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城学校创设于一八八五年，原名文武讲习所。一八八六年，始改为今名。一八九八年，浙江官派吴锡永等四名学生赴日习武备，开始代日本陆军省施行预备教育，于是成立了留学生部。从此，凡赴日习陆军的学生，即须先入成城学校接受预备教育，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从该校毕业的学生，除武备生大部分进入陆军各校深造外，文科生几乎都能考进帝大或官立各高等专门学校，其的办学成绩，为当时的中国学生所称道。
最初，武备学生亦如文科系的学生，有官派者，有自备资斧者，肄业于成城学校的武备生，两者人数几乎相等，“但不必使节保送”。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三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十日），驻日公使蔡钧在东京九段坂偕行社宴请全体留日学生二百七十四人。这个偕行社，本是日本陆军军官于甲午战胜中国之后，公众集资所建，取义“同袍”，故有“偕行社”之名。蔡钧选择这么一个场所宴请留日学生，颇耐人寻味。偕行社因是陆军军官公所，不容他国国旗悬挂、飘拂在院门门墙，故是日的团拜会，只在主席台墙上悬挂了一个炫耀飞扬的中国龙的徽章。留学生于此，不免有故国河山之感。
这一日，从下午三四点，就有学生联翩结袂而来。刚到偕行社门口，就听得乐声洋洋，鼓声镗镗；进了厅堂，但见堂宇壮阔，庭园轩敞，于是，留学生们或在里面列坐叙谈，或到庭园散步游观。约五时，有接待者引导蔡公使到。少憇，即喊“升堂”，蔡公使登上讲台与留学生相见。留学生没有行跪拜礼，而是鞠躬为礼。蔡公使答“如仪”，留学生监督钱恂进而讲话：“今日之会，诚未有之盛事，诸生甚感谢。惟自今以往，尚欲永享此种团聚之乐。因愿更有所请。”随即把同人所拟创办留学生会馆意见书递给蔡公使。蔡钧浏览之后，大加叹赏后表示：“我必竭力替成之。”全体与会留学生同声应道：“是必请极力提倡。”蔡公使旋讲话：“昔吾旅欧洲时，虽遇一作苦之华工，犹以异城同乡之故，抱感于怀，辄眷眷不忍别，况诸君皆学生乎哉！中国之弊，莫大于上下隔绝，今日诸君聚首言欢，此乐何极。诸君离乡别井，万里负笈，未尝不苦，但必耐苦，然后能成学。学成，则公足以报国，私足以荣身。中国需材孔殷，予不能不为诸君日企望之。吾国摧败至此，岂人之摧败我哉？我自摧败耳！苟我能自振作，虽外人竟以禽兽目我乎，于我何伤？而况必不尔耶。在山林易忘廊庙，在外国亦易忘父母之邦。惟望诸君做学生时，常以‘忠君爱国’四字存于心，则他日必为有用之才也。”说完这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后，蔡钧又提高声调说：“会馆事甚善，我必竭力替成。今日之会，略备薄酒佳肴，诸君不用客气，如家人团聚然，尽兴放量畅饮数杯。”话毕，留学生鞠躬致谢，退移食堂就餐。
进得宴会厅，但见每张饭桌上都摆放着两瓶红梅和水仙，芬馥盈室；往窗外望去，天光开朗，地势雄峻；往外俯瞰，万家灯火，乐声也似乎随风缭绕，真乃壮人气、移人情。留学生倚桌立饮，觥筹交错，此时此际，郁以山河故国之思，肆以春天即将来临，少年之气，竟有不觉。酒酣耳热之余，陆军学生依士官生如果推崇某人，就把他抬起，举过头抛起的惯例，步调一致走到蔡公使面前，把他高抬举起，边抛边口呼“公使万岁！”陆军学生的这种举动，本系致敬之意，但蔡钧不知，吓得变色，急呼：“下来！下来！”陆军学生以为蔡公使是有些害怕，便更加抬高，又抛了三下，呼三声“公使万岁”之后，才将蔡钧放下。如此欢呼庆祝之后，陆军生或舞或歌，酣乐不止。当时，还有文科留学生感慨于“陆军学生同起居，同服食，同受一种之教育，同养一种之精神，其结果自应与他之不同居、不同学、不同习惯者有异也。即此可见，日本军制之要素，更可见教育之能力矣”。
宴会即终，蔡公使也把受了惊吓事搁置一边，督请众人演说筹建留学生会馆之事。演说者都表示了留学生会馆要尽快建成的心愿。之后，就有人把早已准备好的愿捐款为创建留学生会馆的捐册拿出，不一时便集款多多。最后，留学生又公举蔡公使为中国留学生会会长，钱恂为副会长。事毕，摄影于庭园，以为他日之纪念。
对于蔡公使宴请全体留学生一事，有一位颇有感触者事后回忆说：“夫此会之所以有特价也，则以其非徒为饮食之徵逐，而足令人生国家思想。且更有一事足以令与会者终身不忘，并足令吾全国人猛然自奋也。盖公使者，我国现在之代表学生者，即我国未来之主人；以公使而宴学生，在吾国固为非常之盛事，而为地主之日本人，亦必不视为寻常之宴会也。”
然而，宴请留学生，表面是极尊重留学生，实则是蔡钧借以观察留学生是否如他前两天给清廷外务部密函中所说的那样“自由之说日横，醉民主之风，而革命之议愈肆”。蔡钧在致外务部的这封密信中说：
查各省遣派生徒，例给咨文，由使臣送学及查察照料。殊不知照料自属应为，查察实难越俎。诸生徒不受范围，犹属细事……闻各省仍须添派学生，恐将来愈聚愈多，流品愈杂，逆势日炽……若各省更能永停添派游学，俾卒业者有去无来，则根株悉拔，流毒有时而尽。
蔡钧表面上对留学生极客气，但在给清廷的这封密信里，不但反对清廷再派留学生前来日本游学，还坦诚自己在来日本之前，曾“立论各省宜多派生徒，游学观摩，藉开风气。乃至此细加考察，而后知日本之号称维新者，有名无实。其政府多树党援，各分门户，不顾公义，每叹所闻不符所见。又不料康（有为）、梁（启超）以逋逃之薮，为邪说之丛，败坏人心，一至于此，尤不敢自护片言前失，而弗国家大局久远计也”。如此不利清廷统治的外部环境该怎么办呢？他给清廷给开出的秘方是：与其派遣留学生来游学，不如“各省自设学堂”，“延聘泰西著名教习，主讲于学堂，慎选清白子弟，分门肄业，再由使臣多译东西有用书籍，无民权平等诸邪说者，咨送贵衙门核印，颁行各省学堂，亦足资借镜从长之益”。
