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作出选择之后，梁启超显然落后了。但，历史从来都是阶段性地向前发展的，古人已经不再前瞻的时候，后人却总是在反思与回顾中，因而我们总能发现“惊人的相似”，我们不得不替历史还债或者补课，在喧嚣的现实世界里，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闭上眼睛就能感到我们不能不生活在历史的巨大阴影中。
历史的丰采，有时源于先行者，有时来自于落伍者。
没有了昔日光芒四射、应者云集之盛的梁启超，是更加具体、更加平静、也更加真实的晚年的梁启超。从戊戌到20世纪20年代，近30年间，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笔下风云，唤起了多少仁人志士。尽管他追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屡屡受挫，但，作为一个大爱国者的思想与风范，却堪称一时师表。辛亥而后，反对帝制复辟再造共和的业绩，足可以称之为丰功伟绩。20年代以后，晚年的梁启超，又将展现什么样的风貌？
梁启超仍然在寻找着救国的不二法门。
他发现自己开始喜欢回想了，也许还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不由自主地回想，自己、同时代人、这个苦难的国家与民族走过的路。
回想的时候，往往要少一些激情，回想能出真知灼见。
梁启超说：
从前有两派爱国人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看见什么改革来。乙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什么来打呢？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谁想这主意也完全错了，说是打军阀，打军阀．还不是个军阀吗？……你看这几年军阀官僚的魔力，不是多谢这两派人士直接间接或推或挽来造成的吗？
毫无疑问，在这一番回顾以往的叙述中，梁启超就是甲，而其时的国民党便是乙。看似平淡的叙述，却充满了反思。梁启超几次从政，对袁世凯、段祺瑞都曾抱有极大的幻想，最终文人的笔却终于扭不过军阀的枪和刀，“结局不过被人利用”。让军阀打了军阀，梁启超指的大概是孙中山在南方的所为了，说的也是事实。
梁启超继续写道：
两派本心都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20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从国民全体上下功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功夫，
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梁启超真想同两派人士一起，“着实忏悔一番”，从立宪到国会到拥袁反袁到南北分裂到巴黎和会到梁启超奔走运动的“联省自治”，总是两派在斗，斗出了两败俱伤的结果，落个“书痴”的下场，而广大国民却日益感到失望和冷漠。
梁启超由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看到了在中国精英政治的无望，仅仅“二三豪杰为时出”，是不可能更新天地整顿乾坤的。要“使多数人懂得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懂得什么叫政治问题”，梁启超还认为，“一个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来看，无成败可言。”梁启超断言，没有国民的真正参与，就不会有真正的中华民国。
既要运动国民，就得有“国民运动”，梁启超寄望于国民教育的“无可限量”的作用。从百日维新开始，梁启超一直把“运动”的重点放在最高统治者、当权派身上，直到《新民说》的提出倡导提高国民素质、树立与新的世界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这时的梁启超才成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开拓者。“国民运动”的思想，是《新民说》的发展，梁启超实际上提出了对中国人民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人的近代化--由此而走向国家近代化。
梁启超努力追求的，是要使国民在意识、心理和精神上摆脱掉封建桎梏，获得中国政治、经济赖以发展的先决条件。
并不是所有优秀的理念，都能获得生存空间的。
在激剧变化的大时代面前，梁启超倡导的温和、改良、不带革命色彩的这一运动终于无声无息。但，它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在本世纪20年代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的呼唤：
国民运动，是由少数弱者的自觉，唤起多数的自觉；由少数弱者的努力，拢成多数的努力。
但他的性质，纯是多数共动，不是一人独动。
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的资格。
梁启超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一直是鲜明的，也是他眷恋国民运动的唯一可以慰藉的记忆，他始终认为“五四运动是民国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一件事，因为他那热烈性和普遍性，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
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会使每一个关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文化史的人，既感到困惑也得到启迪：在这贫困、战乱的年代里，梁启超构想的国民运动虽然终成泡影，但，思想学术界却有相当的自由度，各种学术主张的争论以及对国家发生的某一事件的评论等等，都是百花齐放的。
