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北京逗留12天后返回天津。他在北京得到的是矛盾的信息与感受，一个王朝结束了，听杨度说那个什么也不明自的隆裕皇太后宣布退位时，“几致泪下”，小皇帝更是大瞪着眼睛，心里想这帮老头今天怎么不下跪？是时北京冰封雪冻，一个从冰雪中走来的王朝也在冰雪中轰毁。这个轰毁不同于之前任何一个朝代的结束，从此开始，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打上了句号。
无论你高兴还是不高兴，无论你心里多少有点侧隐或者惆怅，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有好几次梁启超从长安街走过，或者于北海桥上望着瀛台，拂不去光绪的影子，他的忧郁、焦虑，他确曾有过的维新强国之梦，他在召对时的认真以及目光里流露出来的英气与无奈。真是：莫道前朝似流水，落花几曾上枝头！
“做皇帝也难！”岂只是难，简直是受罪，受大罪。以往总是把一切归罪于慈禧、荣禄、袁世凯等，梁启超现在自然会想得更多了：国体、制度、民情倘若不适于慈禧专权，又会怎么样呢？反之，便不断有慈禧生出来，或男或女，或老或少，绵绵续续，香火不断。
1912年除夕，梁启超归国后的第一个除夕，爆竹声中，梁启超伏案疾书《宪法之三大精神》。后人或者可以把此文看作是他在日本写的《中国立国大方针》的姐妹篇。梁启超强调了“国权”，而“国权”之能否得以强大，关键是有“尧舜之君”，有好善之民。实质上这些观点仍然是梁启超“新民说”与“开明专制”的结合和延伸。
“
究竟是否符合中国的实情呢？
梁启超写道：
政治无绝对之美，政在一人者，遇尧舜则治，遇桀纣则乱；政在民众
者，遇好善之民则治，遇好暴之民则乱，其理正同。若必谓以众为政，斯
长治久安即可操券，则天下岂复有乱危之国哉？
形成于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的国家主权观，断不能离开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尤其是中国的落后及其时清王朝的腐败，几乎到了亡国亡种的边缘，既无国权，谈何民权？
梁启超把国家利益和国民全体利益放在他的国家学说的首位，同时他又大声疾呼想方设法“造就新民”，并以立宪、国会、三权分立等制度加以稳固，此种理念与架构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真实面貌的。
梁启超游历北美之后，对中西的历史、现实、文化、经济更有了切实的比较，梁启超所主张的，简而言之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
与国家学说相辅相成的，是梁启超的政党政治思想：
政党政治，凡国必有两党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欲倾在朝
党而代之也，于是自布其政策，日：使我党得政；则吾所施设者如是如
是；某事为民除公害，某事为民增公益。民悦之也，而得占多数于议院。
而果与前此之在朝党易位，则不得不实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孚民望而保大
权，而群治进一级矣。
理论是有了，在纸上架构也很详尽了，但现实的政治运作却往往有更多枝节，其复杂性岂是书生论道可以比拟！正如眼下之中国，共和是共和了，革命也革过一回了，但倘要把国家引上政党政治的轨道，能离得了袁世凯吗？尽管，梁启超认为袁世凯“其头脑与今世之国家观念绝对不能相容”，但因为袁世凯有大势力，而且不乏政治才能，“确为中国现时一大人物”。非但离不开，还要依靠他。梁启超据此判断后的决策便是：通过袁世凯这个权倾天下的大总统，在共和的名义下，用专制的手段，把中国引上宪政的轨道，然后再限制袁世凯。
梁启超并且认为自己可以改变袁世凯，“将现今大势、政治公理灌输其脑中”，“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实现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之梦，梁启超把这一切都看得易如反掌，“风行草偃，势最顺而效最捷”。
同道有说梁启超太过理想主义的，梁启超谓：“任公倘无理想，谁还有理想？”或者告诫说对袁世凯不能太天真，梁启超又谓：“任公倘不天真，谁还会天真？”
理想而又天真的梁启超啊！
辛亥革命以后，共和确立，党禁大开，孙中山呕心沥血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结社自由”用至高无上的法律形式给予认定，从而使政党的存在成为合法。临时约法中有关国家实施议会民主制，政府须由国会中占多数票的政党组建的规定，使社会各阶层组党的激情不断升温，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大众参政意识的一次大觉醒。据当时的学者张玉法在《民初政党的调查与分析》中统计，从武昌起义到1913年底，国内新成立的公开团体共有682个，其中政治团体为312个，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京沪两地占了一半以上。这些政治团体表现了中国历史上过去绝无仅有的民主生活的新鲜空气，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都有政见，对社会也都有建言。政纲、宣言层出不穷；党派、社团林林总总。经过民国初年政治舞台上的角逐、较量、分化、组合，到第一届国会选举前，基本上形成四党争雄的局面，即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以及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