在蔡钧发出密信两天之后，陆军学生在此宴会上“抬举”蔡钧的事，又被他认为是日本留学生中多有革命分子，中自由学说那一套的毒已深，所以才戏弄他，侮辱他，是目无公使，而目无公使，便是目无朝廷。这就为他以后拒送自费留学生习武备留下了伏笔。
蹊跷的是，事不机密，蔡钧致清廷外务部的密信，竟被东京《万朝报》于四月七日全文披露。因为内有“日邦民德久衰，风俗淫乱，政府腐败，天皇徒拥虚名于上，庇我逆臣，袒我匪徒，且暗中引诱学生以作乱之谋，以便从而取利，故于匪党之倡言革命者，反多方以奖励之”輥輯訛等语，引起日本各界一片哗然，认为蔡钧身为公使，其见识如此卑劣，不但对日本国民极尽污蔑，而且还语侵日本天皇，于是各报纷纷发起了对蔡钧的声讨。但蔡钧所说也是实情，日本方面为了息事宁人，于是定章：“外国人欲入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各种专门学校者，须由本国使节保送。”輥輰訛一九〇二年七月下旬，浙江归安自费留学生钮瑗（字翔青，同年四月到东京），因前已入读的手工学校不甚理想，便准备与另外四位自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学习武备，其中便有与何澄同入清华学校的江苏籍同学刘钟英和董瑞熙。此时，他们尚不知成城校方已与清廷有约规：无论官费生还是自费生，非由驻日使臣保送，否则不得自请投学輥輱訛。结果可想而知——蔡钧以自费生为由，拒绝保送。吴稚晖闻听钮瑗等五名学生被蔡钧拒保入学的事情之后，便给蔡钧拟写了一封反复婉转、百计恳求的长信，并声明由在校学生五人互保一人，先在使馆出具保证书，留存备案，以换取公使的咨文。吴稚晖致蔡钧的信函甫一写就，正赶上日人以“清国大儒”称之，备受招待的吴汝纶来到东京。七月十三日，吴汝纶到中国留学生会馆考察，吴稚晖亦至，于是拿出写好的致蔡公使信函与吴汝纶婉商，请他代为与蔡公使交涉。吴汝纶看到吴稚晖身为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之教师，广东大学堂之顾问，又是举人出身，但不愿作教师而愿作弟子，在自费留学生入学遇到阻碍时，毅然挺身而出，代学生哀请于蔡公使，十分敬佩和感慨，但在交谈中流露出此事恐怕难以办成的意思，只是答应代达。
七月十八日，欲入成城学校习武备的自费生得到好消息，吴汝纶代达的事有了音讯。他在致吴稚晖的信中说：“前日大札，未转交使馆。至所谓五人送学堂，蔡公使已允可。惟属照尊议，取五人环保，与名单并送，谓是使馆旧章。谨奉闻。即乞赐交，以便转达。”輥輲訛吴稚晖得吴汝纶信后即奔告于欲入成城学校的五名留学生之间。不但这五名学生兴高采烈，认为环保后便可被蔡公使咨送，另有四名早先有畏难顾虑的学生，也受此利好消息的鼓舞，加入了进来，一同由章宗祥等二十余人共同签印，缮就九人入学的保证书。第二日，章宗祥把保证书携交吴汝纶。可是，等保证书送达之后，好几天也没有入学的消息，学生们很是着急。因为成城学校没有多少天就要放假了，如果能在放假前入学，就能随同教师一起旅行，获益良多，所以很想在成城学校放假前入学。吴稚晖急学生所急，七月二十日，又跑去找吴汝纶催请。岂知蔡钧玩了一个“各生自行环保，即允转送”的花招，实际上并没有按公使咨送学生的行文惯例具文保送，只是将章宗祥保送江苏、浙江、江西自备资斧学生九人的保书送给了日本参谋本部。
七月二十六日，蔡钧把日本参谋本部署理这一咨文的第二部长青木宜纯的回函交给吴汝纶，说他已尽力，但参谋本部不允，他也没有办法。当天晚上，吴汝纶即把日本参谋本部复蔡钧的回函转给了吴稚晖：
敬复者：
顷接来文。现由在京贵国留学生章宗祥，保送江苏、浙江、江西自备资斧学生九人，愿入成城学校肄业等因。准此。惟向例进学均由贵大臣保送，方准进校。今据来文，似稍与向例不符。仍请贵大臣亲行保送，以符向例，是为至祷。专复。顺颂时祉。
再成城学校现值歇伏之期，一俟敝历九月初旬，再行开课，此时未便即准进学。
顺此附达。
蔡钦差阁下署理参谋本部第二部长青木宜纯日历七月二十六日吴稚晖拿到这份函件后再三循诵，也不得其解，只知暑前进校已是不可能的事，如此而已。吴稚晖读来读去，也不解蔡钧何以忽将保证留学生向参谋部保送，而改为由保证人章宗祥保送？又怀疑蔡钧原咨文所叙事由不明，是不是引起参谋本部无端误会？但又一想，假若原咨文不明，蔡钧是不难轻轻驳正的，只要说明“留学生章宗祥等保送之学生钮瑗等九人愿入成城学校肄业，是向本大臣处保送的，故本大臣准为咨送贵署，核与向例相符，请烦查照，施行俾遂入学之愿，是为至祷”，入学一事便能妥善解决。所以很怀疑咨送入校之事，蔡钧不过是虚与委蛇，如谚所谓“推死人过界”，故谬其词，以得一驳，既可堵住学生之口，且把责任推给日本人。带着这些疑问，吴稚晖连夜约定入校诸生明日早晨面叩吴汝纶，问个究竟輥輳訛。
七月二十八日一早，吴稚晖带着保证人胡尔霖、庄达、刘勋臣，以及欲入成城学校的钮瑷、刘钟英、顾乃珍、李显谟（字英石，上海闵行人，为辛亥上海光复重要人物）、许嘉澍、陈秉忠、夏士骧和陈纲、俞亮、段彥修、朱弦、吴宗椿、吴忠杰、董瑞熙、张懋德、陆辅、陆爽、沈觐恒、沈觐鼎及孙揆均等人輥輴訛，前往吴汝纶下榻处，请京卿大人据实以告。吴汝纶此时才掏出心里话，告诉他们：蔡公使的本意是不肯咨文亲行保送你们，所以才有参谋本部与惯例不符的说法。这里的奥妙就在“咨送”、“保送”和“亲送”的三种差别上。我明知公使的这番心计，但又能奈公使若何。一行人闻听吴汝纶此说，十分悲愤，当即辞别吴汝纶，到公使馆要求蔡钧切实保送。
到了公使馆，蔡钧无论留学生如何请见，就是躲着不见。日落西斜，看着吴稚晖带领的留学生大有见不到公使就在使馆请愿过夜的不绝势头，蔡钧才讲好诸如要行跪拜礼等等条件才勉强接见。
