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对于左翼的批评集中在其政治化的倾向和特征上。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文运的重建》、《纪念五四》、《小说作者和读者》等文中，沈从文把文运的堕落指向文学和政治的结缘，并指出是在“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革命文学的兴起的时间。“1929年后，在朝在野的双方着手经营新文学，使文学成为政治的一翼，‘属于左翼则明显只要用来作工具，点缀政治场面’。”(《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沈从文全集》17卷.176)《窄而霉斋闲话》也是反对将文学当做“用具”，认为普罗作家就是将文学当做“用具”，当“玩具”，他们的作品是“虚伪的坚实”，是“呼喊”，而这就是左翼作家的法宝(《窄而霉斋闲话》.《沈从文全集》17卷.39.40.)。虽然沈从文的批评也包括国民党领导的“三民主义文艺”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但因其并没有在文坛真正立足，他还是把矛头主要指向了左翼文学。他提到了文学的“工具化”，工具、用具、玩具所指都是失去了文学性的文学发展导向。沈从文并不反对文学上的功利主义，但他的功利主义的本质还是非功利性的。“我初不反对人利用这文学目标去达到某一目的，只请他记着不要把艺术的真因为功利观念就忘掉到脑后。政治的目的是救济社会制度的腐化与崩溃，文学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活动，以及代表一个民族心灵真理的寻找。”(《杂谈六》.《沈从文全集》14卷.27.)所以，文学政治化的危害不在于其功利主义主义目的，而在于取消了文学的特殊性。左翼文学确实主张文学的工具化。郭沫若的《留声机器的回音》就主张文学是宣传，是“留声机器”(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化批判》第3号.1928)。但左翼批评家自身也在对过度工具化进行反思。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中说：“钱杏邨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提出文艺的政治化，而在于他实际上取消了文艺，放弃了文艺的特殊工具。”(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在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论争中，茅盾也曾说过对于左翼文学自身的问题，左翼批评家早已经发现并一直在想各种办法进行矫正了(茅盾.《关于“差不多”》.《中流》第2卷第8期.1937.)。
沈从文更加反对艺术附属于政治的局面。他对于任何限制作家自由创作的力量和趋势都过分敏感。从他写于1928年的《杂谈六》、1929年的《十年以后》等针对左翼文学的批评文章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于还不成气候的左翼文学最终对文坛的统制作用有极强的敏感性。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十年以后》批评的是一种势力独霸文坛的局面，使得不是同道的人永远失去了创作了权利。《杂谈六》也是在强调一种主张独霸的文学发展狭窄化的趋势。“在人人为一种新旧思想冲突中，有那感着政治的嗜好普遍形势时代，谈艺术也得附属于政治下面，（这艺术假若我们又认为不是应当受什么小小拘束的东西，）这结果，纵有好东西，也不过是也似乎的宣传品罢了，那里能说？然而大家在此时却如此的大喊，要合社会，要合时代思想，还要什么什么。不合则不算。于是刀呀枪呀爱呀打成一片，算是时髦东西，作这个的不论他作得是怎样坏，也认为伟大。也没有所谓深一点的意思在东西里面，只是血或什么的字样倒并不少；正因为这个就算是艺术与人生联成一片了。还有些，则只是口号，也以为是自己在左边走，而其他不喊的则全是坏东西了。把文学观念看作这样惊人的浅薄，是正有着不少的人的。这类人见解高一等点儿的，也免不了以为不写苦恼惨酷便算不好文章。文章真是这样狭？若果是这样的狭，我想上千年来中外无数的作者大致全是为这范围逼死的。”他认为，文学若附属于政治，就会成为没有文学品质的宣传品。