1923年春夏之交，北京清华园内，气候渐渐变暖了，残留在角落中的最后的春雪融化之后，树叶开始繁茂，各种花卉都在显示自己或者明丽或者妖艳的姿态。
是月2日，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了一次题为《人生观》的演说，先是轰动京城，继而波及全国几个大城市，当时的报章称之为“科学与玄学大论战”。
张君劢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科学为理论支配，人生观却多赖直觉；科学离不开分析方法，人生观则是综合的；科学决然难离因果律，人生观却是自由意志的体现；科学起源于对象之相同现象，人生观起于人格的单一性。
张君劢因而得出结论说，人生观没有客观标准，人生观与科学是不相容的，科学只是能说明自然现象，却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也难于管束人类的精神现象。
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只有靠人类自身。
人类不必为了人生观，而求之科学，即便求了，也是徒然。
最早也是最强烈地对张君劢笔战的，是他的同一阵营中的好友丁文江。这两人都曾跟梁启超游历欧洲，丁文江专长地质，对科学的理解与认识和张君劢自然相去太远，便在《努力周报》上以《科学与玄学》为题，批评张君劢是玄学鬼附在身上，要打这个鬼。
丁文江说，科学方法不仅为追求真理所必需，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丁文江坚持一切物质与非物质，都可以用科学加以分析和研究，“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张君劢与丁文江的争论，想不到点起了一场大论战的火把，这是因为五四以后，人们对科学和民主即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关注变得十分迫切了。
丁文江与张君劢的论战，使其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诸多著名人士卷入其中。胡适、吴稚晖站在丁文江一边，张东荪、杜宰平支持张君劢的观点，一时各逞锋芒难分高下。陈独秀、瞿秋白也有文章参战，用的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方法了。
当时，梁启超正在翠微山中养病，长期以来想清静一番尝一尝“洞中只一日，世上已千年”的闲云野鹤之散淡悠哉，山泉林木，风吹草动实在让梁启超喜不自胜时，北京那边论战的火药味却愈来愈浓了。
梁启超看到论战双方都是对他执弟子之礼的生平挚友，唯恐言论愈来愈激烈，更要者梁启超自己对科学万能也有一番痛彻的话要说，便于5月9日发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人梁启超宣言》，为论战双方拟定“公法”如下：
一、问题集中，针锋相对，剪除枝叶。倘若因一问题引起别问题，宁可另作专题，再辟论坛，以避死缠烂打。
二、既然所论之题为庄重之题，措词务必庄重，态度一定诚恳，不可有嘲笑咒骂之类的恶语，一方偶然不检，对方不能效尤。
梁启超的公法是为双方弟子着想，却也是他对学术论争的一种君子之态，自此之后，论战的言辞稍有缓和，但双方似乎少有新的发挥，梁启超决心介入其间。5月29日，他发表《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一文。
梁启超强调自己“是一个观战的新闻记者，把所观察得来的战况随手批评一下便了”。他认为张君劢所说“不能用科学方法解答者，依我看来十有八九倒是要用科学方法解答”。他还说“君劢尊直觉，尊自由意志，我原是赞成的，可惜他应用的范围太广泛而且有错误”。而丁文江，则“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错误”。
梁启超写道：“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而“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似推论同类事物，这种学问叫‘科学…。
粱启超的结论是：“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梁启超在作出这两个“绝对”的定论之后，进而分析道：“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诸多论者认为，梁启超对科学与玄学之争是调和折中，更有人把梁启超也划入玄学派一列，说梁启超更倾向于“玄学鬼”张君劢云云。其实，在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中，所谓主观唯心是近乎大逆不道的，谁沾边谁倒霉。可是，普天之下人的存在离得开主观吗？一颗活着的心所产生的如此微妙的情感世界，难道是科学可以替代的吗？情感超然科学，科学并不能代替终极关怀，梁启超何错之有？
更有意思的是，梁启超提出了“爱先生”与“美先生”一说，倘若和“五四”以后盛行的“德先生”、“赛先生”并列，则四先生之下，政治、思想、道德情操的互补，所勾勒出的几根线条，却如锥划沙一般凸显了这一时期知识界思想的活跃。
文人打笔仗不像军阀之间开战必得攻城掠地争个胜败的，还是古人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场论争大概因为论战双方都已口干舌燥，再加上梁启超出面摆平，便也不了了之了。
翠微山的风不会把已经过去的岁月重新席卷而归，但会使人心澄如镜，在谋划以后岁月的去向时，梁启超已经把目标定到了南开与清华学校。从1921年底至1923年初，他奔波于京沪线上，足迹遍及北京、天津、济南、南京、南通、长沙、武昌、苏州、上海。有时一周演讲7次，每天奔波不息，张君劢为他的身体担忧：“铁石人也不能如此做。”
梁启超的每篇讲稿都认真准备，绝不停讲或改变日期，即使心脏不适医嘱休息，他也照样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讲而特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