吴稚晖问蔡公使不保的理由，蔡钧答：“自费生不能学陆军。”吴稚晖再询：“是否奉有政府训令，且成城尚不是陆军学校，日本方面，亦无公使保送入学之章程，贵公使到底据何理由，不肯保送？”蔡钧因吴稚晖是学者，不是显宦，即存有轻视之意，说：“我不保送即不保送，请君不必多言。”吴稚晖听了甚怒，说道：“政府派你来，不但专办交涉，亦为保护本国人，今君对学生，尚且无理取闹，不肯送保学校，非说出理由不可。”相持之下，蔡钧竟不理吴稚晖，拂袖上楼去了。吴稚晖见蔡钧这样无礼，乃云：“真是岂有此理！今日不得保送许可，我不出馆门！”后经公使馆馆员一再劝慰，请回去再商，吴稚晖坚执不肯，遂留在客厅不走。蔡钧即电召日本警察，入公使馆执行驱逐，拘留吴稚晖、孙揆均于警署，留学生被撵出公使馆。稍后，警署署长又决定将吴稚晖、孙揆均送回寓所。但吴稚晖、孙揆钧视此事为极大耻辱，不肯退回寓所。到了次日上午，才勉强同意离去。
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吴稚晖又往警署，抗议被捕之事。署长对吴稚晖说：“逮捕的事，并非我们警署的主意，而是贵国公使的命令。你们何不向公使责问？”吴稚晖非常愤慨，表示要前往公使馆申论。当时在场的日本外务省通译官小林光太郎劝说道：“公使馆明令：三日之内，留学生不准到访。还是过三日后再去吧。”吴稚晖无气可出，无计可想，只好折回輥輶訛。
在吴稚晖去警署抗议的时候，何澄和留学生数十人风闻蔡钧召日本警察拘人之事，认为“公使馆有治外法权，今蔡公使不显本国主权，电召日本警察，入馆驱逐本国人员，丧权辱国，莫此为甚”輥輷訛，分外愤怒。梁启超对于此事亦是极为痛心：“我国民以此为区区仅小之问题乎？内争之事，而托调停于外人，即辱国矣；内争不能克，而假外人之权力以干预之，辱益甚矣；乃至内并不争，而防其萌孽焉，乞外人以先事而锄之，其辱更何如矣。辱犹可也，而生此国为此民者，苟有一毫不肯放弃权利之心，则一启口一举手一投足而无不为罪，而四万万人岂有复见天日之望耶？本国政府已矣，而复有他国政府为之后援。吾民之在内地者，他国未能直接奴隶之，则借本国政府为傀儡焉；吾民之在海外者，本国不能直接奴隶之，则借他国为傀儡焉。于彼乎于此乎，无所往而不奴隶。苟不甘是者，则五洲虽大，竟无所容。痛乎！”輦輮訛于是，何澄和前后脚赶到公使馆门前的留学生们决定直闯公使馆，找蔡钧论理。但蔡钧已先期嘱咐日本警察守门，所以，留学生大半被堵门外，何澄等少数闯入者，还没见到蔡钧的影子，便被日本警察架了出来。
七月三十日，何澄和二十余名留学生陪伴吴稚晖再到公使馆找蔡钧申论，仍被日本警察和守门人拦阻。
事情又弄到吴汝纶那里：“约来考学制诸公并留学生十馀人，议学生与公使争持之事。”輦輯訛何澄等留学生认为，官立学校既必须由公使保送，则学生非求公使不可，不求将更何求？如果说，求公使送学而有罪，那么，来日本留学就先有了罪。况且，吴、孙二君又不是自己求保入校的，而是代其他学生求之，代他人求送学而有罪，是不是凡关涉于学事者皆有了罪呢？蔡钧之职，是公使，不管是否为国民之代表，即以朝廷论，去年秋冬间，不是屡下诏令，命公使保护照料学生吗？既为朝廷之代表，送学之事，还用学生自求吗？还待他人代学生求学吗？待其自求，待其代求，是公使有罪，怎么反以己罪罪无罪之人，真是何其怪焉！现在的事情已不是这区区九人的事。这九人不见送，此后源源而来留学的学生不知几何，欲入官立学校者也不知几何，待请公使保送者亦不知几何，而公使于学生既已视如仇雠，此后与私费生之交涉如何，实以这九人者为最后之问题。有此争持，而得不得尚未可知；无此争持，则私费生入学之途以后真永绝于此。輦輰訛八月一日，蔡钧以给光绪皇帝过圣寿节之名，邀吴汝纶前往公使馆接待贺客。吴汝纶是如何与蔡公使交涉的，众人不得而知。回到寓所后，吴汝纶的日记只记了：“吴止歁（振麟）、方常季（方伦叔）均在寓久候，以学生与蔡使争持事责望于我甚至。”八月四日，“诸生陆世芬（仲芳）、曹汝霖（润田）与章仲和（宗祥）来见，商吴稚晖事。”輦輱訛显然，吴汝纶所做的调解没有见效。不但没有见效，而且更有令人气愤的事发生。八月五日早六点，突有一警官到吴稚晖寓所，通知吴稚晖、孙揆均二人须立即到警察局。吴稚晖、孙揆均跟着这位警官到了警察局之后，又在三位巡警的护送下，被带至警视厅会客室等候。少顷，警视厅主事菅井诚美进来，向吴、孙二人出示内务大臣内海氏的命令：
自清国来本邦居留之吴敬恒、孙揆均二人，因触犯妨碍治安之例，饬令离开本国。特令彼二人于明朝六时，与巡警同乘火车至神户，即日登轮返回。此令。
吴稚晖、孙揆均接此递解令后，即请求延期。但菅井诚美解释说：“此事纯因贵国公使的请求，我国警官才到公使馆逮捕留学生，绝非我国要行使强权。你们不要弄错，请立即离去吧。”輦輲訛何澄和其他留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骚动起来，即刻赶到吴稚晖寓所探究一切。听了整个事件的过程，留学生议论纷纷：日本政府命吴、孙二君退去，警察遮护，无异于虏囚。逐吴、孙二君，辱学生事小；蔡公使与学生交涉，而日本政府强行干预，失国权事大。现在又对吴、孙二君下驱逐令，出于蔡公使之请，是惟恐国权不失，而求外人夺我权的莫大耻辱事。什么叫妨碍治安之例？使馆为治外法权之地，与你日人有何相干？你日人凭什么干预？即曰妨害，数日之内，前前后后到公使馆静坐论说者不下数百人，为何独独以妨害治安罪拘解驱逐吴、孙二君？若说这也叫妨害治安，那我们在座的诸位岂不是都有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便是列强外交家的要诀輦輳訛。诸留学愈议愈气愤不已，均觉如不全体退学归国，不足以雪此双重污辱。然而，就在留学生们积极联络，抗议日本政府实施帝国主义干政中国和留学生之合法权益时，离八月六日日警拘解吴稚晖、孙揆均出境的时间已所剩无几。
吴汝纶“闻吴敬恒被警视厅捉捕即送回国，与蔡鹤庼（蔡元培此时正与高梦旦结伴在日本游历）、夏悌山往见蔡公使论之”。事情依然无果。
八月六日早六时，日警押解吴稚晖、孙揆均出境，何澄和其他留日学生数百人等候在新桥火车站相送。吴稚晖在路过皇城二重桥时，忽然跳入皇城护城河，“以尸为谏”。日警慌忙下水把吴稚晖救起，幸水不深，仅湿履袜衣裤而已。吴稚晖被扶回警署换衣后，下午两点，又被挟送到神户，押上法国邮船。吴稚晖被日警挟送走后，有人检其衣底得一小包，封题曰“其言也善”四字，内有一封遗书：
