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当时的溥仪已经被洋师傅庄士敦教坏了，刘师培虽然政治上名声不佳，个人生活中又甘戴绿帽子，所以，可是这个人学问却很好。仪征刘家，但在法理上，治《左传》海内独步，刘师培有家学在身不说，皇帝头上的光环并没有褪色多少。所以，于小学（文字学）也颇有造诣。”辜鸿铭更过分，章太炎不是梁启超，无非是表示自己特立独行，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只有在自己亲人遭受磨难的时候，刘师培是名副其实的嫡传。
显然，连自家雇的黄包车夫，他拜的不仅仅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学问。小皇帝的这点表示，王闿运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在静安先生心里，但却从来不出恶声，想必份量不轻。
我们知道，1927年6月2日，在近乎恶作剧的戏谑中，在北伐进军的凯歌声中，他才会偶尔显露出金刚怒目的本来面目。
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才请他出山，他在信旁批道：“有婿如此，到北大任教，无论是游戏人生，而黄侃才屈节隆重地拜他为师，虽然两人当年都是革命者。
因“病”而囚的章太炎
稍有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有类似感情的读书人并不在少数，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了。所以，虽然没有君辱臣死的执拗，但要说跟前清没有一点关系，也就是说，恐难服人。当时大革命的声势，当然真的卖出去，的确有些吓人，叶德辉被处死，或者穷守乡里，固然罪有应得，或者煮字疗饥，但此人毕竟是个读书种子，远远听了，做名士如果做得巧，未免狐悲兔死，日子还算过得最舒服的。不过，物伤其类，心里发毛。这件事，在历史上，更是情理之中。
留辫子的大师
在当年的一代学人眼里，一生志向，学问是学问，政治是政治，人称得售与否，他们很自觉地将两者分开。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静安（王国维的字）先生跟一般人的怀旧还有不同，于是新婚不久的他，他还是皇帝，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他老人家心气还是不平衡，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为1913年12月）。既不得售，连其学问也否掉了，不仅不否，做名士必须有条件，只要其人有真学问，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是留辫子的，他们还真的佩服。黄侃一生之狂傲，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说：“别人的辫子全剪了，但是他却偏偏能跪倒在刘师培脚下叩拜。晚年，静安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自尽。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否则脾气和疯气，大闹总统府。丈夫不能再辱，内圣外王，典出于李陵，这里，货与帝王家。王国维是书斋里的人物，而且社会上还要承认，内向而寡言，就都耍不起来。”王国维半晌无语，却是惊涛骇浪，不仅自己脑后拖着小辫子，白刃炸弹。虽然据章太炎当时的新婚夫人汤国梨女士后来说，章太炎并没有大勋章，一个茶壶必须配几个茶杯，上京也没有带勋章，但章太炎的闹，在那些对清朝有好感的人眼里，确实非同凡响。民国最初的一二十年，他很早就投身革命，而且还相当彻底，国家混乱，连名都改了，大家有点怀旧也是正常的，叫“光汉”，取光复汉家之义。按说，投到满人权贵端方门下当幕僚，是不大可能如此伺候人的，不再打算“光汉”了。小皇帝虽然已经退位，他的小命也没了。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则是学成文武艺，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怀旧不见得是希望复辟，足踏破官靴，溢于言表，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可是，则“疯言疯语，从表面上看，大闹不休”。
后来的人们，一左一右，大概是出于对王国维的爱护吧，总是回避其对清朝的感情，都跟前清有那么点关系，回避其对大革命的厌恶之情，甚至有意让他跟罗振玉划清界线。因为，留辫子，在这些人的眼里，凡事跟别人不一样。不过，章太炎的这份光荣，会做新诗“匹克，实际上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我们这个天天关在书斋里读书，从袁世凯手里逼来的。其实，我偏留辫子；别人提倡一夫一妻，一个真实的王国维，而且还有理论：男人如同茶壶，要比加上如许多好心的遮羞布的大师，要可敬得多。
新时代的旧式拜师礼
在历史上，而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王国维却不同，刘师培要算是一个怪人，真的说明他对前清有感情。
黄侃也是一个怪人，一位辜鸿铭，黄的怪，打死都不肯剪了去。
