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相交，其实就一个“缘”字。要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投味，彼此都有喜欢对方的地方。按常理说，当时的陈翔鹤与沈从文是难成朋友的。
陈翔鹤1901年3月19日出生在四川省重庆市，虽然比沈从文只大一岁多，可陈翔鹤从小学、省立中学一直到1920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再到1923年转学北京大学研究生班、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他这一路走来，与沈从文的经历显然是天差地别的，尽管如此，彼此的相互喜欢，还是使他们成了朋友。
第二次他们相遇时，正好是一个暖阳流溢的中午。沈从文在阳光里啃馒头，陈翔鹤在远处的树荫下看书，他们的目光遇上了。一个把书拿在手上，一个把馒头拿在手上，他们都微笑着朝对方走去。
“你吃吧，接着吃吧。”
沈从文憨憨地笑着点点头，把剩下的半个馒头，一下子全塞进嘴里。
陈翔鹤看着他饱口大嚼地吃完，替他松了口气，说：“你真像条蛇，能吞下比自己还大的东西。”
“你还真说对了，我小时候个小精瘦，机灵滑稽，常常逗得山寨中的老少们捧腹大笑，他们就都叫我‘沈蛇崽’。”
“还真有这事？”
“真有。”
“说说你小时候的事。”
朋友想知道的事情当然要如实回答，沈从文打开了记忆的大门：小时候家境还过得去，有书读，自己却不珍惜，而只顾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还自作聪明地把书包藏在土地庙里，交由菩萨来给看管，自己尽兴地整天去看戏。结果，菩萨不高兴，就把书包送给别人。戏看完了沈从文才发现，急了好一会儿对菩萨说：书包不见也不是什么大事，我本来就不想背书包。话既然这么说出来了就只能离开，第二天又只得硬着头皮去上学。刚进校园，就遇见了毛先生，“昨天到哪里去了！”他面带怒色大声责问，沈以文如实回答。
他所做的事情已经让毛老师很是生气，一副无所谓的神态更让毛老师火冒三丈，结果他被罚他跪在那株楠木树下，跪了半个小时才起来。
“你恨不恨老师罚你跪树下？”
沈从文坦然地迎着毛老师的目光说：“当然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
“可我怎么就觉得是你自己在侮辱自己呢！你撅嘴，我知道你不服气，可我还是要告诉你：树木都知道往上长，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求上进，不能自轻自贱，要自尊自贵；你如果能自尊自贵，不仅仅是我，谁也没法侮辱你。你自己可以去想想，我能无缘无故地去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跪到这树下来吗？”
毛老师说着一指远处在上体育课的学生，然后一甩手走了。
“那是一个好老师，你遇上他是你的福气。后来，你就专心读书了是吗？”陈翔鹤听了问道。
沈从文摇摇头。
“还不改？”
“不是不改，是后来我就与学校无缘了，父亲在北京出了事，家道衰落，我只能去当兵了。”
不幸的经历人人都有，能让人赏识的，是对不幸的态度，一种充满活力不屈不挠的生命魅力。正是这一点，陈翔鹤喜欢上了沈从文。不久，一群嗜好相近相同的人也都喜欢上了沈从文，他们有刘梦苇、冯至、左恭、杨晦、黎锦明、王三辛、陈炜谟、赵其文、蹇先艾等等，其中德文系的冯至、英文系的陈炜谟，成了沈从文这个旁听生无话不谈的朋友。
冯至生于1905年，比沈从文小三岁。十八岁时就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组诗《归乡》，当时陈翔鹤与陈炜谟正组织成立浅草社，正是这首《归乡》引起了浅草社众人的注意，约冯至加入浅草社。
我有一颗明珠，深深藏在怀里，恐怕它光芒太露，用重重泪膜蒙起。
我这颗明珠，是人们掠夺之余；它的青色光焰，只照我心里酸凄。……
我不能容忍了，我把我的胸怀剖开，取出血红的心儿，捧着它到人丛处。……
夜深了，神啊——
引我到那个地方去吧！
那里无人来往，
只有一朵花儿哭泣。
……
在北大的绿树花间，陈翔鹤高声朗读着冯至的组诗《归乡》，把她的作者介绍给沈从文。
作为诗人的冯至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诗篇，他与卞之琳一起被认为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派大家。鲁迅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褒扬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听了冯至的诗，沈从文非常钦佩地望着他，憨憨地笑着：“比我还小，就写出这么棒的诗，还就能出版了。”
“你能欣赏我的诗，我真高兴。”
“我也写过诗。”沈从文张嘴说出这话，脸竟然有些红起来。
冯至来到他面前，坚持地说：“快读出来，让我也听听。”
“我忘了。”
“忘了！”冯至有些不信地望着沈从文，就连陈翔鹤的目光里也有疑问。
