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染》载墨子看到染丝工匠的染丝操作感叹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人者变，其色亦变。五入毕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看到教育的必要性，认为人受社会的熏染，教育有意识创设良好的环境，使人受熏染、被感化，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就像染丝，人通过受教育，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改变不良的行为习惯，选择好仁义者做朋友，会熏染自己成为好仁义者。
墨子关于教育意义的思想，以其人性论哲学为基础。墨认为，人性“善少恶多”，人性中不好的东西居多。《法仪》墨子说：“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墨子重视教育的感化作用，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性，使人由恶变善。他上说下教到处宣传，扩展教育的对象范围。墨子重视教育的意义，身体力行，以身施教，以执著精神和精湛技艺，终身从事教育事业赢得时人同声赞誉。墨子死后多年，弟子仍代代相传，无乏绝。
三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教育的目的，受经济政治制度和人身心发展特点的制约，教育的目的表现出社性和未来性。古代教育家重视教育的目的，通过对理想人格的构建，实现治国的目的。墨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以救世为己任的兼士”。“兼士”实行“兼相爱，交相利”。不能“兼爱交利”，墨子称为“别士”。“兼士”把朋友之身视为己身，把朋友的双亲视为己亲。“别士”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管自己的双亲，不管别人的双亲。“兼爱”是墨子的教育目的，也是其治国之道，反映他教育目的的社会性。
“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是墨子对“兼士”素质的规定。“厚乎德行”处于首位，说明墨子重视人道德品质的修养。《修身》载墨子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把实践德行看作学问的根本。
“兼士”能够“有力疾以助人，有财勉以分人，有道劝以教人”，是“兼士”德才的发挥。墨子把“尚贤”和“尚同”相联系，把培养“贤良之士”作为国家安定统一的根本，认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尚贤者，为政之本。”这是墨子教育目的的社会性，通过“兼士”、“贤良之士”的培养和发挥作用，达到改造、治理社会的目的。
墨子要求兼士“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能言善辩，博通技艺。“兼士”道德品质高尚，谈辩有术，雄辩有能，知识广博，德才兼备。目前所从事的现代化事业，包含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方向是建立新型的、适应当前经济政治的教育体制。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手段，致力于改革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建立新教育体制，更新教育观念，使教育具有开放、民主、多样、整体和终身化的特征，墨家的教育思想有积极借鉴意义。
墨子认为教育是“为义”，通过教育实现政治理想。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兼士”、“贤土”，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墨子主张“教天下以义”，“有道教人”，把教育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联系，有助于克服教育脱离社会的弊端，形成社会一体的教育观念。
墨子以“农与工肆之人”为教育对象，大为扩展教育的范围，为实现其社会理想奠定基础。他认为“万民”都应受教育，主张教育机会均等。墨子主张给“农与工肆之人”以平等的教育机会，表现教育的民主性，这对当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有借鉴意义。现代教育是有开放性、民主性、普及性和整体陛的系统。
现代教育有终身化的特点。墨子通过各种途径，追踪了解学生的行为表现，表现好就给予表扬、鼓励，反之就给予批评、谴责，如对弟子高石子“义胜禄”的称赞，对弟子胜绰“禄胜义”的批评，就是典型事例。
现代德育理论主张德育与自我教育结合，集体教育与个体教育协调，严格要求和尊重信任统一，主张品德结构中知、情、意、行都得到发展，创造条件使道德动机和行为形成稳固联系，有助于理想道德品质的形成。德育是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过程，学生的思想品质在道德观念、情感、意志与道德行为的矛盾运动中形成。墨家教育，注重德育，因材施教，全面发展，对当代教育有启示意义。
第一，重视道德知识学习，形成良好道德信念，养成高尚道德品质。《公孟》载墨子从“为义”的道德理想出发，认为“子不学，则人将笑之”，激励人学习道德知识，形成良好道德信念。
第二，重视道德情感培养。道德情感是人对事物的内心体验，环境是陶冶情感的重要因素。墨子的“兼爱”理想体现高尚的道德情感，墨子重视环境对情感的影响，用染丝比喻环境对人
的作用。