信之以死，明不作贼。民权自由，建邦天则。削发维新，片言可决。以尸为谏，怀忧曲突。唏嘘悲哉！公使何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亡国之惨，将有如是。诸公努力，仆终不死。
吴敬恒绝命作此。敬恒所以就死于大日本国者，奉劝大日本念唇齿之义，留学一事，不可阻碍。如欲兴我国家，尤以顾全私费学生之便利为最要。若专取现在政府之信用，恐未得其益，先受其害，因我国皇上方蒙难，官场之腐败，为二十四史所少见。若大日本国官人久与相处，与之俱化，则支那之利益不可得，而大日本之良风隳矣。大日本良风一隳，将胥黄种人尽奴于白种人，岂不可哀矣哉。
又敬恒一人已伏其罪，一切被连引之孙君等，宜可复其自由归国之权。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三日（阴历）。
得知吴稚晖投水的消息后，吴汝纶当下即给蔡钧写了一封信：
今晨吴敬恒投水，已改迟起解，此正可徐图救护，敬乞卓裁。此事乃是日本乘机侵夺吾国权，日后公使保护留学生之权尽失，而学生与华商寄居日本，一例归日本管束，此于国际所关甚巨。某昨临别时，谓此为星使（蔡钧）身事者，此也。此事当视学生为一体，阋墙御侮，星使以争回保护学生之权为重要，万乞断决行之，幸甚！不宣輦輵訛。
吴汝纶与蔡钧此书，言简意赅，就是要蔡钧把救护吴稚晖之事视为争回保护学生之权来断决行事，但蔡钧根本不为所动，致使吴稚晖仍被日警押解出境。吴汝纶“目见此变，一筹莫展，愤憾无极”，便给清廷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严惩蔡钧：“日本游学生有聚众至使馆肆闹情事，经日本巡警弹压始散。学生聚众滋事，闯入使馆，应从严惩以警刁风。出使大臣蔡钧不洽舆情，激成巨变，请严予惩处。参赞铨林任性妄为，士心不服，应一并撤回。”輦輶訛第二日，即八月七日，吴汝纶在致张百熙的信中，再次陈述了对成城事件的看法：“……近日此间多持官生贤于私费之生之说，某甚不谓然。官生用官家经费，势不能多。其派遣并非核实考选，则亦贤不贤参半。私费之生，用本家私财，近时民力拮据，其父兄必尚不愿，因本生稍已开化，知中学之有缺点，乃赍装越海，从学他国，此乃维新基础。虽人多则不能皆贤，要是志士特多。又国家财力艰窘，此等生徒，不烦国家供给，而能自求新学，备国家缓急之用，此宜奖劝鼓励，使之源源而来，不宜挫折摧抑，使之闻风裹足……近日学生因欲入成城学校，保送未允之故，与蔡公使牴牾，日本内务省乘机侵夺吾国权，径将举人吴敬恒、孙揆均二人驱逐出境，谓是妨害渠国治安，实则此二人曾在使馆与公使辩论。使馆吾国辖地，与渠国无干，学生去留，亦吾公使权力所专管，日本不应羼与。此于国际关系不小，某眼见而无如何，诚为愤愤！此后来学者必希，即来亦归人管束矣！”輦輷訛事已至此，蔡元培亦放弃了原本预备逗留一月的游历，从东京专诚赶到神户，偕陪吴稚晖返回上海輧輮訛。若干年后，何澄才知他的岳父王颂蔚竟是蔡元培光绪庚寅科（一八九〇年）会试的房师。
吴稚晖、蔡元培离开日本后，吴稚晖那“欲以一死唤醒群梦，起国民权利思想”的生死大义，使何澄大受刺激，无日不往中国留学生会馆议集如何应对“吴孙事件”。
中国留学生会馆，位于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骏河台最高点（现骏河台二丁目三番地），系留学生会馆成立后租得的一座洋楼。右可视御茶之水，前可眺望本乡一带住家，其对面可见小石川牛込。外观颇为宏伟，规模尚大，正面有五间之宽，纵深八至十间。正中有走廊通过，楼下设接待室、会议室、事务室等多种房间，后面还有花园。中国留学生会馆干事为曹汝霖、范源濂、蔡锷、钱念慈等十二人，吴止歁任书记，陆仲芳、王璟芳任会计，金伯屏与章宗祥任庶务，曹润田、张敬舆任书报，吴绶卿、高旷生任招待（一年后，这十二名干事均被改选）。据冯自由《记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载：“会馆成立后，以经费支绌，乃请清公使蔡钧拨款补助，蔡钧要求须将‘中国’二字改为‘清国’，始允所请。干事会不得已许之。未几，清贝子载振东游，会馆欲其为经费之捐助，而干事曹汝霖等亦借此为仕途进身之捷径，竟号召全体学生开大会欢迎之……之后，会馆以经费不足，通知各省学生同乡会请代征收每人月费以资维持。照会章，每一学生须纳月费三角，由同乡会代收缴付。自会馆改名‘清国’后，学生借口不交者，大不乏人。因是发生种种纠纷，而干事会遂穷于应付。时广东同乡会亦为此事开会讨论办法。有粤省派来学务视察员崔伯越者，谓‘吾人益属大清国学生，顾名思义，当有缴付月费之责任’，劝告各人勿为邪说所惑。冯自由起言，‘区区三角之月费，吾人照章缴付，原无问题，但吾人是中国人，而非清国人，故只可缴付中国会馆之月费，而不可缴付清国会馆之月费。若谓吾人各享会馆权利，而不尽会馆义务为不当，则满清既可强占我中国土地二百四十馀年，吾人又何不可享受清国会馆之权利。吾人念亡国之仇，殊无交纳任何经费之义务’云云。众多鼓掌和之。讨论结束，卒通过缴纳月费与否任人自由之议案，其他各省同乡会亦如之。”輧輯訛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留学生的公共事务，常在会馆商议决定。于是这里便成为留学生活动的策划机关，集会时的会议场、演说场及俱乐部等，同时还是留学生书刊的翻译和出版的总部，如《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江苏》《湖北学生界》（后改为《汉声》）杂志的出版部都设在会馆内。在留学生会馆的旁边，有一户门牌细小的日本人家，被租赁为会馆的门房，由一个姓细川的日本人为会馆的门房传达，兼卖会馆所有出版的留学生书刊輧輰訛。
