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木草堂严格的考试制度，不在于死记硬茵或写作八股文，而着重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书目由康有为指定，学子也可有所增补但不能删减。笔记则深求其故而贯古今，心得则自出议论而泛宇宙。康有为治教对学子最苛刻者有三：一日广大，指博览、学识、贯古今而通中西；二日精微，探源溯本、寻根究底；三日献疑，无疑问则无学问，有大疑问始有大学问。非献疑质难不能更薪自己，康有为曾对梁启超戏言道：“尔有一朝难倒了康南海，则尔功成名就出人头地矣！”
梁启超理应谦逊应之道：“今生不能。”却终于只是笑而不答。
那个瞬间很沉重。
梁启超抬头一看，正好与康有为的目光相接，那目光好锐利，使梁启超手足无措。俄顷，康有为厉声道：“尔好大胆！”
梁启超：“学生不敢。”
“为什么不敢？”
“吾师泰斗，弟子望尘莫及！”
康有为拊掌大笑：“尔记着，南海喜欢适才沉默不语之梁启超，不喜欢喏喏连声之梁启超。岁月如流，光阴不再，设若学生不超过先生，学问何以长进？此乃中国之陈规积习之一。”言毕，意犹未尽：“录古人句，尔对之：‘维新千古事’。”梁启超对道：“得毛康梁知。”
“妙！”康有为笑着，略作诡秘与梁启超耳语道：
“后人或许还有说‘梁陡’的。”
万木草堂的课程设置在上世纪末，可算是非常新潮的了。自然，苦读仍是必须勺，但康有为首先让学子们读的是《公羊传》、《春秋繁露》这些今文经学的经典。七外，还要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宋元明儒学案》、《文献通考》等。西则有声光化电、《格致汇编》及中国人在西方的游记等。
康有为还好讲佛经、佛学。
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源流与历史上的政治沿革得失，一旦由康有为相交融并宣之讲坛，历史就活了，学术便栩栩如生了，再加上“取万国以比倒推断之”，中国土会之改造，似也洞若观火了。
《长兴学记》详尽地概括了其时康有为的办学宗旨，也透彻地表现了康有为所虫具的教育思想。是康有为，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原则。
康有为的德育，旨在培养忠勇、厉节，用康有为自己的解释是“劲挺有立，刚受近仁”。在刻苦读书追求其理中达致“勇猛之力，精进之功”。要“养心”，“敦亍孝悌”。而智育对于旧式封建教育的突破，主要在于学以致用、全面发展。学义里之学，为知立人之道、天命之理；学经世之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外，还有词章学、考据学、天文学、中外史地学，乃至历代沿革的制度、典故、礼、乐句是必修课。
体育列为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始于百木草堂，在康有为看来，苦筋骨、强体魄、炼心志与担负大任、奋进改革是不可分判的。万木草堂的体育课程，主要是军事体槊，康有为尤为欣赏队列中的整齐、划一，限数时的声震若雷。此外，还有舞蹈、野脖、爬山等。
万木草堂有康有为亲辟一个乐器库，脚、鼓、琴、瑟应有尽有。康有为还自己谱写了典雅古朴的《文成舞辞》，编创了文成癣，均为万木草堂独有。每年孔子诞辰之日，乐曲高奏、笙鼓齐鸣、舞步蹁跹。
就是这不新不旧不中不西亦新亦旧亦中亦西的万木草堂，在19世纪末叶的中国，悄悄地，悄悄地“万木森森散万花”……
梁启超早期思想形成时，冲击最深、得益最巨的是康有为的三本书，即《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及《大同书》。
显然，万木草堂之于康有为，是一所学堂，也是一处大本营。他的自幼苦读及于藏书两万卷中得益的博学，以及他总是怀疑地注视现实，并在古今思想源流中比较得失的诸多发现，都需要宣示于众，并广纳百家之言。他不能永远面对西樵山的岩洞与瀑布。
那些听讲的学生，为康有为的学养与风范所折服，几十颗年青的心在“懔然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熏陶下，无论治学、处世，乃至言谈举止，无不以乃师康有为作表率，万木草堂在康有为的教鞭之下，实实在在地造就了几十个小康有为。
这几十个之中，粱启超是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盖其机敏而不失苦读，才思若涌，下笔千言竟在片刻之间”。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手稿写成之后，便交给梁启超校勘。梁启超每有质疑或偶然发现笔误，都会得到康有为的赞赏。《孔子改制考》则由梁启超分撰，而且总得师意。梁启超隐隐地感到康有为是在假托孔子而宣扬改革。