第三，重视道德志向的确立和道德意志的锻炼。《修身》载墨子主张积极强化道德意志，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主积极加强道德修养，认为“勇而不修者，其后必惰”。他以严纪律要求学生，培养学生为实现理想吃苦耐劳、勇于献身的神，在日常生活和突发事件(如守城战斗)中，使学生道德意
得到锻炼。
第四，注重道德行为和习惯的养成。道德行为是道德主体，在道德意识的支配下，影响社会和他人的活动。墨子主张言行一表达动机和效果辩证统一的思想。四教育的内容
教育的内容是实现教育目的的保证。教育内容的实施，受多种因素制约，如经济政治制度、知识发展和受教育者的接受水平等。墨子从培养“兼士”的教育目的出发，重视道德和知识技能的教育内容。其教育对象多“农与工肆之人”，更重视自然和生产的内容。
墨子重视德育，以“厚乎德行”为首。墨子注重主体道德认识的提高，道德情感的陶冶，道德意志的磨炼，道德的实践，体现主体道德意识和德行的结合，知和行的统一。《修身》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贵义》说：“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者而常之，荡口也。”认为言论能使人改恶从善，才值得肯定，不然是无用的空话。墨子主张言行一致，听说弟子胜绰参与项子牛助齐侵鲁，立即把胜绰辞退，批评他“背义向禄”，言行不一，明知故犯。
墨子教弟子掌握实际技能。《耕柱》载学生治徒娱、县子硕问墨子：“为义孰为大务？”即实现理想事业，什么是主要任务？墨子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谈辩”即“辩乎言谈”，指学习谈话、辩论的方法、技巧，属于逻辑学的内容。“辩乎言谈”是“兼士”的必要条件。墨家中有辩学一派，专事总结百家争鸣、辩论的技巧方术，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建立有巨大贡献。“说书”指讲习文化科学知识，培养学者、教师，相当于政治、经济、伦理。“从事”指“博乎道术”，研习农、工、商、兵实际技能，培养实用型专门人才，相当于数学、几何、物理、光学、机械等知识技艺。
墨子注重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把知识按内容分门别类传授，表现出德智并重的特点。墨家重视自然科学知识传授、技能训练，开中国科学技术的先河，这与儒家“君子不器”、“耻于学圃”、道艺分裂、脱离生产劳动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墨家的教育思想更具现代价值。墨家的教育内容，涉及辩学、数学、几何、物理、光学等，就光学说，对光传播、光源和影像关系、物影形成等都有正确见解。墨家通过小孔成像实验，证明光直线传播的原理，为世界首创，后来幻灯机的发明，是这一原理的应用。
墨子教育方法，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其教育对象多“农与工肆之人”，重视实践教育，强调学思并重。他提出“故”概念，要求探明事物原因，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墨子重视具体、生动的教学方式，大量运用比喻和实例。
中国教育改革，在教育内容方面，反映社会发展的新成果，有灵活性、多样性、开放性和基础性。课程的开设，反映知识结构，有利于师生的身心健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墨家重视德、智诸方面的教育内容，与当前教育全面发展的方针相吻合。五教育的方法育方法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力行。其教育对象多“口言之，身必行”。认为言行不一，言行脱节，是明知故再次，重视具体、生动的教学方式。墨子的教育，理论知
和抽象道理，经常结合实例，普遍使用比喻，通俗易懂，便于理解和记忆。
最后，注重自然和技能传授，注重观察实验，培养思维能粲，以见知隐”的方法，据已知推论未知，从具象推论抽象，从现象推论本质。
墨子主张根据学生固有的材性，“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因材施教，量力而行。《公孟》载有两三个学生，希望到墨子学校回炉，转变专业改“学射”，专学射箭等军事技艺。墨子说：“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即智慧的人，必须根据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制定学习目标，因此没有批准这几个学生“转专业”的申请。
墨子主张，在教学过程中，需调动师生双方的积极性。教师要积极主动教诲，学生要积极主动求教。《墨经》说：“唱而不和，是不学也。智少而不学，功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多而不教，功适息。”教师积极教，学生不积极地学，教育功效必然寡少。学生积极学，教师不积极教，教育功效等于无。智少则学，智多则教，是天经地义之事。
教育方法的现代化，要求根据学生特点采取有效手段，使学生全面发展，有灵活性、创造性、开放性和针对性。墨家的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思想的精华，是墨子师徒在长期教育实践中积累的优秀遗产，至今仍是值得提倡的合理教育原则。墨家的教育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认真研究继承。。墨学与语言文学艺术一语言的准确性《墨子》语言准确，生动简练。刘勰《文心雕龙》评价《墨子》“意显而语质”，即意义明显，语言质朴。毛泽东制定《工作方法60条》中第37条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说话、写文章，要求语言准确鲜明，即刘勰所谓“意显而语质”。