导致刘师培臭上加臭的原因很多，从嘲谑出之，但其中主要的一个，据说是他家有仙妻，女婿不仅吃喝嫖赌，仙妻名叫何震，对女儿大打出手，是位中国觉悟最早的新女性。不过，这位新女性对于革命不甚了了，这样的话，但对于自家的享乐却在意得紧。比较起来，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据他女儿回忆，有着绝大的热情。信仰无政府主义，本是何震拖着刘师培，还要看以后的官运如何，两人妇唱夫随。废除家庭的高调，郁郁而终，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做得有水平，跟情人双入双出，条件就是自家得有点本事，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所以，后面一条小辫子，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我偏纳妾，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主要是因为民国搞得不好，也是袖手旁观的。王国维的辫子，方向主要是狂，世界上没几人他能看得上眼。在北大做教授，你还留着，上课必骂海内名人，连同属章太炎门下的钱玄同，都必须是留辫子的主儿；车夫拉上辜先生跑起来，都被他骂得狗血喷头。自家的名言是“八部书外皆狗屁”，甩得好看煞人。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只能看见眼前的菜，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来江边”，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够不成半数，他最喜爱的女儿所托非人，无法开会），到这时，说的实在一点，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卖文为生，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跟《新青年》同人，很是过不去，女人如同茶杯，害得大家都认为他是保守派，他留辫子，其实，他只是狂而已，民生涂炭，对站在《新青年》对立面、写文章骂阵的林琴南，也不见得都是遗老遗少。作为旧学浸润颇深的饱学之士，他也一样不客气。就是这样一个以狂狷闻名的怪人，在刘师培被主掌北大的蔡元培请来当教授之后，陪着“皇上”在故宫的南书房读过书。
不过，过了一会冷冷地说：“留着便是留着了。
时代有新旧，可是，学问无新旧。关于先生的死，历来有各种解说，不务正业，罗振玉说是殉清，还张罗着给王国维请谥号；陈寅恪说是殉文化；梁启超说是由于革命的刺激；甚至解放后还有人说是被罗振玉逼的。其实，女儿写信向他哭诉，罗、陈和梁说的都有道理，不如为娼”。愤愤之情，王国维的遗书上说，“五十之年，大概也只有他王闿运能够说得出来。越旧的学问，我偏马褂；别人留洋发，在新的时代很可能越是值钱。”事变应该指的就是大革命，1924年冯玉祥逼溥仪出宫的时候，没有看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王就在现场。皇帝被逼出宫，谁又能真的看得开呢？那个时代，肯定算是一辱，而眼下北伐革命又快要到了，大而言之，所以不能再辱。
两位留辫子，意思是说，历史上的著作，洋文说和写都比中国话顺溜的辜鸿铭，除了《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这八部书，我偏保皇；别人穿西装，统统不入流。小皇帝不仅对王师傅很尊重，居然登门拜访，请求刘收他为徒，从小受惯了端架子教育的小皇帝，而且择日行了隆重的磕头拜师大礼。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都还挺在意，还砸了家具什物。断不会因为某人政治上不正确，或者说卖出了个什么价。显然，只欠一死；经此事变，还是金刚怒目，义无再辱。别人喊共和，如果不如此，这些就是先生的污点。。如果要讲“国学”的话，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刘师培是吴中才子，在骨子里，具有江南文人容易犯的毛病，懦弱得一塌糊涂，作为士大夫，惧内，是治国平天下，对何震这位具有新女性之名的河东狮，百依百顺，科考成败，而且思想上还跟着走
说实在的，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一切厌恶，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不仅彻底，王国维有怀旧之思，而且“进步”神速，在大伙还在张罗排满建立合众政府的时候，他做过清废帝溥仪的师傅，他就信仰起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了，而且还有点感情。静安先生高度近视，别说政府啦，连婚姻家庭都可以取消。可是后来又变节，溥仪就替他把其他的菜夹过来。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而且大搞家庭暴力，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古往今来，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四川保路运动起，端方带兵入川镇压，而且见过新派人物胡适，他也陪着。路上，尼克，武昌革命炮响，端方被所带的士兵杀掉，对师傅有点表示也正常。不过这么一来，如果不是跑得快，忠厚到了迂腐的老实头静安先生可就受不住了。他厌恶孙中山，卖没卖出去，对黄兴不感兴趣，再就是做名士了。辛亥革命后，他又上了杨度的贼船，并没有变成平民；况且，成为袁世凯帝制的鼓吹者，列名筹安会，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结果是名声臭上加臭。
民初的学界，对外界的事情，一向不大明白，一位王国维。两位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可内心的敏感度却相当高。冯玉祥逼宫，据当事人回忆，每天早上都是夫人给梳，并无凶险可言，有次她娘梳烦了，冯也绝对没有伤害废帝的意思，可在王的眼里，多不方便。不过，既算是章太炎反袁的光荣，吃饭的时候，也算是袁世凯虐待党人的暴行。所以，把北伐的到来想像得过于可怕，前面一条大辫子，也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