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经常强调自己与“时代”之间的距离。他说自己：“我则对于人事俨然明白了更多，终日为一些记忆现象所围困，变成更固持于一己工作，不问世俗成败，同一般所谓时代兴味取分离样子，简直是一个又迂又腐的人了。”(《记丁玲》.《沈从文全集》13卷.95.)也就是他为自己选定了时代边缘化的位置。从这个角度和位置出发，他相信自己能看清时代如流沙般变动的色彩，而始终不为所动，保持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特别是树立一种他所认为的作家应有的创作态度。由此可见，确立了沈从文地位的，不仅是他的作品，还有他留给“作家”这个职业的一种操守。当然，同样是因为时代的原因，这种美好的操守缺失了某些内涵。在沈从文的标准中，作家分为两类，一类是追赶时代的无所作为者，一类是沉默努力的真作家。前一类人兴风作浪，后一类人贡献真正的作品，却注定是时代的“落伍”者。而他自己属于后者。
沈从文在批评中的自我定位是“落伍”。他认为“落伍”的含义有两点，一是作品与艺术接近：“照近二十年来的文坛风气，一个作家一和‘艺术’接近，也许因此一来，他就应当叫作‘落伍’了，叫作‘反动’了，他的作品并且就要被什么‘检查’了，‘批评’了，他的主张意见就要被‘围剿’了，‘扬弃’了。”(《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16卷.499.)他很为那些追求艺术的作家鸣不平，更是在为文学本身鸣不平。为什么追随时代的那些人一定要反对艺术呢？还要干涉那些持个性主张的作家，甚至“围剿”他们。另一点就是作家的态度。那种沉默、诚实、努力，埋头苦干的态度，这是真正的作家必须有的一种品格，也是贡献作品必须有的操守。他谈落伍，特别是自己作为落伍者的品格和心理。既是自信坚定的，也是非常敏感甚至充满了恐惧的。
沈从文具体谈了落伍者所应该具有的品格。落伍者必须在思想和行为上与时代的保持距离：“这喜人好像很沉默，很冷静，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文化人’身份，同时也远离了那种战争的浪漫情绪，或用一个平常人资格，从炮火下去实实在在讨生活，或作社会服务性质，到战区前方后方，学习人生。或更抱负一种雄心与大愿，向历史和科学中追究分析这个民族的过去当前种种因果。这几种人的行为，从表面看来，都缺少对于战争的装点性，缺少英雄性。然而他们工作却相同，真正贴近着战争。”(《一般或特殊》.《沈从文全集》17卷.263.)如果说宣传必须有人做的，是不是作品更得有人做呢。沉浸到真正的生活当中去，有了对战时生活的真切体验，从而有了对这个民族种种的真正认识，然后工作然后创作，这样的人，是不是更需要呢？！他特别强调了“平常人的资格”，“实实在在讨生活”，事情是要做而不是光靠说的。只有这样才能有独立深切的人生思考：“一个人对人生能做较深的思索，是非爱憎取予之际，必然会与普通人不大相同。这不同不特要表现到作品上，还会表现到个人行为态度上！”而且要将写作当成一种追求“永生”的本能，把写作看出“是一种永生愿望。”具体来说：“为的是他的写作，实在还被另外一种比食和性本能更强烈的永生愿望所压迫，所苦恼。他的创作动力，可说是从性本能分出，加上一种想象的贪心而成的。比生孩子还更进一步，即将生命的理想从肉体分离，用一种更坚固材料和一种更完美形式保留下来。生命个体虽不免灭亡，保留下来的东西却可望百年长青。（这永生愿望，本不是文学作家所独具，一切伟大艺术品就无不由同一种动力而产生）。愿望既如此深切，永生意义，当然也就不必需普通读者来证实了！他的不断写作，且俨然非写不可，就为的是从工作的完成中就已得到生命重造的快乐。”(《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12卷.71,72,71.)还要具备在艰苦中做好长途跋涉的能力。“守住一种玩票陈旧规矩，把学习从第一步到终点，当成一个沉默艰苦的长途跋涉。憨而且憨的把人生历史一齐摊在眼前。”(《关于学习》.《沈从文全集》14卷.347.)还须对文学有信仰：“现在可希望的，却是那些或为自己，或为社会，预备终身从事于文学，在文学方面有所憧憬与信仰，想从这份工作上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人，能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参考。他想在他自己工作上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文学者的态度》.《沈从文全集》17卷.52.)他们要将文学看得很高，将自己放得很低。“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把文学当作宗教，要有殉道精神。自己则要担当社会的责任，努力到顽固地去工作。