四党并雄的斗争中，阵线很快明朗，两个阵营互相对垒。一方是以孙中山、宋教仁为首的激进派政党国民党，另一方是以旧立宪派为主，同时包括了旧官僚、地方士绅及部分革命党人的保守派政党。一方强调民权，反对专制；一方强调国权，力主渐进的、温和的改良。以党派斗争观之，是国民党一党与其他三党的直接对抗。
从政党领袖而言，国民党为孙中山、宋教仁，而三个保守派政党的一个共同的灵魂，便是梁启超。再以和袁世凯的关系看，国民党始终对袁保持戒备和批判，而梁启超的党派则得到了袁的支持和资助。
梁启超不仅是民主党的幕后主持人，而且正式加入共和党。1913年4月，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公宴该党参众两院议员，席间梁启超慷慨陈词三个小时，提出了以“乱暴派”为“第一敌”，
“暂主维持政府”的著名方针，梁启超实际上已站到了共和党指导者的位置上。
梁启超非常清楚，在当时的政局中，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党，其余的一切便都无从说起。这一想法得到证实的时候，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已经人心惶惶了。
1912年12月，国会初选，宋教仁主持的国民党胜出，次年3月复选，仍获得压倒多数票，从而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拥有392席。
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获得的席位之和，不及国民党的2／3。
首先感到威胁的是袁世凯，把国民党视为“乱暴派”的梁启超一样如坐针毡，他们很快达成的共识是必须联合起来，否则无法在国会中抑制国民党的势头。
袁世凯出资20万，梁启超牵头奔走、筹备，1913年5月29日，共和、民主、统一三个保守派政党合并组成进步党，推举梁启超为理事，成为该党事实上的党魁。从此，国会中便出现了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对峙局面，简言之，梁启超面对着宋教仁。
当年在日本死战革命党，革命党人中，是章太炎和宋教仁力主笔战不应谩骂。平心而论，虽然派别各异，这两位对粱启超还是不想也没有绝情的。
宋教仁，字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当袁世凯把同情同盟会的总理唐绍仪逼走，这个犟脾气的湖南人面见袁世凯，愤然辞去农林总长一职。
袁世凯右手捻着胡须，左手把辞呈还给宋教仁：“我代表四万万同胞挽留你。”
宋教仁不为所动：“我代表四万万同胞向你辞职。”
袁世凯：“你我究竟谁当代表四万万同胞？”
宋教仁：“谁背叛《临时约法》，谁就不能代表四万万同胞！”
袁世凯：“我背叛乎？”
宋教仁：“当拭目以待。”
袁世凯知道宋教仁挟国民党为国会第一大党之势，准备组阁与袁世凯抗衡了。
1913年1月，宋教仁离京到南方各地演说，断言袁世凯必走独裁之路，国人务须警惕，言论风采，震惊朝野。
宋教仁与梁启超，坷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两个“议会迷”。从政治的实际运作而言，宋教仁略胜梁启超一筹：从对政党政治的内涵及宪政的理论而言，梁启超的理解要更为深刻，并且有颇多的著作及理论建树。也不能说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完全各异的，更多的是党派之见把这两位同样杰出的议会政治家隔开了。
农林总长之职既辞，宋教仁且已被选为议员，又是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的负全权者。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宋教仁组阁出任总理，应是情理之中的。
袁世凯深知：若是国民党执政、宋教仁上台，便足可以把他的独裁梦搅得昏天黑地。那么，宋教仁是一定要除掉的了。
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车站。
江南雨季，细雨像一张网把上海的灯红酒绿罩上了一层轻纱似的帘幔。这时，从车站候车室内走出了于右任、宋教仁、黄兴、廖仲恺。宋教仁居中，个头不高，双目有神，薄薄的嘴唇和棱角分明的下巴。
宋教仁还是穿着那身在日本留学时穿的旧西装。这一次到江南各地演说，于右任执意要他做一身新的、体面一点的西服，宋教仁说，本来是可以的，现在却换不得了。
于右任问何故。
’
宋教仁告诉他，在北京未辞农林总长之前，袁世凯一日召见宋教仁，也是要他去做一身西装，递过一个厚厚的信封。宋教仁拒绝了并告诉袁世凯：“这个月的薪水已经领过。”
于右任大笑：“你老兄‘呆’得可爱。”
宋教仁：“开完国会再换衣服如何？”
是年4月8日，正式国会开会，袁世凯电促宋教仁北上“共商国是”。
车站大针指向10点40分。
一行人向检票口走去，边走边谈，说到梁任公，于右任对宋教仁说，梁启超是国会中最可与之竞争的，也是最有学问才具的。
宋教仁点头，时针指向10点45分。
已经走到检票口，宋教仁正要把车票递过去，骤然从背后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两响，宋教仁当即扑倒在一张椅子上，于右任、黄兴扶住宋教仁，黄兴t、廖仲恺回头寻找枪手时，车站内已经大乱，惊慌的人们如潮水一般狂奔，凶手已不知去向。
铁路医院，宋教仁大汗淋漓。
于右任替宋教仁擦汗。
黄兴：“钝初，会好的。”
宋教仁：“痛极，托你们点事。我的那些书捐给南京图书馆，家中老母望照应，我没有一分钱留下，国事还要努力，勿以我为念。”
经过手术、抢救，宋教仁的伤情仍不见好转，杀手射出的一颗勃朗宁手枪的子弹，紧挨着心脏穿过。