在中国留学生会馆讨论如何抗议日本政府干预中国主权和内政时，时在宏文学院肄业、后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的胡汉民是当时最为激进的一员。不但电请清廷撤换蔡钧，还积极鼓动全体留学生弃学归国，以示抗议。何澄也认为：“以日本人循一俗吏所请，蔑视我国民全体，毫无可指名之罪而放逐我同学。吾侪腆颜留此，实无面目，誓相率归国，宁失学问，勿失名誉。万喙一声，汹汹不可压抑。”最后议决：“拟暂停课，以待此事之着落。若无着落，退学未晚。”輧輱訛至此，“留日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行动，留学生普遍参加到斗争的行列中来……一批思想激进，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在留日学界聚合起来，他们关注时政，对各种社会事务积极表明态度，发挥影响，使留日学界的政治激情不断强化”輧輲訛。
八月十二日，“广东学生有毅然欲退学者”輧輳訛。
由于在校就读的留学生罢课退学的呼声日益高涨，东亚同文会輧輴訛及日本外务省颇忧其事会扩大成风潮，乃遣人至留学生会馆，与留学生会馆干事商转圜之法。据章宗祥回忆：翌日，会馆干事等至华族会馆，与东亚同文会会长长冈护美子爵晤谈。长冈护美说，留学生如有意见，可由同文会代达彼国政府。为计便利，干事等归馆，乃熟商意见书致同文会如下：
一、留学生入校事宜，由中国政府设总监督一员，专司其责。
二、官费生由中国官吏咨照总监督。自费生由会馆干事二员保送于总监督，由总监省转送入校。
三、官费生可学诸学科，如陆军、警察等类，自费生亦得一律学习。
同文会得意见书后，与外务省互商，达成答复如下：
一、设学生总监督事，俟贵国政府决定后，日本应无异议。
二、入文部省直辖学校者，可由左记之三校保请外务省送如下学校：（一）东亚同文书院；（二）弘文学院；（三）清华学校。
三、志望军事教育者待俟福岛少将归国后再行商议。輧輵訛然而，由留学生会馆干事与长冈护美子爵、柏原文太郎君等往复商议的留学生之善后事宜，却遭到包括何澄在内的一大批留学生的质疑。他们认为，长冈护美与柏原文太郎不过是同文会中之人员，能否代表日本政府，很是怀疑。关于设学生总监督一条，他们认为，中国各省所派监督，从未与日人商议，并且要待日人同意后再从命。其目的无非是派一名总监督以束缚自费学生。既如此，直接求之我政府足矣，又何必求日人呢？以我政府所派总监督办理我国留学生之事，名正言顺。我国虽弱，日人亦何能侵我自主权而有所异议？以往各国派于我国公使，动多掣肘，畏外人如虎，俨如君父之诏命，无不曲意承顺，有识者痛恨国权全失，而今仅仅要派一名留学生总监督，还要问问日政府“有异议与否”，而且条件是以日人许我政府派遣才派遣为前提。如此，则不如直接受治于日人之下，反倒省却许多周折。留学生总监督来了之后，是否能贤达于蔡钧？他们更是表达出强烈的不信任：“蔡使之所以不允保送成城者，承政府之密旨，防家贼耳。政府所派之总监督，果能与政府反对乎？与公使反对乎？窃恐未必然也。”这是其一。其二，他们认为：“我等出外留学皆已成人，能自治，非若襁褓，须人扶掖也。”“既肯离乡背井，缩衣节食，以求学于海外，又非若怠惰自弃，须人督责也。”其三，至于保送入校一层，他们觉得，自今东京各学校，无论官立私立，几皆有留学生之足迹，在没有留学生总监督以前，都能获保进入各校。现在欲派一名总监督前来，不知所谓监督者将监督何事？无非是觉得留学生之中良莠不齐，内中有“心术不纯正之徒”累及君等清名，必须有一总监督来了之后，始能分清泾渭，辨别邪正。除此之外，于留学生全体又有哪些利益呢？所以，他们强烈抨击这一条件：“实欲送国权与外人，送自由于政府，其于我留学生果有何便利之足云耶？”
对于第二条，他们进一步认为，国与国交际，个人与个人交际必须彼此均有利益可沾，而后订立契约，才是人情之常。我国留学生来日，向来进出各种学校均极自由，如见此校课程未善，才改入他校，并非喜新厌旧，因为资斧之窘，年限之促，求学之切，所以不得不图速成。如果照此条定规，不入同文、弘文、清华三校者，将来便不能入文部省直辖的各学校，此事真是奇之又奇。这三所学校，在日本有何资格得此特权，而能使我留学生不准入其他学校？再者，这三所学校，并不言课程之如何改良，待遇之如何加意，仅曰入我等学校，则他日可以依赖我等得入官立学校，如有不合我等之意者，绝其求学之路，引诱加恫吓，无所不至。此外，他们还指出：进入指定学校方才保送对文科生的危害：“文学生之入官立学校，本极便利，今则非在此三校出身者，反有不能入校之势。学生与公使所争者，在武备学生入成城一事，今成城依然不能入，反尽将文学生送与三校管辖，是非倒置，文不对题，殊令人迷惑难解也。”
何澄等留学生，对于第三条尤为不满：“此事为起衅之原因，亦为善后之要点。今乃淡淡着笔，一则曰‘志望军事教育者’，一则曰‘俟福岛少将回国后再行商议’……不曰‘学陆军’，而曰‘有志于军事教育’，是仅得在成城学校稍受军事之教育云耳，将来允进联队与否，未可必也；曰‘俟福岛少将回国后再行商议’，现在福岛之代理非有青木乎？何不可与青木即行商议，而必俟福岛乎？设福岛一日不归，则吾留学生即一日不能进校？又假使福岛竟不归国，则吾留学生即永无入校之期？况福岛即归，其能允与否，又未可必耶！诸君亦知吴君何为而去，我等何为而与日人有此一番交涉。岂不曰九人欲入成城学校乎？然则此条未定。九人未入，此外又何交涉之可言？又何条件之可订？所谓俟福岛归国商议一语，蔡使亦尝言之矣。吴君因不信其言，而致被送回国，今日人所言，与蔡使无异。”輧輶訛八月十七日，长冈护美子爵到吴汝纶寓所来谈：“据称，因学生与公使相持，出为调停，已与蔡使议定：官费生由蔡使送学，私费生由长冈送学。蔡使业经应允。”听罢这种结果，吴汝纶仰天长叹：“此后教育之权又归日本矣。”輧輷訛然而，“愤于公义，谋所以归国之道”，终不过是谋谋而已。