《新学伪经考》校勘已毕，康有为从书房里取出一部手稿请梁启超先读。梁启超顿觉眼前有闪电划过，那是这部手稿的书名--《大同书》。
梁启超爱不释手。原来先生的心中所包容的是彻上彻下、彻里彻外的大同理想，或曰人类公理。
当一个人以实现大同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时，这个人就绝不是一般的人了！
梁启超叹服再三，并力主向外传播，康有为却说：“时机未到。宜先保密。”
后人有评论家谓，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杂陈了儒家传统、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社会主义的人人平等、基督教的博爱、佛家的普度众生等等源流，是一种美好的幻觉。
在19世纪末叶的中国，能有此种幻觉不正是中国之大幸吗？那是至今仍然美好的幻觉。
1891年秋，万木草堂金风送爽时，梁启超在其父亲的陪同下，前往北京与名门小姐李蕙仙完婚。
李蕙仙，京兆公李朝仪的女儿、刑部侍郎李端橥的妹妹，比梁启超大四岁，虽说不上美貌动人，却终归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礼且举止端庄。对新会梁氏而言，能与这样的权贵名门通婚，实在是苍天有眼、大喜过望的了。
其时，梁启超刚18岁，可谓神童才子，因着老泰山李朝仪及李端橥的名声亦不胫而走，京华冠盖一时也结识了不少。至于皇城气派、名楼酒肆，一时眼花缭乱竟来不及细看。
行前，康有为有诗相赠，并嘱早去早归，学业要紧，梁启超自然铭记在心。
康有为诗云：
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
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
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
贾生正年少，跌荡上天门。
康有为大名，李朝仪、李端棻早闻之矣。今见手迹并五律一首，自是觉得其人有心志，其诗别有格调。李朝仪总是不放心，希望梁启超以才学循科举得人龙，便叮咛道：“从康南海学，尔当谨慎不入旁门才好。”
梁启超字斟句酌小心答道：“吾师所教为古今源流、改革图强、天下公理，从学之得益匪浅。”
李端棻却长叹一声说：…万马齐喑究可哀’，康南海一脉说不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李朝仪倒也开通：“‘江山代有才人出’，你们各奔前程吧！”
不日，梁启超携妻回茶坑故里，自然又是一番喜庆，贺筵毕，即回广州万木草堂了。
婚姻美满，家室甫成，康门高足，学业长进。梁启超还有何求呢？
世纪末的风风雨雨激荡着梁启超，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亦无时不在心中呻吟。全部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之后，梁启超面对的将是大荣耀、大灾难。
万木草堂，这蓬勃的绿色，在梁启超看来，分外浓重。
四年的学子生涯将要结束。
四年前，梁启超以少年举人的博古通今、思想敏捷而从康有为学，四年中知道自己一切的学问与康有为比实在差之千里。四年来，康有为耳提面命，数次促膝长谈，校勘《新学伪经考》时的惊心动魄让梁启超一日不敢忘记。有为笔下的新学，主要包括西汉末年刘歆以古文经为纲编撰的封建经典。这经典流传至清代已奉为圣书，因为清代文字狱盛行，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便此窒息。
康有为却把古文经直指为“新学伪经”，使其神圣的光环剥落，真可谓南海旋、惊世骇俗。梁启超是熟读古文经学的，岂能不惊心动魄？但梁启超很快便接受康有为的观点，并广为传播，虽常被指为“康党”，“吾侪亦居之不疑也”。
思想的更新总是渴望着在行动中表现，或有所验证。
忧国忧民愈深，期待变革愈切。
1892年，梁启超致汪康年的信中谓：
仆性禀热力颇重，用世之志未能稍忘，然周览天人，知天下事之无可
为，惟欲以二三同志著书以告来者，目前之事，半付之青天白云矣！ 信中可见梁启超的躁动不安，为救世也，想著书立说以告后人。同一封信，梁启超又想到了中国铁路建设之重要，“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铁路以开风气，又以通利源。风气开则可为方蛰也，利通者可为之资也。今诸公衮衮因循观望，而我辈坐论莫展一筹，一手一足是；能挽江河哉？”
梁启超已经跃跃欲试了。
这个充满苦难的时代，却又是玉成梁启超的时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为列包围，如康有为所言“瓜分豆剖”也，清廷腐败，大厦将倾……风云际会，正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