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只容许一种声音的存在，不同路的都是坏的。这样文学的发展的空间就太过狭窄，而作家则会被这种狭窄的规范逼死。沈从文的言论也是颇为激烈的。这是他和京派其他批评家的不同。左翼文学的这些品质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对于文学的自由和多样化发展确实是多有钳制的。沈从文提出，文学和政治至少应当是一种“平列”关系，“文学的结果，若是真在走到真与美的一条路上去的，则我们也应相信文学的思想至少应当把它放在与政治行为上平列。强说归纳到最平常的社会行为力去，作一种工具，这文学很难使人有那伟大信心。这也绝不会伟大的。”(《杂谈六》.《沈从文全集》14卷.26.)他还是在极力维护文学的独立性和作家创作的自由。《政治与文学》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更为清楚。他批判了文坛是政坛的缩影的现象和有集团独霸的企图文坛的倾向。“文学作家归入宣传部作职员，这是现代政治的悲剧。文学上的自由和民主，绝不是去掉那边限制让我再来统治。民主在任何一时的解释都包含一个自由竞争的原则，用成就和读者对面，和历史对面的原则。文学涉于创作，没有什么人在作品以外能控制他人的权利。”(《政治与文学》.《沈从文全集》14卷.253.)他认为政治侵略了文学，剥夺了文学的自由。并提倡以作品来展开自由竞争，而不是靠主张上的宣传和争取。
他对左翼文学的批评还体现在他认为左翼文学本身的发展非常不成熟。他认为左翼文学没有成熟的作品。他说过“普罗文学”只是“一个没有作品的政治意识名词”(《文运的重建》.《沈从文全集》12卷.81.)。认为左翼文学的政治化倾向也会毁了作品的质量，“文学作品成了政治点缀物，由表现真理而转成解释政策，宣传政策。”(《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沈从文全集》12卷.48.)只有宣传和解释作用的作品是无风格可言的，“作品在文体上无风格无性格可言，这也就是大家口头上喜说‘时代’意义。文学在这种时代下，与政治大同小异，就是多数庸俗分子的抬头和成功。”(《小说作者与读者》.《沈从文全集》12卷.70.)可见沈从文的批评指向多为左联领导下的左翼文学运动，但他对于左翼文学的真正成就也明显是忽略的。他从左翼文学的主要构成者之一，创造社成员的缺陷来批评左翼文学的实质。“他们缺少理智，不用理智，才能从一点伟大自信中，为我们中国文学史走了一条新路，而现在，所谓普罗文学，也仍然得感谢这团体的转贩，给一点年青人向前所需要的粮食。在作品上，也因缺少理智，在所损失的正面，是从一二自命普罗作家的作品看来，给了敌对或异己一方面一个绝好揶揄的机缘，从另一面看，是这些人不适于作那伟大运动，缺少比向前更需要认真的一点平凡顽固的力。”(《论郭沫若》.《沈从文全集》16卷.157.)他认为创造社成员缺少理智，缺少做事情的认真和坚持。由他们发展而来的普罗文学不可能取得像样的成就。他说创造社作家是“由上海创造社作大本营，挂了尼采式的英雄主义，或波特莱尔的放荡颓废自弃的喊叫，成了到第二次就接受了最左倾的思想的劳动文学的作者集团，且取了进步的姿态，作高速度的跃进。但基础，这些人皆是筑于一个华丽与夸张的局面下，文体的与情绪的，皆仍然不缺少那‘英雄的向上’与‘名士的放纵’相纠结，所以对于‘左倾’这意义，我们从各作者加以检察，似乎就难于随便首肯了”(《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沈从文全集》16卷.193.)。认为创造社作家接受的是尼采和波特莱尔的影响，和左翼文学难以实现真正的衔接。且创造社作家都是一些持英雄气和名士气的人，华丽夸张，不适合踏实做事。批评左翼文学从源头上来说就是非常脆弱的。沈从文还认为左翼文学并没有真正的现实基础，不是自己发展起来的，而是“转贩”而来的，是简单的模仿。他认为1927年以后，中国的革命文学是受翻译文学，特别是从日文转译的翻译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左翼文学是“转贩”来的。只是一些简单的模仿，“读高尔基，或辛克莱，或其他作品，又看看杂志上文坛消息，从那些上面认识一切，使革命的意识从一个传奇上培养，在一个传奇上生存，作者所谓觉悟了，便是模仿那粗暴，模仿那愤怒，模仿那表示粗暴与愤怒的言语与动作。使一个全身是农民的血的佃户或军人，以夸张的声色，在作品中出现，这便是革命文学作品所做的事。又在另一方面，用一种无赖的声色，攻击到另一群人，这成就，便是文学家得意的战绩，非常的功勋。