同批赴日的广东速成师范生，对胡汉民“平时崇拜尊奉，至是同和者甚寡，且生反对之潮”，全体退学之举终付流水。胡汉民后来回忆道：“余遂率同学反对清公使，反对日政府，提出条件于日本教育当局，以退学为要求。日本稍缓和其事，而教育当局更诱胁诸言罢学者。余本为广东同学之领袖，退学之议，又经开会而决定，顾同学多畏祸，则中变而私为悔觉书上于学校。余益愤，遂单独提出退学书，径归国，从者数人而已。”与胡汉民一起退学的广东同学是詹菊隐、刘伯中、庄丙汉、区彬如輨輮訛。何澄倒不是因为怕事畏祸而没有退学归国，只是觉着退学后归国没有一个退处，如果让大兄二兄知道了因反朝廷命官而退学归国，那岂不是让大兄二兄气死？于是抱着等等看的想法留了下来，没有立即起身返国。退学归国的主角胡汉民也没有立即归国，而是暂留在日本人三矢氏家迁延了一个多月，直到九月中旬才登轮启程，返回故国。“中秋之夜，胡汉民伫立船头，夜色沉沉，沧海茫茫，掐指算来，‘东去西还止十旬’，为时百日，几经挫折，不由感慨万千”輨輯訛。
何澄积极参与其中的成城学校入学事件终于有了结果：九名“肈事者”获得保送，一九〇三年一月进入成城学校学习武备；日本参谋部福岛安正少将返回日本后，在一九〇三年七月，为陆军学生在东京牛込河田町建立振武学校，这九名“肈事者”和在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的学生全部转入此校，继续攻读。
但与此同时，与留日学生不利的事也接连发生：
一九〇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清廷决定设立留日学生监督处，并派遣汪大燮为首任留日学生总监督。一九〇三年初，汪大燮率润璋、秦文锦、玉琪三位随员到达日本，只是处理公牍及翻译事宜等一些日常事务，并没有管理留日学生的具体章程。但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发生后，引起西太后的高度警觉，同年五月间，饬张之洞筹划防范之法。九月二日，张之洞就约束留日学生事致函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从中可窥见清廷为防止留日学生再生“不安分”，是如何绞尽脑汁的：
前奉旨与日本政府商订约束留学生一事，尊指最重者，以不安分学生必须驱逐回国、私学奖励与官学有别两端。随即与内田公使晤商，辩论多次。现经彼政府复电允许，无可再争矣。两条分别如左：一、不安分留学生官遣回一条。此条彼甚不愿。告以如不安分学生不肯遣逐，则安分学生之奖励不能从优，始勉允商之彼国政府添此一条。惟驱逐、押送、勒令等字，彼坚执不肯。现改为如察其无悛改之望者，即行饬令回国，不准稍有逗留。虽不明言驱逐，其语意似已切实。一、奖励私设学堂毕业生宜示区别一条。内田谓私设学堂必其教育管理确实可信，与官学堂毫无差别，方能认可。现在约束章程私设学堂既与官学堂一体照办，若奖励显分区别，即不能使其照章认真约束。因与商云，如此则以后官学多送，私学少送。内田云，如私学堂之学生其品行科学实不如官学堂，届时中国自可斟情办理，日本可不过问。所言亦尚有理。此事一切俱已议妥，谨另录清稿，计照会日本约束鼓励章程一件计十六条，中国自行酌办案章程一件计三条，分别签注，送请鉴裁輨輰訛。
一九〇三年十月六日，张之洞将修改过的《约束游学生章程》十款，奏陈清廷：
拟议约束游学生章程一、此次章程奏定后，以后续往日本游学生，无论官费生、私费生，并无论日本官设学堂、私设学堂，均非出使大臣、总监督保送，不准收学。
一、总监督保送学生入私设学堂，须经文部省认可其教育程度与官学堂相等者，方为合格。
一、游学生在学堂中品行应归学校考察。其在外言动举止如有不轨于正之据，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察访得实，随时知会该学堂商酌，务必减其品行分数。
一、游学生在各学堂非有实病证，概不准其轻易请假外出，及虽在学堂而托故不上讲堂，应请与日本学生一律督责，勿稍宽假。
一、学生在学堂时，应以所修学业为本分当为之事。如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无论所言是非，均属背其本分，应由学堂随时考察、防范，不准犯此禁令。如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察访留学生有犯此禁之人，随时知会该学堂，应即剀切诫谕学生立即停辍。如有不遵，即行退学。
一、凡现在已留学堂学生，无论官费生、私费生，查有过犯及品行不端者，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知会该学堂为斥退者，日本各学堂应即照办。
一、各省所派官费生及私费生往日本游学者，经本省督抚查有不安本分、品行不端之人，随时咨明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转达日本各学堂请为斥退者，日本各学堂亦应照办。
一、学生于功课之暇，如有编辑教科书及译录所习科学之讲义及翻译有裨实用之书，自不在禁例。此外无论何等著作，但有妄为矫激之说，紊纲纪、害治安之字句者，请各学堂从严禁阻。或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查有凭据，确系在日本国境内刊刷翻印者，随时知会日本应管官署，商酌办法，实力查禁。其污蔑人名节者，经本人或本人委托之人按律在日本应管官署指控查实后，仍行惩办。
一、中国游学生会馆办事有紊纲纪、害治安，若不安分之事者，应由出使大臣、总监督知会日本应管官署随时查禁，严加裁制，务期杜绝流弊。