沈从文急了，说：“真是忘了，这已经有好几年了。”
“你才多大，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十七岁时创作的第一首诗《绿衣人》，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你写诗比我还早。”
“没有你早，我是十九岁时写那些诗的。”沈从文稍稍犹豫了一下，开始讲那一年在当地的团防局做税收员的事情。他似乎忘了那个骗了他千余银元的弟弟，却仍然记得自己深爱过的他的姐姐——一个明慧温柔的女孩，只看了她一眼，就再不能忘怀。于是，就为她写了许多诗，许多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旧体诗。
冯至听了，一笑之后，立刻又忍住了，望着衣衫单薄的沈从文说：“你真直率，又这么善良，我们交个朋友好吗？”
“太好了！”沈从文有些激动地望着冯至，又问：“你认为我善良吗？”“当然，一个能真爱的人，绝对是善良的。”
陈炜谟生于1903年，比沈从文小一岁。1921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兼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课，是一个忠诚、坚韧、甘于寂寞的学人和作家，一生都在追求光明和进步。
1980年8月10日，沈从文在回忆自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在北平的一段生活时写道：
我就是在这时节和翔鹤及另外几个朋友相识，而且比较往来亲密的。记得炜谟是北大英文系高材生，特别受学校几位名教师推重，性格比较内向，兴趣偏于研究翻译，对我却十分殷勤体贴。……正因为我们性情经历上不同处，在相互补充情形下，大家不只谈得来，且相处极好。……回溯半世纪前第一阶段的生活和学习，炜谟、其文和翔鹤的影响，显明在我生长过程中，都占据一定位置。我此后工作积累点滴成就，都和这份友谊分不开。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成就里，都浸透有几个朋友淡而持久古典友谊素朴性情人格的一部分。（沈从文.沈从文文集12[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55-258）
除了北大的这些学人，经过姐夫田真逸的介绍，沈从文结识了董秋斯，并通过董秋斯开始与一批燕京大学的学生结识交往。
董秋斯1899年出生，是个文学翻译家。他翻译的《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著、《高原牛的家》奥兹本著，《战争与和平》列夫·托尔斯泰著，《士敏土》革拉特珂夫著，《红马驹》（斯坦贝克著）《跪在上升的太阳下》（加德维尔等著）《卡尔·马克思》（布罗代尔著）《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传》（欧文·斯通著）《烟草路》（欧斯金·考德威尔著）等名著使今天的年轻人还记得他的名字。
沈从文与董秋斯结识，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沈从文去看望姐夫田真逸，碰巧董秋斯也在那儿。出于礼貌，田真逸给他俩相互介绍：“这是我的同学董秋斯，这是我的内弟沈从文。”
两个陌生的青年相互点点头后，又碰巧有人来唤田真逸去有急事，他于是便托董秋斯陪陪自己的内弟。还有一个中午的时间，董秋斯灵机一动，便请沈从文去看电影。一进电影院，沈从文就急忙抢到前面，选中前排两个座位，回头向远远落在后面的董秋斯招手，着急地说：“赶快过来！”
“这个乡下人，看电影可不是看戏那样座位越靠前越好。”董秋斯心里虽然这么想着，还是上前坐在沈从文身边。
“我当兵那会儿，每次有戏看，总能挣到第一排。”沈从文有些得意地说。
没想到田真逸的这个内弟对都市生活这么缺乏常识又这么憨态可掬，董秋斯忍不住笑了。沈从文扭过头来看他，董秋斯便岔开话问道：“当兵很刺激吧？”
沈从文非常认真地摇了摇头。
看着沈从文肃然的样子，董秋斯突然感到眼钱的这位乡下人似乎并不只是憨厚和可笑，便问他：“能说说吗？”
“我干的是土著部队，在那里，只能看见烧房子、杀人、强奸妇女这些个犯罪记录，当然也可以从中了解这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
沈从文严肃地点了点头，开始给董秋斯描述他九岁那年亲眼所见的杀戮几千名无辜农民颜色鲜红的图画。
董秋斯听得入迷了，因为电影开始，沈从文这才停止了他的叙述。
电影好不容易结束了，董秋斯又迫不及待地让沈从文接着讲他当兵的事、小时候的事，临了董秋斯也坦诚地给沈从文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小的时候我家里穷，只能穿破破烂烂的布鞋去上学，学校里的富家子弟，穿的都是皮鞋。上体育课，先生喊“立正”，富家子弟两只皮鞋一碰，“啪”的一声，气派得很，先生就给好分数。我听到“立正”，踢踢踏踏的站都站不稳，先生便皱眉头，给个不及格，有时还引来同学一阵哄笑。
