，挽救孤儿穷人，治疗护理患病的人，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不得不进入不干净的地方，接触到不整洁的人。如果因为爱好整洁，就停止不前，那么文明就不能传播，人道主义也将会灭绝。汉朝的苏武被扣留在匈奴，住在洞穴中，把雪块和兽毛裹起来直接吞下去。宋朝的洪皓被扣留在金国，用马粪生火，烘熟面粉来吃。宋朝的赵善应，在路上遇见病人，就一定收养抚恤，亲自为他们煮药。瑞士的裴斯泰洛齐收留了五十多个流浪儿和孤儿，让他们同处一室进行教育。这些人与王思远、庾炳之那些人相比，怎么样呢？
况且崇尚整洁的道理，也应该从自己做起并推及别人。秦朝的苻朗与朝廷官员举行宴会，让小孩子跪着张开嘴，等宾客把痰吐到他们的嘴里，然后再出去，并称之为“肉痰盂”。不用多说，这种做法真是昧良心。南宋谢景仁居住的地方非常干净漂亮，他每次吐口痰时，就吐到左右仆人的衣服上。等每天的事情办完了，他才让仆人去洗净衣服。谢景仁的做法虽然不像苻朗那样残忍，但他仍然是放纵自己、轻视别人。汉朝的郭泰，每次住宿旅馆，都亲自洒水扫地；第二天等他离去后，新入住的客人看到这个地方，都会说：“这一定是郭泰昨晚住过的地方。”这真是值得别人效仿的啊。
（互助与依赖）
西人之寓言曰：“有至不幸之甲、乙二人。甲生而瞽，乙有残疾不能行。二人相依为命：甲负乙而行，而乙则指示其方向，遂得互减其苦状。”甲不能视而乙助之，乙不能行而甲助之，互助之义也。
互助之义如此。甲之义务，即乙之权利，而同时乙之义务，亦即甲之权利：互相消，即互相益也。推之而分工之制，一人之所需，恒出于多数人之所为，而此一人之所为，亦还以供多数人之所需。是亦一种复杂之互助云尔。
若乃不尽义务，而唯攫他人义务之产业为己权利，是谓依赖。
我国旧社会依赖之风最盛。如乞丐，固人人所贱视矣。然而纨袴子弟也，官亲也，帮闲之清客也，各官署之冗员也，凡无所事事而倚人以生活者，何一非乞丐之流亚乎？
《礼·王制》记曰：“瘖聋、跛躃、断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晋胥臣曰：“戚施直镈，蘧篨蒙璆，侏儒扶卢，矇瞍修声，聋聩司火。”废疾之人，且以一艺自赡如此，顾康强无恙，而不以倚赖为耻乎？
往昔慈善家，好赈施贫人。其意甚美，而其事则足以助长依赖之心。今则出资设贫民工艺厂以代之。饥馑之年，以工代赈。监禁之犯，课以工艺，而代蓄赢利，以为出狱后营生之资本。皆所以绝依赖之弊也。
幼稚之年，不能不倚人以生，然苟能勤于学业，则壮岁之所致力，足偿宿负而有余。平日勤工节用，蓄其所余，以备不时之需，则虽衰老疾病之时，其力尚足自给，而不至累人，此又自助之义，不背于互助者也。
［译文］
西方有寓言说：“有非常不幸的甲、乙两人。甲天生眼瞎，乙有残疾不能行走。两人相依为命：甲背着乙走路，乙就给甲指示方向，这样配合两人便各自减少了痛苦。”甲看不到东西而乙帮助他，乙不能行走而甲帮助他，这就是互助的意思。
互助的意思就是这样。甲的义务，就是乙的权利，而同时乙的义务，也是甲的权利：互相付出，即互相获益。由此推论出分工制度的原理：一个人的需要，往往是由很多人的劳动来满足的；而这个人的劳动，也能满足很多人的需要。这也是一种复杂的互助。
如果不尽义务，而只是以攫取他人的劳动成果为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依赖。
我国旧社会依赖之风非常盛行。如乞丐，当然是人人所鄙视的。然而，那些纨绔子弟、官僚亲友、帮闲清客、官署冗员等等，所有无所事事依赖别人而生活的人，哪一个又比乞丐强呢？
《礼·王制》记载道：“聋子、哑子、瘸子、残疾、侏儒，各自靠自己的能力吃饭。”晋国的胥臣说：“驼背的，让他弓身敲钟；身有残疾不能俯视的，让他拿玉磬；身材矮小的，让他表演杂技；眼睛瞎了的，让他演奏音乐；耳聋听不见的，让他掌管烧火。”残疾的人，尚且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养活自己，看看那些健康强壮没有疾病的正常人，难道不以依赖别人为生而感到耻辱吗？
过去的慈善家，喜欢向穷人施舍。他们的本意是很好的，但他们的行为却足以助长对方产生依赖的心理。现在的办法是，以出资兴建贫民工厂来代替施舍。饥荒之年，以工代赈。被监禁的犯人，让他们做工艺活，替他们把挣来的钱储存起来，作为出狱后谋生的资本。这些都是杜绝依赖弊端的好举措。