一、凡现在日本各学校及已经退学之中国留学生，如确有紊纲纪、害治安，若不安分之事者，应由当该管官员严加约束。如察其无悛改之望者，即行饬令回国，不准稍有逗留。輨輱訛留日学生监督处，这个在世界各国教育行政制度上都是独创的怪胎，自从有了张之洞拟议的这两个具体办事章程之后，的确在阻止游学生“异端”思潮的扩展，以及“规心术”、“端品行”、“守本分”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并成功争取了一批对清廷仍抱有幻想的学生。
具体到学习军事，一九〇三年，清廷外务部业已正式通告留日学生总监督：凡自备资斧学生，未经各省督抚咨送者，概不准入士官学校肄业。一九〇四年四月，清廷练兵处正式颁布《奏定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其中更加言明并规定：“学习兵事，专为国家振武之用，自应由官遣派，不得私自往学，其有现时业经在日习武之自费生，应由驻日大臣及监督察其志趣向上，学业精励，年限未满者，随时咨明练兵处，贴给旅费，改为官费生，以资造就。自此次定章后，凡赴日本习武备之自费生，即行禁止，以备一律。”輨輲訛从此以后，自费生欲习武备之途，为之断绝。自一九〇四年以后赴日习武备者，皆系清廷派遣的官费生。
清廷练兵处奏定的这个《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确实有它的优长处，如它将派往日本学习武备的学生做了长远规划，“拟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一百名”；选派学生各省均有定额，“京旗、直隶、江苏、湖北、四川、广东各六名，奉天、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云南各四名，山西、陕西、甘肃、广西、贵州各三名，江宁、杭州、福州、荆州、西安、宁夏、成都、广州、绥远城、热河、察哈尔、密云、青州十三处驻防各一名，计共一百名”；所选派学生也有了具体要求，“必须身家清白，体质强壮，聪明谨厚，志趣向上，并无暗疾嗜好，于中学已有根柢，武备各学已得门径，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为合格”；所派选学生的川费、学费，也有保证，“其款定于每年七月前解交练兵处，由练兵处汇付驻日大臣转交各学校及陆续支付各生”；甚至连选派学生在留学期间的生活杂费也考虑到了，“各生除学费外，每名月给杂费银五元，按月亲赴练兵处所派之驻日监督寓所支领。其有考入大学校及各专门学校者，由练兵处酌量加增。如随队习旅行、野操及秋后大操，一切费用则由驻日大臣督同监督临时酌定，咨明练兵处发给”；对学生回国后的出路问题，也做出了明确规定，“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充见习士官期满，除考入大学校及各专门学校外，其馀回国由练兵处就其历年所学一一考试，最优者奏请授职守备，次者授千总，次者授把总……开写履历，均按授职之年系以某某年守备、千、把出身字样，俾与保奖武职，示有区别；如该学生本有官职，即照其原有之官，晋一秩；若系文职，亦照原品晋一秩。”清廷对于选派陆军学生游学所做的种种规定，于一般家庭子弟来说是极有吸引力的，可以说，留学的吃喝穿游学都由清廷负担了。但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驻日大臣有督察学生之权，须随时悉心考校各学生之品行学业，按年督同监督造册，咨送练兵处，以备查核”；“此次咨送学生及以前公私费各学生倘有聚合行废学者，由驻日大臣随时儆斥，如仍不知改，即声叙该生行径，咨回练兵处惩办，并追缴官发历年经费”輨輳訛。这一条很厉害，也是导致以后许多学陆军的革命党人很少在公开反清的场合上露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练兵处《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一出，也有竭力表示反对者。反对者主要在以下四方面对清廷提出了质疑：
（一）官费生每省限额太少。中国面积人口较之英法德美诸国有过之无不及，惟与俄国差一些。如果以军制相比较，俄国有常备军一百二十万人，中国以十八省均分，计每省当有七万人的军队才可达此数。七万人的军队中又分步、骑、工、炮、辎重五军种，而工兵中如电线队、铁道队等，炮兵中如要塞炮、野战炮等又必须别有专门的部队职掌其事。而成一师团中之大联队、中队、小队各长，皆非有切实军事知识之人不能胜任。就中国一省七万人而言，必得自士官以上军官人才七百人，而后才可以组织成一局部像样的兵力。这样，全国合计军事上的人才，则须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人。以今日中国之财政艰难，每省每年遣送七百人，也无尽学于外国之事。但在中国军事教育毫无基础之时，令每省每岁遣送陆军学生百人，实为现今当务之急。即或中小省分无遣送百人之资力，也应该于四年期限内每年遣送五十人，方可收守疆御侮之效。练兵处选派官派武备生既然定期限为四年，在此四年每年之中陆续遣派大省百人，中小省五十人，四年合计起来，也不过数千人，其与一万二千六百之数相去尚远，所以于军事上之职任犹多缺乏，万无可减省之理。
（二）官费生宜免练兵处考察之繁。练兵处与各省相去尽远，必无从考察所选之人的素行，如其寄耳目于练兵处，不如寄耳目于各省督抚。现今由各督抚咨送练兵处再加考察，考察者既不能如各省督抚之就近易周，又徒生万一选派学生不得出洋，又须回省消磨岁月，荒废学务的无奈。而且到了日本后，入校前还有必须检查身格一项，如果练兵处检查后已合格，但到了日本入学例行检查时，竟以不可知的原因导致被剔除，则反足以损伤练兵处的威信。故此，练兵处考察之繁不能不省去。