沈从文听了没有笑，而是神色肃然地讲起家乡的贫困，讲起贫困中人的正直和骨气，就这样，他俩相识了。没过几天，董秋斯就忍不住托人邀沈从文来燕京大学聊聊。沈从文来了，他们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聊起来。夜幕来临，沈从文就睡在董秋斯独住小楼的地板上，与董秋斯彻夜长谈。俩人一刻不停地天上地下地谈了一整夜。到第二天白天，董秋斯感到有些支撑不住，可一到晚上，他又禁不住这种谈话的诱惑，与沈从文再继续谈下去。
俩人轮流畅谈自己往日的所见所闻所感，沈从文除了讲述自己的经历，更多是介绍湘西的种种民情风俗，于是一个奇异的世界在董秋斯面前展开，听得他倦意全失。只不过，最能将他俩的心圈到朋友分上的，还是沈从文那对过往经历的看法。清军对乡下苗民的血腥屠杀，使沈从文愤慨不已，他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自己内心的感受：“对那些滥用权力的刽子手，我实在是恶心！”
一个人少年时的感受是强烈的，这强烈的感受影响了沈从文的一生。“在无形中就不赞成这种不公正的政治手段。到了我能够用笔来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我就反映这个问题。”多年以后沈从文坦率地说。
后来，董秋斯成为共产党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还当过周恩来总理的外交秘书。而沈从文，终其一生，都不能自觉革命，就源自于他少年时期就厌恶流血的看法。
那时候，董秋斯与沈从文一连谈了三个晚上，双方都把对方视为知己。董秋斯为人诚爽，人缘儿特好。因为董秋斯的缘故，沈从文由此结交了不少燕京大学的朋友，并在生活中得到他人无私的帮助，以至于1981年《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问及他这段往事时，沈从文回答说：
当时住北大附近公寓的相熟同学间，几乎过着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生活，相互接济是常事。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对我很关心，我常和他们一起在沙滩附近小饭馆里同座共食；燕京大学也有熟人。董景天（即董秋斯）是我在那里最先认识的朋友。他是姐夫田真逸中学时的同学，由于他的介绍，我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司徒乔、刘庭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焦菊隐、刘潜初、樊海珊等人。当时，董景天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按惯例兼任校长室秘书。我去燕大时，晚上就睡在他独住的小楼地板上。他曾当掉自己的西装，特地为我买了一双新鞋……每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便成了他们的“不速之客”，在那里留宿三五天是常事……八个朋友毕业后返乡，北伐高潮期间，其中六人做了县农会主席。随后“马日事变”一来，在国民党“清党”时一同牺牲了。燕京大学的朋友，除董景天，后来也陆续死于中国社会的各样变故里。
北京炎热的夏天终于过去了，新的学年开始，沈从文已经是朋友遍大学了，不仅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农业大学也有。繁华大都市北京，穷学生到处都是，人们在学校见到衣衫褴褛的人，一点也不奇怪，许多人为沈从文的经历和憨劲所吸引，都愿意跟他交往，并给他以帮助。
常常在学校开馆的时候，有人就会想到沈从文，跑来唤他：“走，一起去。”于是，沈从文这一顿的问题就解决了。偶尔也会暂时地被人遗忘了，这时沈从文就得忍过一顿，撑不下去时，他就会在开饭前主动到“朋友”的宿舍去拜访，结果一顿的问题又解决了。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主动去“拜访”的，都是些得过他帮助的人。这些人大多还算有钱，学业上却很一般，常需要沈从文替他们写写作文，做做家庭作业试卷，或者代写一封情书。有一次，沈从文甚至代替一个学生参加考试，结果不但及格，还得了三角五分钱奖金。好在那同学正直大方，把奖金给了沈从文说：“这是你应得的。”
沈从文这回不但得了三毛五分钱，更得了份自信。我这乡下人，并不比他们差啊！他在心里喊着，高举三毛五分钱使劲地晃了晃。这天，沈从文不用谁来唤他，更不用去“拜访”谁，手上有钱了，十分快乐地在校门外的路摊上买了三个烧饼，津津有味地嚼着。
陈翔鹤与冯至来了，俩人一路东张西望的，像是在寻找什么。沈从文一下子看见了，忙迎了上去。
“问了几个人，听到你今天发了点小财，我们就知道你在校外了。”陈翔鹤笑着说。
“你们真可以做侦探了。”沈从文对冯至憨憨一笑，望着陈翔鹤说，“走，我请你们去吃碗面。”
“你以为我们是来让你请客的。”冯至笑着问。
“是不是都让我请一次，我有钱了。”
陈翔鹤知道他就有三毛五分钱，听他一本正经地说“我有钱了”，忍不住想笑，但还是忍住了，说：“我们是来邀你去听课的。”
