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光复会中人，跟他们所不喜欢的孙中山等人一样，都喜欢联络会党，利用这种地下社会的力量，发动起义。浙江南部和东部山里的哥老会，多少年来，比起他们两广的同志，还要野，时不时地就掀起一场暴动，自己称王称帝。被打散了，头被拿了，潜伏些时日，然后再来。有了断文识字，而且见多识广的革命党人加入，让哥老会如虎添翼，胆子更大了。像大通这样的学校，当地好人家的子弟，自然不敢来，来的都是粗豪之辈，会党中人自是不少。各地的会党，拿这里当了据点，穿梭地在这里散海底，吃酒肉，谈造反。里面的学生，时不时地上街惹事，尤其是在徐锡麟不在的时候，接任的校长压不住茬，学生动辄上街打架动刀子，把文弱的绍兴人吓得不轻。当年，这所学校，当地人称“强盗学校”。1907年初，秋瑾接任校长，秩序虽然稍微好了点，但女革命党人更加激进，索性把金华、处州和绍兴三府的会党头目一并招到学校里，公开练习枪械，准备不日发动。而秋瑾自己则公然身着洋装，骑马挎刀出入绍兴城。当地士绅不仅不喜欢，而且感到了某些威胁，于是纷纷告状。大通学堂，就这样濒临暴露。徐锡麟和秋瑾准备在1907年7月6日，浙皖两地同时发动起义，后来又延期到19日。
其实，这个时候，徐锡麟在安徽还远没有准备好，除了自己带去的俩人之外，他似乎并没有在巡警学校的学生中发展多少成员。而浙江这边大通学校的学生固然大半为光复会成员，而且联络了大批的草泽英雄。但是，这些草泽英雄，却向以有组织无纪律著称。听说要起义，还没等统一布置，就接二连三地自己闹将起来，大批地提前暴露。这边安徽还没发动，两江总督端方已经把打入安徽内部的革命党人名单发给了恩铭，名单上的人，就有徐锡麟，只是不是真名而已。糊涂的恩铭把名单交给徐锡麟，让他去查。徐锡麟知道事情快要暴露了，于是仓促发动，趁巡警学校毕业举行典礼，巡抚等大员亲临之际，他事先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让学生摸不着头脑。然后就带着他两个从浙江带来的随从，当场把同样没有摸着头脑的恩铭，打成了筛子。起义发动了，但没几个学生跟着，徐锡麟被捕，牺牲。接下来，早就暴露的大通学堂被围，秋瑾不肯逃走。也许她知道，她和这所讲武的学堂，已经惹翻了当地好文的士人，跑也跑不掉。也许她是想借自己的牺牲，唤醒国人。于是，这位鉴湖女侠，也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体校革命，就这样半途流产了。
值得一提的是，秋瑾死后，沪上报界开了锅，连篇累牍地刊载文章，为秋瑾喊冤，有的质疑口供，有的质疑审讯，有的则一口咬定，这是一场遭人诬告的冤狱。一时间，不惟浙江官吏被骂到臭头，连带着浙江的士绅也名声大坏。有人还写了戏文传奇，单表轩亭冤狱。当然，就造反而论，此案办的一点不冤，秋瑾也没有认为自己冤。但一个奇女子的死，引起沪上文化人的普遍同情，极大地激活了舆论的自由。使得清政府再办这样的案子的时候，就谨慎得多了，人犯，能不杀，尽量不杀。否则，谋刺摄政王的汪精卫断然难以活下来。
镇南关：起义也可能仅仅是故事
这次起义，因为孙中山的到场，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1907年底的广西镇南关之役，是国民党史上十次反清起义中的一次。按孙中山的说法，是第六次失败。这场起义，虽然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以至于后人经常会将它遗忘，但却是孙中山唯一的一次亲临现场的起义。后来有传说，孙中山亲临镇南关，还亲自操炮向清兵发炮，从此赢得“孙大炮”的美名。
不过，国民党人比较早的关于此次起义的记载，却没有提到孙中山开炮，只是说孙中山到了镇南关，在清军进攻的时候，同来的法国退役军官，发了一炮，毙敌六十余人云云。一位据说是参加起义的人（梁烈亚）回忆说，是孙中山命令炮手发炮回击，法国人也跟着加发一炮，也没说打死多少清兵。在晚清民国，称谁是“大炮”，其实无论如何不算是恭维。一般来说，都是说这个人好说大话，牛皮哄哄。诸多孙中山被人称为大炮的场合，显然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所以，这一炮，孙中山到底开了没有，另当别论，但肯定不会因为开了这一炮，获得“大炮”的称号。但这次起义，却因为孙中山的到场，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其实，在国民党人邹鲁的记载中，这次起义，规模相当小。由于孙中山事先任命的起义军首领王和顺，没有能纠集起人来，不得不临时改任黄明堂主其事，而黄则带领百余义勇乡团，从悬崖上爬上镇南关炮台，守军狼狈逃窜，于是占领三座炮台，缴获多门大炮。然后孙中山带着黄兴、胡汉民以及日本人和法国人来了，“大行犒赏”。然后清兵大集，开始反击。在起义军发炮回击之后，清军的统帅陆荣廷，还托人带了一封语气极其恭顺的请降书来，但不知怎么，孙中山并没有答允，反而先行一步，从越南境内撤走。这边陆荣廷就发动猛烈进攻，起义军跟清军血战七昼夜，打死打伤清兵数百，最后安全撤走。整个过程，起义军仅仅死了二人。后来梁烈亚的回忆，孙中山的到来，犒赏不见了，变成了领袖对起义军的精神讲话，跟义军士兵联欢，然后义军大受鼓舞。不仅如此，孙中山还下到炮台下面，深入老百姓家里，访贫问苦。但在梁的回忆里，起义军变成了五百多人。在邹鲁笔下仅仅借了武器给义军的清军将领梁亚珠（疤拉梁），在梁的回忆里，都参加了起义。