（三）官费生不宜限定世家官族。天下最艰辛、最危险之事莫过于军人，故陆军学生必其精力强壮，甘耐劳苦，平时则研究学业，临事则抛舍身命，无燕安怠惰之习，无瞻顾畏葸之情。而中国世家官族子弟，自幼娇养，躯干脆弱，起居晏逸，不耐劳苦，其发奋自厉愿学陆军者并无多人，即使在少数之中有出类拔萃者，人家也不愿为伍。练兵处欲以此望之于世家官族子弟，恐数年以后无一真实陆军学生之可用。况且，近代以来，所谓世家官族，并无确然的一定界限。先辈有一二荣达之人，后辈安富尊荣，互相攀引家世自矜，其实与平民有何差别？当学校未立以前，上下所崇贵者曰科甲出身，曰劳绩保奖，两方所出人才，寒贱之士究多，富贵子弟较少，所以不应限制志士的进身之路。练兵处现在反而分别此有名无实之平民和贵族，恐未收学生干城之选，先已启人民阶级之争，这绝非一个国家的所为。所以，决不可限学生必为世家官族。
（四）自费生设禁太苛。自费习陆军者，自筹资本，远涉重洋，非素有学业，志气坚卓者，必不能出于此。此其求学之心当益坚决，其进步必在官费生之上。其利有三：一，官费遣送，各省均有定额，以额满见遣，向隅兴叹者。而被定额排斥在外的人士，岂无性情材质近于军人资格者呢？二，自费学陆军之人，尤当给予异常奖励，即不能奖励，也要破除苛禁，使人人得以自达其学陆军的目的。这样，即可以呼动全国视听，使趋于尚武一途，下令流水，捷如转圜，在朝廷不费擘书之劳，而海内已有从风之势。三，练兵处限制自费生学陆军的缘故，是以排除排满革命之人，岂不知，提防排满革命之风潮，不在于分别自费官费，而在分别其果，为排满革命之人与否。禁制自费，一语既出，即以自费官费划线，自费生皆有自处于排满革命之嫌；而官费生与自费生究竟不过是一形式上的分别，如果官费生内有排满革命者，有何不可？即不学陆军，亦岂不能倡乱？如能开此禁例，则自费生愈踊跃出洋学习军事，在国家不费一钱的情况下，可收无数将校人才之用輨輴訛。
何澄对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以及随后演变成为“吴孙事件”的这场风波，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反思：“余将入清华学校未一月，即罢课，议论此事，年少气壮，不知厉害”輨輵訛。“年少气壮”，是说他并没有做到当时“汹汹不可压抑”的退学返回誓言；“不知厉害”，是指学生运动，终归会被政客利用。
事实上，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及其后续，对何澄以后看待学生运动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何澄给时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二女儿何泽慧去信，表达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
北平既非我有，则清华又能为我有乎？汝读书事或又成问题。中国人（不仅学生）多昧于环境，忽于利害，以为高调可以打倒一切，以为欧美可以抵抗一切，真太幼稚；恐祸在当前，麻木不觉，大难一到，则惟有张惶逃走，可怜可恨，奈何奈何！
“成城入学事件”过后，何澄经常到位于东京小石区西江户川町的宏文学院找去黄兴（此时黄兴仍名黄轸）。黄兴此次来日，系湖广总督张之洞鉴于省城及各府、厅、州、县先后开办中小学堂，师资紧张，特从两湖、经心、江汉三所书院挑选了三十名学生派赴日本学习师范科的。其中，愿学八个月速成师范科的有李熙、卢弼、张继煦、李步青等十二人；愿学一年半速成科的有黄兴、金华祝、佘德元等六人；愿学三年科的有李书城、周维桢、胡铮、陈文哲等十二人。一九〇二年六月初，由武昌知府双寿带队，连同黄立猷、程荫南、易乃观和卢启泰四名自费生一起前来日本。輨輶訛而在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一日，黄兴等二十人便被张之洞从两湖、经心书院选派赴日学习农工商和陆军测量。头一次赴日，黄兴除专心上正课外，还热衷于兵法和练习枪法，立、膝、伏各种射姿，都能完成。而且一到射击操场，“书生余习，一切扫除”。輨輷訛当时，黄兴作过一首《咏鹰诗》，以鹰自况心志：
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
可怜此豪杰，岂肯囚樊笼？
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
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輩輮訛黄兴另给自己定有《自勉规则》六条：一、行动必须严守时刻；二、说话必须说到做到；三、读书须分主次，纵使事忙，主要者不得一日荒旷；四、处理重要事务及文书，必须亲自动手，不得请托他人；五、对人必须真诚坦白，不得怨怒；六、游戏可以助长思想，不应饮酒吸烟輩輯訛。
第二次到日本留学的黄兴还没有剪辫子，也没有革命的声音和举动发出，何澄为什么会常常找黄兴去呢？时在宏文学院普通科的鲁迅对此处看得真切：“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确实也是，何澄从“成城入学事件”中，也看出黄兴此时虽未尝有所表现，实则较之众多“傲然以未来之主人翁自居，然思想无统系，行动无组织，保皇党之余波，立宪派之滥觞杂于其间的留学生”輩輱訛，更能成大事。果然，通过近距离交往，何澄发现黄兴确实是一个蓄志反清闹革命的人：他仍不剪辫子，是为了掩护革命的身份；他仍留意于军事技能的学习，如，课余则请日本退伍军官讲授军略，暇则参观士官联队各种兵操，每日晨起，必赴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是为了实现“救国不独心力，尤以身力为必要；只有挺身杀敌或杀身成仁，才真有力”。这才是一个革命者如雄鹰般的抱负輩輲訛。
由于和黄兴的交往，何澄对军国民教育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