“特意来找我去听课，一定是好课。”
“这还用说，今天周教授开讲‘中国小说史’。”
冯至说的周教授就是当时已经名声赫然的大文人周树人，笔名鲁迅。陈翔鹤与冯至都是鲁迅讲堂里的忠实听众，对鲁迅都很崇拜，以至后来陈翔鹤特意写了《我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对鲁迅赞扬不已；而冯至则专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以后又常到鲁迅家拜访。
鲁迅对陈翔鹤与冯至的评价也非常高，认为陈翔鹤他们当时办的《浅草季刊》“向外，在摄取异域营养；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还认为陈翔鹤与杨晦、冯至、陈炜谟等组织的“沉钟社”“是当时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他说：“看现在文艺方面有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对于冯至，鲁迅则褒扬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令人遗憾的是，对沈从文的好友陈翔鹤与冯至都很欣赏的鲁迅，却因为种种原因，一辈子也不曾跟沈从文有过半点往来，两个现代文学巨匠失之交臂，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憾事。
当沈从文跟在陈翔鹤与冯至走进大讲堂时，里面早挤满了前来听课的学生。不一会儿，讲台上的侧门开了，一个身着黑色上面还补了补丁的长衫，四十出头的男子走上来，他个子不高，蓄着平头，嘴唇上留着胡须。
“他就是鲁迅！连个讲义教案都不带？”沈从文忍不住问。
陈翔鹤用目光止住他。
讲堂里鸦雀无声，鲁迅用抑扬顿挫的声音，开始了他的开场白：“《中国小说史略》已印制成书，你们可去看那本书，用不着我在这里讲了。”
开场白过后，鲁迅开始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讲解；讲台下的学生们，一个个如逢甘露，瞪眼竖耳，全神贯注，生怕少听了一个字。
那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一书。鲁迅是边译边印，然后把印成的“清样”课前先发给学生。鲁迅的课却并不按“清样”讲，而是把范围拓展得非常广泛。
冯至后来回忆自己在1924年暑假听鲁迅“中国小说史”课的这段往事时说：讲到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时，鲁迅“用沉重的声调读小说里重要的段落，不加任何评语，全教室静息无声。等读到那条失去的项链是假项链时，我好像是在阴云密布的寂静中忽然听到一声惊雷。”
鲁迅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中肯而剀切，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谈到秦始皇帝时，他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帝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
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冯至最后对鲁迅的课评价说“他讲课时，态度冷静而又充满热情，语言朴素而又娓娓动听，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都能入木三分，他的言论是当时在别的地方难以听到的。”
从讲堂出来，仨人都很激动，沈从文连声说：“真是胜读十年书，胜读十年书。”
陈翔鹤和冯至听了，都看着他笑。
“我还是请你们去吃碗面条吧！”沈从文又一次重复邀请。
冯至摇摇头说：“我要去看郁达夫先生。”
沈从文听到郁达夫的名字有些耳熟，他马上就想起来了，激动地说：“你说的郁达夫先生是不是《沉沦》的作者？”
“正是。没想到你还看过《沉沦》。”
“你什么时候认识郁达夫先生了？”陈翔鹤也问冯至。
“北大刚派经济系教授陈启修赴苏联考察经济，就请了郁达夫从上海来北京，代替陈启修讲授统计学。有一天让我给碰上了，聊几句就认识了。郁达夫先生对人很有同情心，非常热情，喜欢帮助他人。刚认识，他就向我推荐了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我想把它译成中文，特去请教郁达夫先生。”沈从文听了，羡慕地望着冯至。
几天之后，或许是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陈翔鹤与沈从文几乎同时开始小说的写作，还一起到书店去购买鲁迅的小说集《呐喊》。
在书店里，陈翔鹤和沈从文都拿着《呐喊》翻了一会儿，然后拿在手上，差不多同时去掏钱。陈翔鹤掏出一个银元，沈从文掏出一个又一个铜板，才刚掏出三个时，陈翔鹤已把银元递进柜台说：“两本一起付款。”
沈从文见了，着急地喊起来：“我有钱，一本书的钱还是有的。”因为着急，几个铜钱撒在地上，引得柜台里一阵笑声。