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柳遗事的话外音
明社既屋，两对才子佳人出了大名。一对是侯方域和李香君，一对是钱谦益和柳如是。虽然前者有孔尚任的大手笔为之揄扬，成为《桃花扇》里人，但在清季乃至民国，却远没有钱柳遗事影响大，多少代文人墨客，对钱柳遗事，说了又说。别的不提，现在的学人，大都知道陈寅恪有一部厚厚的《柳如是别传》，言必称“河东君”（柳如是的号）。
钱柳遗事为人所重，不仅因为钱谦益的地位比较高（明朝的探花、部长级的大员、文坛领袖，降清后还是高官、文坛领袖），侯方域虽 有文名，不过是个秀才，改朝换代后参加科考，才混了一个副榜，半个举人；还因为同为才子佳人故事，前一对年纪相若，女貌郎才，郎亦有貌，属于传统戏剧小说里标准的才子佳人，而后者则是老才子和少佳人 的结合，柳如是年方二十许，而钱谦益已经60岁了，双方有近40年的差距，这种差距，至今也令某些人不安。况且，柳如是为秦淮仕女班头， 色艺惊人，从留下不多的诗句和画作看，气韵非凡，的确不让钱谦益多少。这样一个才情不凡的绝色佳人，居然便宜了一个老朽，怎不令人为此吃味？
喜说钱柳遗事者，多半对柳如是感兴趣，扬柳抑钱者多。不只因 为柳是名妓，有色有才，足以充分激起男人们“寡人有疾”的偏好， 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因为柳如是的胆略才识居然远远高过比她年长36岁 的钱谦益。在民族危难之际，人们最感兴趣的恰是这种男女的对比和反 差，有气节、有见识的是女人，大男人反而窝窝囊囊，束手做了降臣。 这里，既有男人和女人的反差，更有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与青楼女子的 反差，在一个特讲究绅士道德的男杈社会，这种反差特别具有反讽的意 味。虽然乐于做这种反差对比的文人们，自己事到临头未必做得比钱谦 益好，但事后说人总是容易些。况且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有喜欢拿男人 开心的传统，编怕老婆的故事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喜欢在编排武戏的时 候，让男人打不过女人，薛丁山打不过樊梨花，杨宗保打不过穆桂英。 钱柳遗事，本质上也是另一种男人被女人打趴下了的故事。
故事其实都是男人编的，中国男人自轻自践的传统，在鲁迅先生写 《阿Q正传》之前，就已经摆在那里了。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好汉， 多在正史的忠义传里，而在戏剧、小说中，他们的形象远不如那些被女 人比下去的男人更吸引人。一些估计也守不住气节的男人，嘲谑另一些 已经守不住气节的男人，拉来女人做对比，在嘲谑中，所有没骨气的男 人在时光中的尷尬悄然溜走，大家踏实地过日子。
其实，见识髙才情也髙的柳如是，真正的心仪之人，还是钱谦 益。毕竟，在那个时代，学识和才情比钱谦益髙的文人，好像还没有出 世。看来，气节并不意味着全部，否则她可以寻一个抗清的死硬分子嫁 了这样的人，在明末并不少见。反过来，真正能欣赏柳如是的人， 也就是钱谦益，也只有他，才能以名绅之身，将一个青楼女子，纳为继 室。柳如是体会到了一个懦弱而天分极高的文人，在大动荡时代的所有 挣扎：有心抗清，却不得不做降臣，顶着贰臣的头衔，忍受着新主子和 旧同僚的白眼，却还跟抗清人士勾勾搭搭，在背地里写些故国之思的文 字，以至于致仕之后还遭逢牢狱之灾，死后他的文集遭到查禁（乾隆 朝〉。这个时候，自己的儿子躲得远远的，只有柳如是陪伴着他。最 后，当他撒手西去之时，也是柳如是以自己的一死，帮助钱谦益那没用 的儿子保住了家产。
显然编排钱柳故事的文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缺憾。人们其实无法 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贰臣、无行的文人，居然会有如此的艳福和幸 运，而这幸运和艳福，来自一个很有气节的奇女子。末世的道德批判， 在一个古老的商女遗事中，悄悄留下了遗憾。到了另一个末世到来的时 候，清末的名妓中，已经根本找不见柳如是的踪影，文人的故事只好 改变基调，开始吹捧名妓赛金花如何跟侵略军头子睡觉，挽救了全城百 姓，但是反过来，也不再拿任何一个男性名士来跟赛金花对比——大概 连自我调侃的勇气都没有了。
不可不读的檄文
檄文本是古人开仗的时候，用以给自家壮胆同时吓唬敌人的把 戏。说某人文武双全，就说他上马杀敌、下马草檄，而且下笔千言， 倚马可待。
说来也怪，古来流传下来的檄文妙品，往往属于失败者一方，陈琳 为袁绍拟的《讨曹操檄》以及骆宾王的《讨武瞾檄》，都是可以选入中 学课本的佳作，连骂的对象见了都击节赞赏，或者惊出一身冷汗医好了 头风病。
前一阵在香港讲学，闲着无聊，乱翻清人笔记，居然发现了一篇这 种吓唬人的妙文，足以跟《讨曹操檄》和《讨武瞾檄》鼎足而三。抄在 下面，供同好者欣赏：
为出示晓谕事，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佘营，训练三 月之久，现由山海关拔队东征。正、二两月中，必当与日本兵 营决一胜负。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十五、六两年所练 兵勇，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 退，能胜不能败。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曰 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惟本大臣以仁 义之师，行忠信之德，素不嗜杀人为贵。念尔日本臣民，各有 父母妻子，岂愿以血肉之躯，当吾枪炮之火？迫于将令，远涉 重洋，暴怀在外。值此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亦所不免。生死在 呼吸之间，昼夜无休息祗候，父母悲痛而不知，妻子号泣而不 闻。战胜则将之功，战败则兵之祸，拼千万人之性命，以博大？ 岛圭介之喜快。今日本之贤大夫，未必以黩武穷兵为得计。本 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 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 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 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 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 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 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法。请鉴前车，毋贻后悔，特示。（大岛 圭介为甲午战时的曰本驻朝公使，当时中国舆论认为他是导致 中曰开战的一个阴谋家。）
这篇檄文出自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湖南巡抚吴大澂之手（很大可 能是他幕僚的手笔），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底（公元已入1895年〉。当 时，北洋水师已困守刘公岛，离覆没不远。而陆军则从平壤一直退到海城。吴大澂在晚清也属于比较开明而且务实的“廉干人员”。在危难时 率军出征，而且带的是武器装备以及训练都远不及淮军的湘军，居然能 够发出如此气壮如牛的檄文，要在战场设立“投诚免死牌”，并要约日 军“接战三次”，让人家“三战三北”，自己则可效诸葛亮，有七擒七 纵之法。
当然，吴大澂的部队，接战还是真的跟日军接战了，并没有说了 不练，只是战绩跟淮军一样，打一"仗败一^仗，二战二北的不是日本人， 而是他自己。开战的时候，我估计什么“投诚免死牌”之类的也没立起 来，投降的日本人，一个都没有，一天管两顿饭以及用轮船送回自然都 谈不上了，倒是被围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全体被俘，被人徒手装在一艘 卸除了枪炮的训练舰上，送了回来。
湘淮军也是中国学西方搞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中日开战之前，中国 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日本军队，不及湘淮军远矣。就连世界舆论，也大 多看好中国，没想到真的动起手来，如此不中用，两军轮番上阵，结果 连一个小胜仗都没有打过。据对阵的日军说，中国兵打仗一上来就乱枪 齐放，等到子弹打得差不多了，就是他们撤退的时候了。看来，“精枪 快炮”，而且“素有准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手里不比日军差的洋 枪洋炮，起的作用，倒更像是过年放的鞭炮。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 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之一0而且引进得相当及 时，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三联书店推出。