对这种落伍的实干家，沈从文这样界定他们的具体品质：“第一，他们先得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第二，他们既得注意社会，当前社会组织不合理处，需重造的，需修改的，必极力在作品中表示他的意见同目的，爱憎毫不含糊。第三，他们既觉得文学作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作人消极与积极的两种责任皆不逃避。他们从事文学，也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的应当是一些作品，一点成绩，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新文人与新文学》.《沈从文全集》17卷.87,85.)作家要贴近生活贴近人生，要能发现社会人生中的问题，从而表现在作品中。作家千万不要自视太高，放低姿态才能做出真正的成绩。
与“落伍”的姿态有相近含义的是他的“乡下人”情结。沈从文认为“乡下人”的品质正是沉默、实干：“我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的特点照例‘相当顽固’，所以虽被派‘落伍’了十三年，将来说不定还要被文坛除名，还依然认为一个作者不将作品与‘商业’‘政策’混在一处，他脑子会清明一些。他不懂商业或政治，且极可能把作品也写得像样些。他若是一个短篇小说作者，肯从中国传统艺术品取得一点知识，必将增加他个人生命的深度，增加他作品的深度。一句话，这点教育不会使他堕落的！如果他会从传统接受教育，得到启迪或暗示，有助于他的作品完整、深刻与美丽，并增加作品传递效果和永久性，都是极自然的。”(《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16卷.503.)沈从文指出“乡下人”的含义之一是“认真”，《习作选集代序》说到这种“乡下人”式的认真被人当做是傻头傻脑。而这份傻气恰是做事情的认真态度。在《短篇小说》中说“乡下人”的另一个含义是“诚实”。沈从文认为“诚实”是乡巴佬使用的名词，可以用来对抗都市人“玩”文学的态度。在《萧乾小说集题记》中他赞赏萧乾的创作也是认为萧乾身上有“乡下人”勇敢结实，生机勃勃的品格。“这种人也许是个乡巴佬，凡属新文人的风雅皆与他无缘。生活也许平平常常，并无轶闻佳话足供广播流传。思想信仰也许同现社会制度习惯皆显得十分冲突，不能相合，但却有一种更合理更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控制他，支配他，而且在他那些作品中，便表示出他对于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努力。”(《新文人与新文学》.《沈从文全集》17卷.86.)“乡下人”正是那些不为流行观念所牵引，保持着自己扎根土地般的坚定品质的人。
沈从文还用读者的选择和界定来表明自己“落伍”式的独立性。作家都想得到尽可能多的读者：“‘得到多数’虽已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在文学发展中，倒也许正要借重‘时间’，把那个平庸无用的多数作家淘汰掉，让那个真有作为诚敬从事的少数，在极困难挫折中受试验，慢慢的有所表现，反而可望见出一点成绩。”(《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16卷.500.)他却要有意放弃大多数的读者：“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这自然是真事。‘落伍’是什么？一个有点理性的人，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但多数人谁不害怕‘落伍’？我有句话想说：‘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人们都太害怕“落伍”，沈从文放弃了那些心理总在计较自己是否落伍的人作自己的读者。他的“落伍”的姿态是很坚定的，不要那些不同道者的赞赏，也不害怕他们的批评。他也放弃了大多数的批评家和理论家。“正因为关心读者大众，不是便有许多人，据说为读者大众，永远如陀螺在那里转变吗？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他只选择那少数真正愿意懂他的作品的人：“从作品了解作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一个诚实的作者若需要读者，需要的或许倒是那种少数解味的读者。作者感情观念的永生，便靠的是那在各个时代中少数读者的存在，实证那个永生的可能的梦。”(《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12卷.73.)沈从文对于自己的读者有明确的选择和界定：“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是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8卷.57,58,59.)他认为自己作品做好的的读者应该是那些没有被所谓观念所束缚，想真正了解社会的年轻人。