在清朝的官方档案里，对于起义军怎样夺取的炮台，没有记载。只是说大股匪徒来犯，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歧在给朝廷的电报中，甚至称匪股有四千人。来自前线的指挥官陆荣廷的报告，对于战事，描绘得相当详尽，也是说血战七昼夜，毙敌无算，缴获枪支六七十枝，夺回了炮台。当然，差点要交部议处的广西巡抚张鸣歧，戴罪立功，也就没事了。陆荣廷则大受奖励，因此而升了官。
可是，在后来在广西新军服役新军高官何遂的回忆中，说到过广西边境。当时广西镇南关一带的炮台，都是19世纪80、90年代，由广西军事首脑苏元春修建的。到清末新政时，大炮早就锈得不能用了。边境几十里都没有人烟，荒凉的很。问当地官员关于镇南关起义的事，说是炮台被革命党人占了，当时没人知道，后来发现炮台上插了青天白日旗帜，才知道革命党人来了。然后龙济光（陆荣廷的上司），就调兵过来，用大炮轰了好几天，不见动静，上去一看，一个人也没了。龙州海关给上司的报告中，也说实际上是革命党人自己撤走的，清军占领时大肆渲染。
据跟着孙中山上镇南关的胡汉民回忆，跟来的法国炮兵大尉发现，三个炮台上只有一个炮是可用的。但是这些炮都是冲着越南方向的，发炮也打不了清兵，想改个方向，又没有工匠，就是有工匠，一时半会也改不了。孙中山亲手发炮的事，根本就没有可能，连法国人发炮，也成了不可能的事。在梁烈亚的回忆中，清兵也是在发现炮台上飘着革命军的旗帜，才发现炮台失守的，而炮台的守军早就投身革命了。但是，在官方档案中，镇南关炮台落入革命党人之手的消息，不是得知于当地官员和守军，而是朝廷军机处从龙州海关那里得知的，然后由军机处转告巡抚张鸣歧，严令他立即克复。龙州海关得知炮台被占，是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而邹鲁记载，革命党人在二十六日，就已经占领了炮台。在差不多三天功夫里，根本没人知道有革命党起义这回事。清朝的海关，是洋人代办的，管了一回闲事，却成为官方第一信息源。所以，这场起义，很大的可能是，广西边境上的这些炮台，荒芜已久，虽名义上有守军，但实际上没人。革命党人不过收买了一些散兵游勇，占了镇南关无人把守的炮台，占领的过程，并没有战斗，否则逃窜的敌军，无论如何都会告诉他们上司的。如果不是革命党人过于招摇，再过多少天，也没人知道。但起义毕竟算是发生了，而且孙中山也亲临了一回前线。等到清兵反扑，这些人早就从越南撤走了。双方未损一兵一卒，“血战”云云，只存在于双方的笔头上。然后，先是清军方面要编故事，指挥官龙济光和陆荣廷是要请功，而巡抚张鸣歧则要免罪。虽然“毙敌无算”这样的套话，实际上没人真信，但只消收复了“失地”，该庆功，该请赏，自然是没问题的。在革命党这边，孙中山亲临的起义，故事当然也要。几代人这么下来，不仅参加人数，怎样发的炮，一人说一个样。把大行犒赏说成思想政治工作，再加上访贫问苦，则印上了后来时代深刻的烙印。故事最不圆的地方是，优势的敌军，居然会阵前请降，请降信写得超级低三下四，却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更奇怪的是，如此强大的敌人请降，革命党竟然不准，非要跟人“血战”不可。在邹鲁的记事后半，记录了孙中山的一封信，在信里，陆荣廷的请降，非常突兀地变成了陆部士兵“多来约降”，约降可是约降，但是要钱，第一笔，每人要三十元，然后再给一百元，这样的话，陆荣廷部四千人，光付头款，就需要十余万元。陆部是广西最强的军队，这支军队收买下来，广西也就拿下了。可是，这笔钱筹不来，起义只好流产。看来，当时的孙中山还不敢像后人那样，可是，作为国民党史笔的邹鲁，居然连这样的纰漏都没给弥合一下，就端了出来，可见其中之不易。
双方都要讲的故事，自然就成了事件，成了起义。虽然，即便是起义，也可能只是故事而已。
黄花岗：革命党和老百姓
从某种意义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党人对于百姓的共同心理。只是，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
辛亥期间的革命党人是典型的英雄史观。他们是英雄，老百姓都是群氓。革命，就是先知先觉解放后知后觉，以英雄解救群氓。所以，从兴中会开始，所有的革命和起义，本质上都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过去教科书总是指责革命党不发动群众，但在革命党人的字典里，根本不存在发动群众这个概念。他们认为，革命，是不需要动员的，动员了底层的百姓，对革命弊多利少。换言之，就革命而言，百姓是一种被动的物。
其实，居高临下的革命党人对于百姓大多心怀悲悯，他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救百姓，把他们从异族（满人）统治的奴隶状态中拔脱出来。既有民族解放的意义，也有反抗暴政的价值。这种感觉，赋予了他们决然的革命正当性。所以，虽然革命党人的起义造反，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但被捕后的革命党人，做叛徒的却不多，慷慨赴义者，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