作者中如蒋光慈，批评者中如鲁迅，是那么为人发生兴味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沈从文全集》17卷.34.)左翼文学的发展是对高尔基等作家的简单模仿，革命意识本身都是值得怀疑的，而所写的农民和军人也都非常不符合现实。而且，革命文学的阵营自己还不能够团结，认为他们的论争和联合是一种“朝秦暮楚”、“东食西宿”的现象(《文学运动的重造》.《沈从文全集》12卷.293.)。《禁书问题》谈到左翼文学的兴起和发展缺乏本民族的基础，是转贩来的，所以在理论上也是很缺乏的。左翼作家自身过着“缺少自由缺少衣食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没有余暇来做真正的文学理论的研究。“正因为便是左翼也还缺少一种具有我们这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知识的文学理论者，能作出较有系统的理论与说明，致从事于文学创作的，即欲以唯物论的观念为依据，在接受此观念之际，因理论者的解释识见的不一，致作者对于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无所适从之概。三数年来的挣扎努力，予反对者以多少借口，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时又予作家之群以多少的牺牲！”他认为移植来的文学观念必须经过修正才能用得其所。而左翼作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难免令人失望。“多数人对于左翼文学的明日，感到在希望中光明的缺少。即或从国际方面他们还有可以相互呼应处，在租界上最小范围内他们还依然能够存在，对中国前途的利害，不至于如鸦片烟公然的流行，与其他种种现象的可怕，也是极显然的事情了。”(《禁书问题》.《沈从文全集》12卷.67.)沈从文不认为左翼文学是一支非常有力，有希望的新生力量。他的批评固然都有道理，但缺乏对一种新生力量的宽容，也没有看到左翼文学的真谛所在。一位号为“灼人”的人给沈从文的信颇能说明这点：“先生以为‘时下诗人’的诗作‘表面活泼’‘内容贫窘’，大概是你不大了解它的内容或者缺乏这种思想与生活经验所致。”“灼人”以七月派诗人的诗歌为例来回复了沈从文的质疑：“你说‘诗必须是诗，征服读者不是强迫性而近于自然皈依’。这话倒很有意思，也可以窥见你对于‘时下诗人’那种意志的燃烧和打鼓样的情感感到害怕。一个冷静的漠然的艺术家只能够在柔和的微风与温暖的阳光下去制造艺术和欣赏艺术，如果艺术品带有风暴的性质或强烈的光芒，就有被强迫的感觉。如果一位读者读一读‘时下诗人’的诗，就感觉被强迫，证明他还不懂得一点诗的艺术，只是他的思想认识和勇气太缺乏了。有思想认识，勇气和经历过生活风波的人，对于这种‘强迫性’的诗，我想他不会感到强迫，只会被深深地激动。”(《灼人先生的信》.《沈从文全集》17卷.444.449.)“灼人”指出沈从文对于左翼文学的态度的本质是惧怕，是对不同的艺术风格的排斥。
沈从文认为左翼文学的流行是商业的运作的结果。《南行杂记》说过左翼文学每篇小说都不离“穷”、“革命”、“枪炮”、“女人”，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时尚，影响到当时整个的创作风气，因此才大受商家的欢迎。在商业助阵的情形下，左翼文学才发展起来。“一万块钱或三千块钱，由一个商人手中，便可以定购一批恋爱的或革命的创作小说，且同时就俨然支配一种文学空气，这是一九二八年以来的中国的事情。”(《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16卷.198.)《记胡也频》也谈到普罗文学的兴起是几个眼尖手快的商人的促成的。在《我们怎么样去读新诗》中批评蒋光慈也是认为他的成就是书贾凑热闹的结果。在《记丁玲》里提到，左翼文学的失势是政府和商人两方面合作的结果。商人退出了，左翼文学也就消歇了。左翼文学作为当时的一种先锋文学，其兴起和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革命进程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固然商家看到了其影响力，也确实在推动左翼文学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把左翼文学的兴盛和商家的运作直接联系起来就太表面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