对于“落伍”的姿态沈从文既有充分的自信，也有很大的恐惧。他指出了自己的这种姿态的本质：“我的不入帮态度有时近于拆台，我的意见又近于不喝彩，而我的写作恰恰又‘都要不得’。”(《政治与文学》.《沈从文全集》14卷.254.)这必然会将批判的矛头引向自己。这样的“落伍者”可能会丧失写作的权力。“过去十年新文学运动，和政治关系太密切，在政治不稳定时，就得牺牲了些有希望的作家。又有些虽然还好好地活着，因为‘思想不同’，就受限制不能好好的写他的作品发表。又有些因为无从在比较自由情形下写作，索性放下原有工作去弄政治。”(《小说与社会》.《沈从文全集》17卷.304.)他特别害怕这种统治文坛的力量的发展会影响到很多作家创作的权力和自由。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初，沈从文就写下了《十年以后》表示对文坛被独霸的恐惧和自己失去创作权力的恐惧。沈从文比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对文坛的关注程度要密切得多。他一向认为文坛的某些导向会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比之于同样是将创作当做第一生命的老舍有很大的不同。老舍向来只关注如何写，不特别在意文坛的动向和变化，可谓是沈从文所推崇的那种真正沉默努力写作的“呆子型”的作家。老舍一直能抓住时代的讯息，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才华，在任何情形下创作都不会受阻，直至生命的终结。沈从文则一直非常在意文坛的各种动向，极力批判具有集体意味、时代意味的发展倾向，认为这些倾向会影响甚至限制不同倾向作家的创作，并最终导致他们无法创作。他的文论和各种杂感几乎都集中在对文坛的批判上，致力于作家创作自由的倡导。但批判的对象总是指向左翼文坛。《十年以后》是比较集中地体现他这种思想的文章。
《十年以后》针对的是1929年左翼发起的革命文学的论争。沈从文设想了这种文坛倾向十年以后给整个文坛带来的结果。他认为这种情势发展的结果是十年以后的文坛被“正宗”、“信仰”、“集体”一统天下，排斥一切异己。“有人说，时代只把人带到呆路上去。这话就是呆话！因为时代的转换，从西方，从东方，平空来了无数名词，人不聪明是连名词也无从弄清楚吧。艺术主观性是不能其独立了，‘集体’的意义，用在中国农民身上还无从成立，先在文学作者方面把这名词坚固证实了。”在此情形下，属于正宗的，享有一切，异己者则斥为贼，剥夺写作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他极力夸大所谓“文艺复兴”的功臣们的坐享其成，无所作为，甚至女作家大量涌现。作家中“旦角”、两性作家大受欢迎。上海作家有了法国式的沙龙客厅。其实当时文坛有沙龙客厅的只有和沈从文关系极其密切并深被他推崇的新月派。相应于这种文坛的社会现状是一切对立矛盾的双方都讲了和：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知识阶级，资本家和社会运动者。而最需要改变命运的下等人则仍然是各安其命，任命运来支配其苦难的生活：“本来就并真正没有为高等人同情过，认识过，帮助过的某阶级人，如今是仍然让命运来支配，他们生活，或者挖矿，或者拉车，或者卖淫当娼，是照旧的生活下来。”由此可见，沈从文不仅对文学运动充满怀疑和不满，对革命也一样充满了排斥性。他不相信文学运动能推动文学的发展，他更不相信革命能给社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观。而是认为，文学运动的成功只能是从事文学运动者个人的成功，革命的成功也只能是革命者个人利益的获得，对那些真正需要改观的下等人而言则毫无意义。下等人“明白了他们是合当左肩扛上劳顿右肩担上侮辱”地生活，所以更安分了，沉默了。而艺术家“明白这时代应当牺牲个性，所以他们沉默了，规矩了”。沈从文对“个性”的理解其实也是狭隘的。他认为写人性就是个性，写阶级性就是放弃个性。他认为在这样的时代，多数人都规矩了，不规矩的就会被排斥，而少数的呆子则成了真正的“落伍者”！沈从文认为那些不追随时代步伐的落伍者才是个性、自由的真正拥有者，是真正的反抗者。“大的时代在进展。时代的进展，把一切物质发明供给了上等人，在为人意义上更见其为上等了。”“‘落伍的人啊，你该死！’这是一九二八年，中国革命家或革命文学家的口号之一，谁知仍然适用到十年以后。”沈从文以与左翼批评家一样激进的思维和语气写了这篇文章。他最反对的不是这个时代、社会的不合理，而是某种文坛或革命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