陈志让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 学。读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忆篇札，可知道当年的西南 联大，集中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 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褛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 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 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立意甚髙，一点 都不奇怪。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 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它第一次让我们知道，原来近代史除 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 三大髙潮之外，居然还可以这样写。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传神而简洁。从晚清 到民国，从杈力结构上来说，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 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在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 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 作霖次第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 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做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 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赛、严修到梁启超、汤化 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 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静、吴佩孚的 张其镗、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本来，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派 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一边是战争和割据， 一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 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 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都市有了现代 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 化的现代物件，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立 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 会进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
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 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一土匪、流氓、私 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 靠边站。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
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较刀法枪法。即 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 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
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 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 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 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 体，无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 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 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他们中，无 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 非少数。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 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 种西式政体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 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 的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I当了总理 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 了，断然不会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 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批评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 了记者的毛病。
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 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大 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 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法置喙，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 府没法子说了算。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长校之前，接连 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如何，断然想不到治这些 闹事者的罪。大学里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谁也干涉不了，即使在国民党激烈查禁“赤化”的时候，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也是 合法的。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 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民国时期，一方面是军人专杈、军阀割据， 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 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民国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 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 也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国人第一次民主政 体实践的民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 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
清末民初的二政府
这年头，新闻老有刺激人的东西，即使央视的新闻也如此。有一 天，在央视《新闻会客厅》节目做客的河南公安厅厅长说，他们省有些 地方有段时间治安恶化，警察都不敢穿制服上街。
我相信，厅长的话，说的只是河南省个别地方，而且已经是过去时 了，但即便如此，还是让我吓了一跳。
警察是干什么的呢？三岁孩子都知道，抓坏人、维持治安的。一个 地方治安坏到警察都不敢穿制服上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个地方政府 近乎失控，已经由别的什么势力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