年幼的人，不得不依靠别人而生活，但是如果他能够勤奋学习，成年后努力工作，那么他完全能偿还以前所欠下的抚养资金并能有所剩余。平常他勤奋工作，节约开支，把多余的钱储蓄起来，以备日后需要，这样即便是在他衰老生病的时候，还能依靠自己的储蓄自给自足，而不至于拖累别人，这又是自助的意思，与互助并不矛盾。
（爱情与淫欲）
尽世界人类而爱之，此普通之爱，纯然伦理学性质者也。而又有特别之爱，专行于男女之间者，谓之爱情，则以伦理之爱，而兼生理之爱者也。生理之爱，常因人而有专泛久暂之殊，自有夫妇之制，而爱情乃贞固。此以伦理之爱，范围生理之爱，而始有纯洁之爱情也。
纯洁之爱，何必限于夫妇？曰既有所爱，则必为所爱者保其康健，宁其心情，完其品格，芳其闻誉，而准备其未来之幸福。凡此诸端，准今日社会之制度，唯夫妇足以当之。若于夫妇关系以外，纵生理之爱，而于所爱者之运命，恝然不顾，是不得谓之爱情，而谓之淫欲。其例如下：
一曰纳妾。妾者，多由贫人之女卖身为之。均是人也，而侪诸商品，于心安乎？均是人也，使不得与见爱者敌体，而视为奴隶，于心安乎？一纳妾而夫妇之间，猜嫌迭起，家庭之平和为之破坏；或纵妻以虐妾，或宠妾而疏妻，种种罪恶，相缘以起。稍有人心，何忍出此？
二曰狎妓。妓者，大抵青年贫女，受人诱惑，被人压制，皆不得已而业此。社会上均以无人格视之？吾人方哀矜之不暇，而何忍亵视之。其有为妓脱籍者，固亦救拔之一法；然使不为之慎择佳偶，而占以为妾，则为德不卒，而重自陷于罪恶矣。
三曰奸通。凡曾犯奸通之罪者，无论男女，恒为普通社会所鄙视，而在女子为尤甚，往往以是而摧灭其终身之幸福：甚者自杀，又甚者被杀。吾人兴念及此，有不为之慄慄危惧，而悬为厉禁者乎？
其他不纯洁之爱情，其不可犯之理，大率类是，可推而得之。
［译文］
关爱全世界的人，这是普遍意义上的爱，纯粹是伦理学的性质。还有特别的爱，专门发生在男女之间，叫做爱情，这种爱既有伦理之爱，也有生理之爱的成分。生理之爱，常常因人不同而有专一与分散、长久与短暂的不同。自从有了夫妻制度，爱情才变得忠贞牢固。这是以伦理之爱，包含了生理之爱，而开始有了纯洁的爱情。
纯洁的爱情，为什么一定要限于夫妇之间呢？我们说既然爱对方，那么就一定要保护所爱的人身体健康，让对方产生安全感，完善对方的品格，美化对方的声誉，并为对方未来的幸福做好准备。凡此种种，以今天的社会制度来衡量，只有夫妻双方足以担当。如果在夫妻关系之外，放纵生理上的欲望，而对于所爱之人的命运漠不关心，这是不能称为爱情的，而是淫欲。举例如下：
一是纳妾。小妾，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女子卖身而为。同样是人，她们却变成了商品，我们内心能安宁吗？同样是人，却不能使她们与被爱的人平等，而被看做奴隶，我们内心能安宁吗？一旦纳妾，那么夫妻之间就会猜疑丛生，家庭的平和氛围被打破。纳妾者或者是放纵妻子虐待小妾，或者是宠爱小妾而疏远妻子，种种罪恶的行为由此而产生。稍微有点良心的话，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二是嫖妓。妓女，大多是穷苦的青年女子，受人诱惑，被人压迫，都是迫不得已而以此为业。社会上的人难道都不把她们当人看吗？我们同情可怜她们还来不及，哪里忍心对她们动邪念呢！有的人用钱把妓女赎出来，固然是救助她们的一种方法；但是赎身后如果不慎重地为她们选择配偶，而是霸占她们作为自己的小妾，那就是善事没有做完，而又让自己重新陷入了罪恶。
三是通奸。凡是犯有通奸罪的人，不论男女，都为全社会所鄙视，对于女性尤其如此，往往因此而毁掉她终身的幸福，严重的选择自杀，更严重的甚至被杀。想到这些，我们能不害怕得发抖，并以此为戒、严禁通奸吗？
其他不纯洁的爱情，不应当发生的道理，大体上和上面类似，可以通过推论而得到。
（方正与拘泥）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盖人苟无所不为，则是无主宰，无标准，而一随外界之诱导或压制以行动，是乌足以立身而任事哉，故孟子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又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言无论外境如何，而决不为违反良心之事也。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谓视听言动，无不循乎规则也。是皆方正之义也。