待有片刻的清醒，宋教仁请黄兴代拟电文致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致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孤寡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袁世凯得悉宋教仁被刺后，也有电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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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手，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清纪何存？钝初兄遇险，国为之哀，余为之痛，望悉心养疴，康复之日，当重商国是，再为兄压惊慰劳。
袁世凯意犹未足，又接连给江苏都督程德全发去两电，一电责令全力捕凶，一电命程德全对上海国民党要人实施安全保护，电文为：
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
严办。
第二封则明令对黄兴等“妥为保护，以昭慎重”。
1913年3月22日凌晨4点48分，宋教仁辞世，时年32岁。黄兴俯下身去，双手轻轻地把宋教仁的眼皮合拢，顿时大上海一片悲声……
黄兴以为宋教仁从此可以瞑目了，哪知道自己的手一离开，便依旧双目大睁，直视前方，目光里还是生前的神韵。只是当陈其美赶到，一边拍着宋教仁的床沿大哭，一边呼喊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时，宋教仁才闭上了眼睛。
梁启超得到这一消息时，当即拍案失色：“钝初，中国一流政治家也。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不可规复之损失！”并且著文斥责暗杀者“如驯狐如鬼蜮，乘人不备而逞其凶，壮夫耻之”。
南方的国民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黑白两道同时探案。其时，全国人心沸腾，上海各报连续发表宋教仁案消息的同时，还指出这一大案的政治背景，杀手而外后台是谁？
宋教仁至友，时为《民立报》社长于右任，率报社全体同仁路祭哭送宋教仁时的一番话，数日内传遍全国：
朗朗乾坤，偌大民国，却容不得一个敢为百姓争民主、为国家争宪政
者，公理何在？今天，我不敢为私交哭，不敢为《民立报》哭，实在是为
中华民族的前途而痛哭啊！
宋教仁的灵堂里有两副挽联引人瞩目。
一联是孙中山的：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一联是黄兴的：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就是袁世凯！
黄兴的这副挽联，让所有与闻者倒抽了一冷气。梁启超从报纸上读罢此联，当即赶往杨度住处：“果有此事否？”
杨度摇摇头：“实在无可奉告。”
梁启超：“真的不知道？”
杨度：“真的！”
梁启超端起茶杯一想，也是，无论如何杨度怎么会知道？杨度还告诉梁启超，顷接上海友人的快信，凶手武士英已抓获，据称为江苏巡查长应桂馨所派。“应桂馨后面是谁？”梁启超问。
“洪述祖，总理赵秉钧手下的特工头子，此时正穿梭于上海、北京之间，筹办长江水上警察。”
梁启超长叹一声：“国会势必大乱！”
杨度：“为今之计，恐不能因宋案而影响大局。”
梁启超默然不语，所谓大局就是维护袁世凯，赵秉钧唯袁世凯之命是从，天下尽知，他自己怎么敢去杀宋教仁？
“岂能出此下策？”梁启超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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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案尚未审理完毕，又有“善后借款”发生。1913年4月26日深夜，袁世凯不顾国会议员、全同人民的抗议，派出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三人，去五国银行团密商签约事宜，走的是汇丰银行后门，偷偷摸摸而且鬼鬼祟祟。最后获得2500万镑借款，付出的代价则是：47年借款期间，不得向五国银行团以外进行政治借款：借款用途由银行团代表监督；借款以盐税、关税、直鲁豫苏四省中央税为抵押。总而言之，袁世凯把主权卖出去了！
梁启超深黯国家财政之道，对“善后借款”也深以为耻。
可是，梁启超还不能对袁世凯大肆挞伐，这是政治的泥淖所决定了的，“隐忍不言”，徒叹奈何！
袁世凯为什么借款？是为了国计民生吗？非也，是为了发动内战以充兵饷消灭南方的革命力量。这就是“二次革命”，北洋军大举南下进逼九江时，讨袁军仓促应战，最后不敌而败，袁世凯趁机把北洋势力扩充到江南一带，孙中山等再度逃命。
军阀之下，安有共和？
寡头手中，何来宪政？
但梁启超仍然沉溺于政党政治的理想中，并且对袁世凯继续抱着幻想，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梁启超不自觉地成了袁世凯的同路人，在客观上为袁世凯的独裁创造了条件。
梁启超对宋教仁被谋杀后的国民党及南方的二次革命之惨败，也都站到了袁世凯的立场上，认为“吾党之维持政府，绝非欲因以为利，徒以现在大局，决不能再容破坏，而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不可不思患而预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