语言的准确性，即恰当性、真实性、正确性，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事实。《非攻下》说，墨子反对攻伐掠夺战争，于是当时的“好攻伐之君”，以“汤放桀，武王伐纣”，都被“立为圣王”的事实为论据，为自己发动攻伐掠夺战争辩解。墨子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认为商汤对夏桀，周武王对商纣的战争是“诛”，即以“正义讨伐非正义”，而“好攻伐之君”的攻伐掠夺战争是“攻”，即以“非正义进攻正义”，二者本质不同。“好攻伐之君”的辩解，没有对“攻”和“诛”两个不同概念“察类明故”，分析论证，犯混淆概念和虚假理由的错误。
《经说下》说：“正名者”，“彼止于彼，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之名，指“彼”之实。“此”之名，指“此之”实。“彼此”之名，指“彼此”之实。如牛指牛，马指马，牛马指牛马，不可混同。要牛却说马，要马却说牛，牛马得不到，牛马会搞乱。“正名”就是使用语词、概念，讲究准确性、确定性。
《小取》说：“以名举实。”名即语词、概念。《经说上》说：“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谓也，言由名致也。”言通过口说出，其中包含概念。概念反映客观事物，像画虎表现真虎。言是对客观事物的陈述，由语词、概念构成。
准确使用语词，应明确语词所表达的概念。《经下》说：“谓而固是也。说在因。”《经说下》说：“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不若假。举美谓是，则是故美也，谓也。是非美，无谓，则假也。”称谓表达事物的属性，一旦使用某称谓，就要因袭沿用，不能任意改变。‘‘美”作为概念，反映物的状态，遇到这种状态的事物，就要用“美”的概念表示，女果把“美”说成“不美”，就是虚假概念，不准确。
概念不准确，论证会产生“狂举”的谬误。《经下》说：“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经说下》解释说：“牛与马牛和马虽然不同，如果用“牛有牙齿，马有尾巴，，而说“牛不是马”，是不对的，因为牛、马都有牙齿和尾巴，不是一个有，一个没有。“狂举”谬误，来源于所使用的语词、概念不准确。《公孟》载墨子与儒者对话。墨子对程子日：“儒之道足以丧下者四政焉。”指出儒学的四大弊端，程子不以为然，说：“甚矣，先生之毁儒也！”认为墨子是诋毁儒家。墨子反驳说：“儒固无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这是以定义式的语言，明确“毁”与“告”的不同概念。程子把“告”说成“毁”，混淆不同概念，使用语词不准确。为保证语言的准确性，需用定义。墨子在辩论中常给概念下定义。《墨经》多用定义形式表述理论，显示墨家用词的准确性。
《公孟》载墨子与程子辩论。墨子引用孔子的话，表示赞赏。程子说：“非儒，何故称于孔子？”墨子日：“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或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墨子非儒，但认为孔子的话，有“当而不可易者”。“当”即恰当、准确、真实，是普遍真理，谁也不能改变，自然可以引用。墨子这样说，以真理为依归，不存学派偏见，难能可贵。二语言的生动性
《墨子》语言是质朴性和生动性的统一。《公输》载墨子“止楚攻宋”的说辞，是质朴和生动统一的典型，准确恰当，有说服力，生动活泼，有感染力，所以能说服公输般和楚王。后代学者称赞是“辩士悬河之口”，“意高词健”，“绝类《战国策》”。
《墨子》语言的生动性首先体现在形象性。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墨者的精神支柱和奋斗理想。墨子像编剧本，假设“兼士”、“别士”两个人物，让他们淋漓尽致地表演，把“兼爱”和“偏爱”、“别爱”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为生动感人的形象。
别士之言日：“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日：“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这里具体描写“兼士”、“别士”的言行，用对比方法，刻画鲜明的形象。墨子假设即将出征的将士，受命出使别国的使者，即将远离故土，生死未卜，行前要将妻子托人照顾，是托给“别士”呢？还是托给“兼士”呢？即使反对兼爱的人，也不会选“别士”，而一定选“兼士”。把抽象道理形象化，语言生动，有感染力。通过形象描写，增加语言的生动陛。
《墨子》语言的生动性还表现在音乐性。《墨子》体裁是议论文，也讲究语言的音韵节奏。《七息》说：“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以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句式整齐，两句一韵，有如韵诗。《亲士》说：“是故僵臣伤君，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谔谔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荀者谔谔，焉可以长生保国？”音韵协调，平仄相谐。叠字使用更显语言的音乐美。
《墨子》语言的生动性与修辞有关。亚里士多德说，逻辑家必定会成为修辞学家。亚氏素称“逻辑之父”，有《工具论专讲逻辑，又有《修辞学》兼论逻辑。墨子是逻辑学家，成就举世公认，其逻辑理论也包含修辞。《墨子》是我国最早的修辞作，讨论和运用多种修辞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