昔梁明山宾家中尝乏困，货所乘牛。既售，受钱，乃谓买主曰：“此牛经患漏蹄，疗差已久，恐后脱发，无容不相语。”买主遽取还钱。唐吴兢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说屡以情蕲改。辞曰：“徇公之请，何名实录？”卒不改。一则宁失利而不肯欺人，一则既不诬友，又不畏势。皆方正之例也。
然亦有方正之故，而涉于拘泥者。梁刘进，兄献每隔壁呼进。进束带而后语。吴顾恺疾笃，妻出省之，恺命左右扶起，冠帻加袭，趣令妻还。虽皆出于敬礼之意，然以兄弟夫妇之亲，而尚此烦文，亦太过矣。子从父令，正也。然而《孝经》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孔子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不陷父于不义。”然则从令之说，未可拘泥也。官吏当守法令，正也。然汉汲黯过河南，贫民伤水旱万余家，遂以便宜持节发仓粟以赈贫民，请伏矫制之罪。武帝贤而释之。宋程师孟，提点夔部，无常平粟，建请置仓；遘凶岁，赈民，不足，即矫发他储，不俟报。吏惧，白不可。师孟曰：“必俟报，饥者尽死矣。”竟发之。此可为不拘泥者矣。
［译文］
孟子说：“一个人首先要有不能做的事，然后才有应该做的事。”大概我们如果什么都去做，那就是没有主张，没有标准，而完全受外界的诱导或逼迫来行动，这样是不能够站稳脚跟、担当大任的。所以孟子说：“上不愧对于天，下不愧对于人。”他又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决不做违背良心的事。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东西不看，不合乎礼的传闻不听，不合于礼的话不说，不合于礼的事不做。”这句话是说我们看、听、说、做等一切行为，都要合乎道德规范。这都是做人要正直的道理。
南朝梁人明山宾，家中曾经非常贫穷，为了生计他把自己所骑的牛卖了。卖完拿了钱，他对买主说：“这头牛曾经患过漏蹄病，治好很久了，我怕它以后旧病复发，不能不告诉你。”买主听后急忙退了牛，把钱拿回去了。唐朝的史官吴兢与刘子玄，写好了武则天实录，其中叙述了张昌宗引诱张说诬陷魏元忠的事。后来张说做了宰相，读到这段故事，心里不痛快，知道是吴兢写的，就装作很自然地对吴兢说：“刘子玄写魏元忠的事，有不少是虚假的，怎么办？”吴兢说：“刘子玄已经死了，不能在地下还受到诬陷。那段事是我写的，草稿还在我手里。”张说多次以私情求吴兢改写这段故事。吴兢拒绝说：“如果我遵照了您的请求去作修改，那还叫什么实录？”最终没作改动。一个是宁可失去利益也不肯欺骗别人，一个是既不诬陷朋友又不畏惧权势。这都是刚正不阿的例子。
然而，也有因为过于方正，而显得死板教条的。南朝梁代的刘进，他哥哥刘献常常隔着墙壁呼唤刘进，刘进每次都要系好衣带端正礼仪后才跟他说话。三国时吴国的顾恺有一次病得很厉害，他的妻子出来看他，顾恺让旁边的人把他扶起床，戴好帽子穿好衣服，然后催促妻子赶紧回去。虽然这些行为都是出于尊敬和礼貌，但以兄弟夫妻这样亲密的关系，都这样拘泥于烦琐的礼节，也太过分了。儿子听父亲的话，这是正确的。然而《孝经》说：“父亲有敢于提意见的儿子，就不会做出错误的事情。”孔子说：“小的惩罚就接受，大的惩罚就逃走，这是为了不让父亲因过度惩罚自己而犯错。”既然这样，那么服从命令一说，就不能死板教条。官吏应当遵守法令，这是正确的。然而西汉的汲黯路过河南，看到有一万多户贫民遭受旱涝灾害，于是就根据具体情况，手持符节开仓放粮以救济受灾贫民，然后请皇帝治自己假称皇帝圣旨的罪。汉武帝认为他贤良就赦免了他。宋朝的程师孟，做掌管夔路法律实施的长官。夔路当时没有救荒粮，程师孟建议设置粮仓储备粮食。遇到灾荒之年，开仓救济贫民，粮食不够，于是就假称皇帝的圣旨，不等皇帝的旨意到达，就开放其他地方的粮仓。办事的官员感到害怕，说这样做不行。程师孟说：“如果一定要等皇帝的圣旨到达，那些饥饿的人就会全部死了。”于是他命令众官员打开粮仓赈民。这可算是不死板教条的了。
（谨慎与畏葸）
果敢之反对为畏葸；而卤莽之反对为谨慎。知果敢之不同于鲁莽，则谨慎之不同于畏葸，盖可知矣。今再以事实证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